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
就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在一战的战场上厮杀的时候，作为协约国重要力量的俄国内部，发生了一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这场革命结束了长久统治俄国的沙皇专制君主统治，使俄国适时地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正走上了实践的历程。
在俄国专制、落后和矛盾尖锐的土壤上，很早就活跃着社会主义者的活动。1883年秋普列汉诺夫等组织了“劳动解放社”，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1895年，在列宁的建议下彼得堡的多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了“工人阶级斗争协会”。1898年3月各地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在白俄罗斯明斯克郊外的小木屋里，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1900年列宁等创办了《火星报》，成为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经过一系列的理论和组织准备，1903年7月17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面粉仓库里，继而在英国伦敦的一个俱乐部里，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但是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就无产阶级专政和吸收党员的原则等问题，政党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导致党内出现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少数派）两大派别。此后两派各自独立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领导机构和各自的党报，分歧日深，最终在1912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被驱逐出党，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
第七编新秩序与新危机第十六讲战后新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二世抱着加入列强对外掠夺的目的，将经济落后、矛盾复杂的俄国拖入了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是俄国的军队并没有能够取得什么成果，反而在战场上屡遭败绩，使原本落后的经济更加千疮百孔，也使国内的各种矛盾更加突出。面对这场战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布尔什维克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孟什维克的右翼则主张保卫祖国，其中间派则主张和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在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面临严峻的形势，不但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有着严重的理论分歧，而且布尔什维克党在沙皇的高压统治下处境极为艰难。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人物列宁从1895年12月起，便长期在西伯利亚、加利西亚和瑞士等地，生活在流放当中，其他主要领导人如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等也以通敌叛国的罪名被流放西伯利亚，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党在艰苦的环境下始终坚持斗争，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理论，就是在流亡瑞士期间建构的。正是在与孟什维克的分歧和斗争中，在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以及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国内矛盾中，布尔什维克党开始真正走上了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实践的舞台，在政党组织和革命理论方面逐步走向成熟，并最终夺取了政权。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通过一场革命一蹴而就的，其中经历了一系列的斗争和革命理论的转向。1905年革命就是后来俄国十月革命的一次预演。这次革命的原因是1900—1903年俄国的经济危机和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败。革命从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罢工开始，迅速演变成全城总罢工。1月22日（俄历1月9日）前往冬宫递交请愿书的示威工人遭到沙皇军警的枪击，形成千人被打死、数千人受伤的惨案，是为“流血的星期日”。这场惨案激起了全国更大的罢工和武装斗争的浪潮。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布尔什维克党1905年4月在伦敦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用武力推翻沙皇统治，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主张，同时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反对武装起义，主张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同年五一节，全俄200个城市爆发工人罢工，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装甲舰也爆发起义，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在8月19日发布了召集咨询性质国家杜马的诏书。10月爆发了全俄政治总罢工，使政府机构陷于瘫痪。总罢工取得了重大成果，沙皇尼古拉二世答应召集立法杜马并给人们以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这一成果受到资产阶级的欢迎，但是布尔什维克决定继续推进革命，列宁也从瑞士回到俄国领导武装起义，但是起义最终失败。1906年6月15日，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以叛国罪被逮捕，第二天第二届杜马被解散，革命进入了低潮。
