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史潮与学风前言前言学者治学离不开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有大小之分，其小者即个人的工作条件，而其大者则为其所置身其中的时代。学者治学不能脱离时代，正如胎儿不能离开母腹一样。《红楼梦》中的妙玉，自称“槛外人”，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正如鲁迅先生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说到一些生活在虚幻之中的人时所说的那样，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时代对学者的影响，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潮流，一是学术风气。所谓学术潮流，是学者生活的那个时代带有普遍性的治学倾向，这通常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受到传统和外来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一定的时代特征，并对生活于该时代的学人的学术活动具有巨大的影响。又，学术群体进行学术活动，通常有一套基本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得到学术群体的认同，并在学术活动中予以遵循。这些规则以及学术群体对这些规则的实际执行情况，就构成了该时代的学术风气。这些规则因时因地而异，执行情况更是千差万别，因此各时代的学术风气也各有特点。本书之所以以“史潮（史学潮流）与学风（学术风气）”为题，不仅是因为它们是治学大环境的主要要素，而且更因为它们在当今的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是一个罕有其匹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学者见证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详见本书所收《论学术与学术标准》。这个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国经济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洪流，并且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在我国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同时，我国的史学也摆脱了原先的自我封闭的状况，开始融入国际学术主流。在这30余年中，中国史坛上的学术思潮异常丰富，“新”与“旧”、“土”与“洋”、“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洋”，各种学术潮流荟萃，相互撞击，相互激荡，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这种局面给当代中国史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机遇，激发他们去改进和发展中国史学。然而，在漫长的年月中，我国史坛却未能建立起优良学术所必需的学术风气。早在20世纪之初，康有为就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学风之坏，至本朝而极，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学者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见《饮冰室文集》，第3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尔后，虽然也曾有一些较好的时期，但是为时不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学风更是每况愈下。因此，今日治学的大环境，既有令人鼓舞的一面，也有令人沮丧的一面。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学人应何以自处，也颇因人而异。
我自幼胸无大志，即使是在那个青年人真的相信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1966年狂飙中，我也未有过“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雄心与豪情。我只想静静地读点书，做一个潜心治学的学者，尽己之力为学术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即如司马光所言“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庶竭涓尘，少裨海岳”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96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不过我此所说的“少裨海岳”，意思与司马光原意不同，是为学术事业做出自己一份微薄的贡献的意思。从那个时代的社会普遍价值观来看，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既然心甘情愿地做了这样的选择，那么即使人不堪其忧，自己也将不改其乐。所以我以郑板桥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自勉，拒绝诱惑，潜心治学，“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予之明所能逆睹也”。因此，在上述复杂多变的学术大环境中，我力图努力学习新知识，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的学术资源，而对于每况愈下的学风，但求“独善其身”而已。
我向不做学术史研究，也从未被任何部门机构委以整顿学风的重任，只是出于对学界现状的关注，有时又不好意思坚拒朋友的邀约，因此在过去十多年中，就学术潮流和学术风气两方面的问题，写过一些文章，做过一些讲话，接受过一些采访。不料这些文章、讲话和采访发表后，颇受社会各界的重视，报刊和网站上多有转载和引用。这当然不是因为大家对我这个人感兴趣，而是因为在应当如何看待今天的学术大环境的问题上，我在这些文章、讲话和采访中提出了一些个人的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并不一定被每个学者认同例如，拙作《论学术与学术标准》发表后，李存山先生发表《不必都是“纯学术”——回应李伯重先生》，对我的看法提出质疑。但是它们表达出了一种声音：在今天，学术潮流和学术风气两方面的问题，确实需要我们重视。由于这些问题深受学界乃至社会关注，因此我的意见才受到广泛的注意。
如今，又在朋友怂恿之下，从过去十多年中发表的相关文章、讲话和访谈中，选出18篇，结为这本集子。如前所言，我认为学术潮流与学术风气是学术大环境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这本集子也分为“史潮”与“学风”两编。收入“史潮编”的有10篇文字，分为三组，主要讨论西方史学潮流及其与我国史学发展的关系。因为我的专业是中国经济史，因此这种讨论也以中国经济史学为重点。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经济史学）是国际史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主动地融入国际学术主流，中国史学才能顺利发展，从而在国际学术主流中占有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分量。收入“学风编”的有8篇文章，其中的7篇分为三组，讨论学术与学术标准、学术批评、如何对待外国文化、在大学里如何培养优秀人才等问题。这里要说的是，其中关于学术批评的文章都写于十年以前，彼时在朋友的激励下，尚有心思讨论学风改进问题。自此以后，学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继续恶化，到了今天，已经积重难返，难以逆转。“再使风俗淳”，在我看来已经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因此之故，我后来也就不再多言了。另外一篇作为本编附录，谈谈我对大学教育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看法。
此次将上述文字结集出版，基本上依照原刊出的文本，仅作了个别的改动。这些改动主要是：（1）此次重读这些文章时，发现了一些原文中存在的错误，现已改正；（2）有些文章在发表时，因为报刊的特点，删去了脚注，现已补上。此外，有两点要说明：（1）本书所收的文章中，有一些文章讨论的主题相同或者相似，因此在讨论中未免有一些相似话语，本当精简，以免重复。但是因各篇文章都有其自身的完整性，如果将那些相似的话语删去，读者读到有的文章时，就可能感到不知所云。因此，本书只好将不同文章中存在的相似话语基本保留。（2）本书所收的文章，都来自我电脑中保存的原稿，有一些稿子在发表时做了个别字句的修改，但是这些修改过的文本现在无法一一找到。因此，收入本书的文章的文本，与原先发表的文本，在文字上可能有个别的不同。这两点，希望读者谅解。
最后，还要说一句：本书收入的18篇文章，无论从题材、风格，还是从体裁、篇幅上来看，都有颇大差别，有些是通俗的介绍，有些则是比较专业的讨论；有的本来就是访谈，十分口语化；有的使用的则是严格的学术术语。这种多样化，使得读者可以“各取所需”，从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倘若这些文章能够使读者在治学方面有所帮助，那么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