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陷入泥潭，国内矛盾加剧，为布尔什维克党走出低潮，重新领导工人的反抗浪潮提供了契机。这次斗争的开端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早在1月的时候，俄国各地便相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示威，纪念1905年的“流血星期日”。3月8日（俄历2月23日）国际妇女节的时候，彼得格勒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目标直指战争和沙皇专制政府。很快，罢工的总人数就达到了20多万。对此，沙皇政府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并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领导人和许多革命积极分子。矛盾的激化使罢工和游行转变为武装起义。2月27日在彼得格勒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起义工人联合加入革命的士兵，占领了冬宫和各政府部门，并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让位给他的弟弟米哈依尔，后者第二天也宣布退位，这样统治俄国长达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结束。
二月革命胜利后，关于这次革命的性质以及所要建立的新型政权的模式，参加革命的各种力量并没有能够达成一致，于是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革命中产生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该苏维埃的领导权掌握在孟什维克手里，齐赫泽和克伦斯基是苏维埃的领导人。一派是以过去杜马的执行委员会为中心组建的临时委员会。齐赫泽等人认为，这次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出面来组成政府。于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达成协议，于3月2日成立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李沃夫担任总理。米留可夫担任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担任司法部长。临时政府根据时势需要，进行了社会改革。3月15日，宣布实行公民自由，并承诺召开制宪会议；对政治犯进行特赦；国民军代替警察；制宪会议召集后进行选举等。但是制宪会议并没有马上召开。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从地下开始走向公开，在工人中积极开展活动，在许多城市和乡村都组成了苏维埃。
临时政府成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各种政治势力对待战争的态度各不相同：临时政府温和的派别主张继续战斗，苏维埃意识到人们厌倦了战争，但也并不想冒彻底军事崩溃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这个问题也分裂为左派和右派，左派进行积极的宣传反对延长战争，攻击孟什维克是叛徒，呼吁临时政府辞职并将所有权力归苏维埃，右派的领导人是加米涅夫（Kamenev），支持李沃夫的政府，并想弥合与孟什维克的裂痕。
从外部来说，协约国希望临时政府继续战争，因而美国在1917年3月22日承认了临时政府，此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相继承认。围绕战争而出现的矛盾导致政权的走向复杂和模糊。
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列宁在4月16日（俄历4月3日）从流放地归来，在芬兰车站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后，4月17日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陶瑞达宫召开的联合会议上，列宁发表了自己著名的《四月提纲》（April Thesis）。其中包括与临时政府决裂，拒绝与温和派社会主义者合作以及赢得民众和为苏维埃中大多数人服务的方针。他要求取消常备军，取消警察，取消官僚，银行社会化，工人控制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最后在农民中分配土地。尽管列宁说服党内同志接受他的提纲非常困难，但最后党的多数都拥护列宁。列宁的《四月提纲》明确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为下一步的无产阶级斗争指明了方向。列宁发表《四月提纲》1917年5月1日，政局发生新的动荡，原因是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照会盟国，承诺继续参加战斗。米留可夫的这一姿态引发了新一轮的游行示威，要求米留可夫辞职，工人和士兵们还喊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迫使临时政府在5月18日进行重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被迫双双辞去职务。第二届李沃夫政府由克伦斯基任陆海军部长，并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员吸收进内阁，并撤回米留可夫给联盟国的照会。这样，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主的苏维埃开始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全面合作，走向了与布尔什维克的全面对立。只有布尔什维克坚持继续进行革命。
临时政府稳定局势后，新任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视察了前线，并激发士兵继续战斗，并在1917年实际发动了一场攻势，但很快传来的是失
第二届临时政府成员败的消息，这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工人和士兵的示威游行，这一次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彻底走向了与工人对立的一面，配合临时政府对示威游行者进行了血腥镇压。与此同时，开始清剿布尔什维克党。某些布尔什维克党人被逮捕了，列宁前往临时的藏身地拉兹利夫湖畔居住，随后越过边境进入了芬兰。7月20日，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去职，克伦斯基7月21日接任。克伦斯基坚持镇压革命和消灭苏维埃的主张，并把希望寄托在以科尔尼洛夫为总司令的军队上，这给军队提供了叛乱的机会。科尔尼洛夫以维护首都秩序为借口，把亲信部队克雷莫夫的哥萨克第三骑兵军和由高加索山民组成的部队调往彼得格勒，他们不仅要镇压工兵代表苏维埃，同时逼临时政府成员全体辞职，并把全部政权转交给他，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同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结成暂时联盟，共同对付科尔尼洛夫。9月12日，克雷莫夫自杀，科尔尼洛夫被撤职并被逮捕。正是通过这次叛乱，人们越来越认清了临时政府的性质，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逐步强大，工人罢工和斗争不断增多，革命的时机基本成熟，布尔什维克党重新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10月20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领导召开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有12个人参加，10个人赞成立即革命，两个人反对，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会上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武装起义的领导机关。加米涅夫于10月31日在《新生活报》上公开刊登文章，表明自己反对武装起义的态度，等于公开暴露了布尔什维克起义的计划。在临时政府布置镇压起义的准备之中，列宁决定于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提前发动起义。
革命一开始，起义的军队便迅速占领了所有的桥梁、车站、邮局和其他公共大楼。第二天早晨发布《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11月7日上午，攻击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冬宫，没有遇到多大麻烦就将其占领。12月7—8日的晚上，临时政府投降。该天晚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如期举行。尽管布尔什维克没有占绝对的多数，但是会议一致通过了列宁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并宣布各地政权一律归工兵代表苏维埃。8日晚至9日，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列宁宣读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机关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任内务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任外交人民委员，斯大林则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革命政权建立后，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整顿国内，对外通过签订条约退出帝国主义战争。1918—1922年，苏维埃政权面对协约国的三次武装干涉以及国内的叛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维护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和自由，此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
战后各国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革命和变革的浪潮。
在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匈牙利都爆发了革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败局已定，以及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德国国内出现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军队尤其是士兵的反战情绪亦不断高涨。在1918年1月28日，柏林爆发了50万工人的大罢工，并迅速遍及德国主要的大城市。面对国内的革命形势，德皇被迫改组政府，宣布实行国会制，并授命马克斯·巴登亲王组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分化成三派，右派以艾伯特和谢德曼为首，支持战争，反对革命；中派则以考茨基为首，主张调和，反对革命；左派则以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又称“斯巴达克派”，主张革命，反对战争，但是对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在德皇宣布改组政府后，右派的谢德曼和鲍威尔都加入政府，并当上了国务秘书。
随着革命形势的成熟，斯巴达克派在10月7日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告德国人民宣言书，提出了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停止战争和没收大企业、银行财产以及没收大地主土地等主张。在斯巴达克派的领导下，1918年10月20日柏林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明确要求废除君主制，惩治战争祸首，并要求释放在1916年被捕入狱的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 1871—1919年）。在革命的压力下，李卜克内西第二天被释放出狱。
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开端是基尔水兵起义。在德国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命令基尔港的8万水兵出海与英国海军决战，既试图孤注一掷，又试图摆脱水兵骚动的威胁。这激起水兵的强烈愤慨。10月29日，基尔港水兵拒绝起锚。政府对水兵进行了镇压，将几百名水兵逮捕。11月3日，基尔水兵发动起义，并联合工人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政府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并在几天内占领了基尔城，工兵代表苏维埃夺取了权力。在基尔的影响下，一个星期之内，德国的大多数大城市都开始夺取当地政权，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
11月5日，斯巴达克派在柏林号召工人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柏林工人总罢工在11月9日开始，迅速联合士兵进行了武装起义，占领了国会、市政厅、警察局等主要部门，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已经无法继续，威廉二世皇帝和皇太子逃亡荷兰，统治德国217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宣告结束。
君主专制制度被废除后，在社会民主党中占据优势的右派夺取了政权，艾伯特接替了帝国总理的职位，他一方面保留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同时也成为“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会”的领导者。11月10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出了24人的“柏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批准了联合政府“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6名成员，其中艾伯特担任总理。在这次会议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和中派占了上风。左派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因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全部政权转交苏维埃以及将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成员进行清除等主张遭到拒绝，没有加入该联合政府。
艾伯特政府为了缓解人民群众的压力，在11月12日颁布“告人民书”，给人民以一定的自由和权利。同时，成立了以考茨基为首的“社会化委员会”，给人们以采取社会主义措施的假象。但是艾伯特政府一直想消灭革命，并取缔工兵代表苏维埃。因此，在起义胜利后的第一天，他就与德皇军队总司令、陆军元帅兴登堡领导下的陆军总部缔结了秘密协定，共同镇压革命。在外交上，艾伯特政府反对俄国的苏维埃政府，而向西方示好。在革命的新形势下，斯巴达克派在11月11日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18日卢森堡撰文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号召。
1918年12月6日，反革命的暴乱队伍对举行游行示威的队伍使用了武力，造成16人死亡、30人受伤的惨案，这激发了柏林工人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2月26日，在柏林召开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竭力要求恢复和平与秩序，主张召开立宪的国民会议，成立正式政府。斯巴达克同盟的代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大会通过翌年1月召开国民会议的决议，宣布在此以前由艾伯特政府行使国家的全部立法和行政权力。12月29日，斯巴达克同盟召开代表大会，决定立即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德国共产党。30日，德共成立大会在柏林举行，卢森堡作了关于党纲问题的报告，大会决定以她起草的《斯巴达克同盟要求什么》一文作为党纲的基础。
1919年1月5日，为抗议艾伯特政府免除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担任的柏林警察总监职务，首都工人举行盛大示威。翌日，示威发展为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参加群众达50万。德国共产党坚定地领导这场战斗。11日，政府军队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G·诺斯克率领下开进柏林，对工人进行血腥屠杀。15日，德共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杀害。2月，政府在魏玛召开国民会议，艾伯特当选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年4月13日，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的工人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宣布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遭到资产阶级反动武装的残酷镇压。5月2日，军队占领慕尼黑。德国十一月革命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导致了奥匈帝国的解体，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和奥地利本土都宣布成立了共和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宣告结束。其中匈牙利的革命继续向前发展，进行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匈牙利在1918年11月16日建立了共和国。以卡罗利为总统的资产阶级政府尽管实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但是被迫接受协约国对领土和管制的要求，而且也无法真正满足工人和劳苦大众的根本要求，国内仍然充满着不满的情绪。
与此同时，共产党的活动非常活跃。匈牙利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11月，主要的领导人是库恩·贝拉（Kun Bela， 1886—1939年）。共产党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号召工人、农民和士兵继续斗争。对共产党的活动，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坚决镇压。
1919年3月20日，协约国向匈牙利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匈牙利向邻国割让三分之二的领土，这导致国内民族情绪高涨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在内忧外患当中，卡罗利政府宣布辞职，将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提议与威望甚高的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共产党则提出了参加政府的条件，其中包括：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建立红军和人民警察、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工业国有化、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联盟等。这些条件为社会民主党人接受。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建立。这样，匈牙利以和平的方式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遭到了帝国主义世界的武装干涉，尽管共和国的红军进行了浴血奋战，并一度攻入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但是最后苏维埃政府在1919年被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会政府”所取代，1920年3月霍尔蒂在匈牙利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政治革命浪潮不但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也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普遍展开。朝鲜在1919年爆发了著名的三一起义，目标是为了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1919年1月被日本废除的朝鲜国王李熙的突然死去，成为三一起义的导火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孙秉熙等人联合起草了《独立宣言书》。3月1日，几千名青年学生和数万名各地群众在汉城塔城公园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会上一个大学生朗读了《独立宣言书》，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参加者达到30万人。示威游行遭到日本军警的镇压，游行因此而发展成为武装起义，起义者冲击和捣毁警察所、政府机关以及重要官员和富翁的住宅。从3月到5月，起义蔓延到203个府、郡，一直到1919年秋才被镇压下去。
一战后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表现为甘地（Grandhi， 1869—1948年）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场运动的直接动因是“阿姆利则惨案”。1919年3月，英国为了维护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在总督的授权下，英国法官罗拉特颁布了《罗拉特法》，这项法案规定警察可以任意逮捕可疑分子，不经审讯就可以长期监禁。这一使印度人民彻底失去自由的法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在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市，由于4月10日两名民族主义者遭到当局逮捕，引发了3万市民在市政府门前抗议示威，示威者遭到警察和骑兵的镇压。13日，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英国的戴尔将军下令向手无寸铁的和平群众开枪，打死379人，伤千余人，制造了阿姆利则惨案。针对英国的武力高压政策，印度各地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和游行。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国大党在1920年12月召开年会，通过了甘地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试图将革命的浪潮引入和平渐进的轨道。根据该计划，印度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放弃英国政府所授予的爵位、封号和名誉职位，第二步采取罢课、离职和抵制法院和司法机关的手段，同时通过恢复手工纺织业，抵制英国布匹；第三步是逐渐开展抗税运动。甘地依靠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以身作则，使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抗税运动。但是，这场运动最终还是越出了非暴力的界限，在许多省份出现了暴力反抗运
甘地动。尤其是在1922年2月4日，联合省曹里曹拉村的群众烧死了向群众开枪的22名警察，对甘地影响甚大。2月12日，甘地在国大党执委会会议上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甘地推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以印度教“以德报怨”的处世哲学为基础，在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非常强大，而民族资产阶级比较弱小的现实情况下，确实在政治和经济上给殖民统治以一定的打击，并在统一的旗帜下，把一个种族混杂、信仰多样的民族统一起来，唤醒了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但其非暴力的界限又限制了民族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了德奥同盟国，不但在战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战后根据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订的《摩得洛斯停战协定》，伊斯坦布尔和许多重要的城镇均被协约国占领，而且希腊还不断进犯土耳其的领土。在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全国各地出现了护权协会等民主主义组织，其中东部各省的护权协会在1919年7月23日至8月7日在埃尔祖鲁姆召开了大会，会上凯末尔（Kemal， 1881—1938年）当选为主席，会议通过了保证国家独立、反对外国干涉的政治纲领。进而在9月4日至11日召开的锡瓦斯大会上，成立了全国性的安纳托利亚和罗梅利亚护权协会，组成以凯末尔为首的16人委员会。在民族主义者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议会于1920年1月28日，拟定了维护土耳其独立和主权的《国民公约》。面对协约国在3月16日的进犯以及苏丹政府反对民族抵抗运动，土耳其首届大国民议会在4月23日召开，组成了以凯末尔为首的临时政府，宣布苏丹政府3月16日后所签订的所有条约和法令均无效，自此开始走上了武装维护国家独立的道路。1922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废除了苏丹制。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成立了共和国，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土耳其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冲击了固有的旧秩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但随着原有的势力均衡被打破，随之出现了如何均衡各方势力，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问题。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是通过一系列的会议、和约、联盟、组织和革命而完成的。
首先出现的是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的巴黎和会。这次会议是即将取得大战胜利的列强通过讨价还价，以满足自己的利益为前提而进行妥协和建立新秩序的会议。与会各方的目标和要求是非常明确的：法国试图保持在大陆和海外对德国的优势；英国则试图保持自己的海上霸主地位，但又反对法国过分削弱德国，同时在海外拉拢美、日，牵制任何一方的过度扩张；美国因为大战而崛起，试图成为世界的新主人，威尔逊总统试图将自己的“十四点原则”强加给欧洲各国，同时通过提倡“门户开放”政策限制日本在亚洲的势力；日本则试图独霸亚洲。正是怀揣着各自的目标，战胜国集团的代表和其他相关国家坐到了谈判桌前。这次会议尽管参加者人数众多，但真正操纵会议的还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1913—1921年任职总统）和法国总理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 1906—1909年， 1917—1920年两任总理），意大利和日本的意见也非常关键。巴黎和会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战胜国集团最终于6月2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签订了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第一，和约的条款中强调德国犯有战争罪，因此协约国要求德国对战争的损失进行赔偿。但和约中并没有明确赔偿的具体数额，一直到1921年成立一个委员会才确定德国应该赔偿1320亿金马克。第二，和约对德国和欧洲其他部分的领土做出了改变。德国要向法国归还阿尔萨斯和洛林，萨尔州要由国际联盟托管到1935年。德国的某些土地要割让给比利时和荷兰，从德国的西里西亚和普鲁士产生新的波兰国家，解散奥匈帝国，承认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国家。德国的所有海外殖民地都由英国、法国、日本和其他协约国接管。第三，在德国的军事问题上，由于受到入侵的法国要求解除德国的武装，和约将德国的军队缩减到10万人，取消总参谋部，禁止德国生产装甲车、坦克、潜艇、飞机和毒气，另外，莱茵河以西的所有地方都建成非军事区。第四，该和约还创建了国际联盟，用来执行和约，并鼓励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虽然建立国际联盟的倡议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但是由于许多美国人反对加入国际联盟，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盟约》和《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和德国于1921年7月2日单独签订了《柏林条约》，其中的内容除了删除关于国际联盟的条文外，其他内容与《凡尔赛和约》是一致的，国际联盟为英、法所操纵。《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结束，也标志着战后的一个新秩序凡尔赛体系的确立。
凡尔赛体系主要是针对战败的德国来调整战胜国的利益，并没有消弭战胜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和亚洲的竞争，以及英日同盟对美国的牵制，三方就海军扩张问题存在着很深的矛盾。为了调整这些关系，美国总统哈定（Warren G。Harding， 1921—1923年任职总统）邀请有关国家于1921年11月12日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英、日就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以及海军军备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同时就中国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最后签署了《四国公约》、《五国海军协定》和《九国公约》。《四国条约》签订于1921年12月13日，又称《美、英、法、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有效期10年。条约规定：“互相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缔约国之间发生有关太平洋某一问题的争端”，应召开缔约国会议解决。缔约国在太平洋区域的权利遭受任何国家威胁时，缔约国应协商采取有效措施。还规定：“1911年7月13日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缔结的协定应予终止。”签约同日，四国共同发表的声明指出，缔结上述条约，不能认为美国同意委任统治条款。此举表明美国不受凡尔赛体系约束。《五国海军协定》签订于1922年2月6日，又称《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1.75∶1.75.第7条规定，美、英、日、法、意航空母舰总吨位比例依次为13.5∶13.5∶8.1∶6.6∶6.6.英国被迫承认美国与英国海军实力的平等地位。美、英达到了限制日本海军力量的目的。作为对日本的让步，规定了美、英、日要塞和基地维持原状。《九国公约》是有关中国问题的协定。当时中国参加会议的3个全权代表为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和前司法总长王宠惠。1921年11月26日，施肇基提出《十项原则》，要求尊重并遵守中国“领土之完整及政治与行政之独立”，却又赞同美国要求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12月14日，王宠惠提出废除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的议案。中国还在会议上提出山东问题。经中日谈判，1922年2月4日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附约》，日本被迫交还德国胶州租借地，但仍保留许多特权。同日，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发表声明，废除“二十一条”的一些条款。会议期间，顾维钧还提出关税自主、取消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撤销在中国的外国电台和邮局、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取消势力范围、公布秘密条约并由大会决定有疑点的条约的效力等议案。与会各国只同意将来不划分势力范围，公开秘密条约与契约以及有条件地裁撤外国邮局，其他议案均被否决。1922年2月6日，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条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阻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的巩固之政府”；“施用各种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实质上是要挟中国政府执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
通过巴黎和华盛顿会议，西方列强之间初步达成了利益的妥协和一致，形成了对日后影响极大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就在西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同时，大战后诞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也以自己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秩序。苏维埃俄国经历了革命和对抗外国武装干涉的艰苦斗争后，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此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经济政策的转变。俄国革命后面临着内忧外患，为了保证国家对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配，实行了“战士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措施包括：（1）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实行余粮收集制，涉及各种农产品。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工会派出征粮队收集农产品时，付给农民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少量工业品。由于通货膨胀，农民交出的产品几乎是无偿的。（2）除大工业外，国家对中小工业也宣布实行国有化，工业实行高度集中管理。但到内战末期仍有相当数量的小企业在私人手里。（3）在交换方面，政府实行最小限度的商品交易和最大限度的国家分配。1918年11月决定取消私人商业，由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组织供应。随着产品日渐缺乏和物价不断上涨，政府实行凭证供应。根据阶级和年龄的差别，规定不同口粮标准。后来对儿童和全体工人职员免费供应面包和日用品。货币依然存在，但其作用受到极大限制。（4）实行普及于一切阶级的成年人劳动义务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些政策实行到1921年开始出现危机，并引发了国内的暴动，因此，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及时地颁布了“新经济政策”，缓解国内矛盾和促进经济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征集粮食将由税收来代替，私营企业将逐步合法化，借以重新搞活经济和改善食品供应状况。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削弱社会化和鼓励有限的自由经营，其目的在于把占苏俄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争取过来。规定农民有选择使用土地形式的自由，允许农民在一定范围内出租土地和使用雇佣劳动。在流通方面，政府允许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市场自由买卖，恢复国内的自由贸易。在工业方面，国家继续掌管重要的工矿企业，但把一些中小企业租赁给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经营。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求各企业按部门组成托拉斯，独立进行生产管理和经济核算。合作社也获得了自主经营权。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平均主义的实物配给制，实行按劳分配，用货币工资来代替实物工资。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政治和社会逐步稳定。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开始建立。1922年12月30日，召开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公约。强调各联盟共和国加入和退出本着自愿的原则，强调各民族的平等和主权。1924年颁布了第一部苏联宪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成为与西方列强对立的重要力量。
列宁于1924年1月病逝，斯大林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斯大林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实行了快速的农业集体化和在政治上的肃反运动。尽管不能全面否定这些措施的积极性和合理性，但是这些政策的急于求成、工业和农业的失衡以及打击面的扩大，也给苏联造成了相当深远的负面影响。
德国问题与欧洲安全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以后，西方列强初步达成了利益的平衡，但是接着围绕德国的赔款问题和德国边境安全问题出现了新的矛盾。如何具体落实德国的赔款以及评估赔款对德国的影响，如何防止围绕德国边境的冲突再起，关系到整个欧洲的安全。针对这一问题，西方列强通过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在德国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其代表性的成果便是“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
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是1924年在协约国赔偿委员会的会议所确立的，目的是稳定德国的经济和系统安排德国向协约国的赔偿。1921年，赔偿委员会达成一致，德国必须向协约国支付1320亿金马克的赔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德国就无力支付，被允许延期12个月支付。然而，在延期期满前，法国和比利时出兵占领了德国的主要工业城市鲁尔，紧接着德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24年9月，马克几乎变得一钱不值。德国经济的恶化引起了美国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这会影响整体的赔偿计划，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曾经借给其他协约国100亿美元的债务，如果德国的经济出现问题，会影响到这些国家向美国支付借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各国欠美国的战债共达103.4亿美元，其中英国为43亿，法国为34亿，意大利为16.5亿美元。虽然《凡尔赛和约》规定英、法等可以从德国得到战争赔偿，但同时要偿还美国的债务，所以英法主张将赔款和战债问题联系起来讨论。1920年5月，英法两国政府首脑发表声明，主张同时一笔勾销对美国的战债和对德国的赔偿要求。当德国财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已无力偿还协约国的赔款，英、法等在德赔款问题上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之时，1922年8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向法、意等六个协约国发出照会——即著名的“贝尔福照会”，提出英国准备放弃对德国赔偿的一切未来权利和对战债偿付的一切要求，同时要求美国一同作废弃战债要求的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以美国芝加哥摩根银行董事长查尔斯·道威斯（Charles G。Dawes， 1865—1951年）道威斯为首组成的一个专家委员会，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该委员会中分别有来自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两名代表，其中主席是道威斯。他们在1924年4月9日拟定了一个新的德国赔偿计划，该计划涉及德国复杂的新税收体制、德国货币基于金本位的稳定、在协约国监督下德意志银行的重组以及美国的大规模贷款。该计划的主要规定如下：盟军撤出鲁尔区；德国在首年赔款10亿马克，然后在以后四年之内每年赔款25亿；在盟军监察下，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将会重组；德国会得到主要来自美国的外国贷款；赔款应该包括交通运输、关税与货物税等德国所得税款。计划得到德国与盟国的同意在1924年9月生效。美国的贷款使德国经济开始复苏，开始有能力向协约国赔款，而这些协约国反过来可以向美国支付债务。“道威斯计划”实际上结束了由法国及其由它控制的赔委会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的支配作用，确立了以美国为主的多国支配机制；其次，为美国私人资本流入德国和有效地从其他协约国收回战债创造了条件。“道威斯计划”的实施是法国外交的一次失败，而美国则显示了它在欧洲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实际“能力”，同时也表明了美国参与欧洲事务的独特性和欲望。最后，“道威斯计划”事实上从经济上扶持了德国。它对战后德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4—1929年德国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获得外国各种贷款约210亿金马克。1928年德国声称财政濒于破产，无力执行该计划。于是赔偿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新计划，称为“杨格计划”。该计划要求德国在58年半内，付清263．5亿英镑。在获得盟国同意下，取代原本的“道威斯计划”，让德国知道确实的金额，并乐意付清赔款。该计划规定年期赔款为4．73亿，分为两部分：三分之一是“无条件赔款”；其余是可延期赔款，可由交通税或财政预算中抽出款项。为了让赔款过程顺利，盟国成立了国际结算银行处理赔款。
但是，在计划实行之前，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造成大量问题：美资银行急需从欧洲取回现金，加上贸易衰退，造成不少阻力；经济衰退导致经济民族主义，阻碍贸易复苏；德国失业率持续高升。有鉴于此，美国总统胡佛建议缓期偿付，在1931年7月前得到15国支持。然而，这无助舒缓欧洲的经济衰退，其中，德国经济因银行危机而严重受创。最后，在1932年，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与德国参加洛桑会议，多国代表意外地达成特别的协议，同意不再迫使德国马上赔款，免除德国九成债项。代表也通过非正式协议：只要美国减免盟军所有战争债款，以上条款才会生效。胡佛表示，延期偿付权根本与债款无关，延期偿付权届期后，德国仍要按杨格计划的规定赔款。但以上计划最后都全数失败，德国一直没有再继续赔偿。
“道威斯计划”解决的是德国的赔款问题，也迫使法国从鲁尔撤军，但是德国边境的安全隐患并没有彻底解决。英国试图在这一问题上表现自己的影响力，于是出面建议召开一次有关国家的国际会议，专门讨论德国边境的安全问题。
这次会议的促成，是欧洲各国共同利益需要的产物。英国之所以积极倡导，是因为战后英法之间存在着矛盾和紧张关系。由于战后法国对欧洲事务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逐步加强，这影响了英国扶植德国抑制法国的传统“均衡政策”，英国希望通过签订莱茵保障条约，形成列强共同维护欧洲安全的格局，削弱法国的影响力。德国也希望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德国希望能够得到英国的支持，一方面可以获得英国的贷款，同时可以获得英国的支持加入国际联盟，解决协约国在莱茵驻军的撤退问题。法国则因出兵鲁尔等行动最后得不偿失，反而造成英德、美德和苏德的逐步接近，也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来稳定自己的权益。另外意大利、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认为这次会议对自己有利无害，积极促成这次会议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英美对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
这次会议正式召开前，进行了长时期的准备工作。在鲁尔危机发生前，德国的古诺政府就曾希望美国政府出面促成莱因保障同盟，但是由于法国已经准备出兵，所有没有能够成功。在1925年2月9日，德国政府令驻法大使向法国外长提出一项有关莱茵保障公约的建议，强调德国执行莱茵非武装化，有关国家则签署一项共同保障莱茵区领土现状不可侵犯的条约。4月1日法国赫里欧政府倒台，新政府的百里安外长开始就德国的建议征求英国的意见，英法两国政府通过协商和对草稿进行修改，于6月16日由法国驻德大使将复照正式文本交给德国，其中规定：德国如果签订安全保障条约，必须加入国际联盟；该条约不能与《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有抵触；德国必须重申放弃战争手段；比利时必须加入该条约，而且法德和法比之间的仲裁条约必须有强制措施予以担保；希望德国和其他相关国家签订类似的仲裁条约；该条约的规定不能影响国际联盟规定的各项义务；该条约须在国际联盟登记后生效。对此复照，德国于7月20日进行答复，希望该条约能够关注德国被占领地区的实际状况，对协约国提出的强制手段提出异议，并提出希望加入国际联盟。针对德国的答复，英法再次发出复照，坚持德国必须遵守两点：该条约不能和《凡尔赛和约》相抵触；德国如要加入国联，必须履行国联所要求的义务。为准备会议的正式召开，英、法、德、比四国还于8月31日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正式会议于1925年10月5日至16日，在瑞士的洛迦诺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英、法、德、比、意等主要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应邀参加。与会各国代表进行协商，于10月15日最后审议通过了各项条约的最后文本，次日与会各国代表在各项条约上进行了草签。12月1日在伦敦举行了《洛迦诺公约》的正式签字仪式。这次会议共签署了包括《最后议定书》在内的八个条约，分别是《德、比、法、英、意相互保证条约》、《德国和比利时仲裁条约》、《德国和法国仲裁条约》、《德国和波兰仲裁条约》、《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仲裁条约》，以及法国分别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类似条约。
《德、比、法、英、意相互保证条约》又称《莱茵保证安全条约》，其中规定，签约国家都保证维持德、比和德、法之间领土的现状，《凡尔赛和约》规定上述边界不容侵犯，同时须遵守莱茵地区非武装的规定；德国和比利时以及德国和法国相互不进行攻击和侵略，相互之间不诉诸战争；如果签约各方发现出现了对上述措施的破坏，应当将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委员会；公约的规定不影响基于《凡尔赛和约》的各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各国间的仲裁条约主要规定，签约国相互之间发生的任何冲突，如果不能通过通常的外交方法友好解决，那么应当递交仲裁法庭或者常设国际裁判法庭。
通过这次会议，《洛迦诺公约》奠定了西欧外交的指针，表达了国际和平的愿望。在洛迦诺精神的引导下，德国在1926年被允许进入了国际联盟，接下来协约国的军队从德国西莱茵兰地区全部撤出。德国重新被接纳进欧洲的西方阵营，防止了德国和苏联接近，间接地孤立了苏联。这次会议通过协调各国间的关系，使欧洲初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局面，为各国恢复经济和摆脱国内政治危机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