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章先后讲了斯大林的文学思想和他根据自己的文学思想制定的文学政策以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情况。他进行这些活动的对象是广大作家。他领导文学实际上是领导作家这个群体，使他们按照党的要求，通过自己的创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斯大林在做这项工作时，不限于发号施令，下达各种指示，作出各种各样的决议和决定，而且与作家有较多的接触，给他们做工作，向他们解释方针政策，为他们排忧解难，肯定他们的进步和取得的成绩，有时也对他们思想上的错误和创作上的不良倾向提出严肃的批评。就这样，他在领导文学的过程中，与作家形成了一种多方面的关系。上面在讲斯大林的文学政策和文学批评时，已经列举了他与作家的关系中的一些具体事实作为例证，下面准备比较系统地讲一讲他与作家的关系。
斯大林作为一位政治家，首先看重的是作家的政治态度和他的作品的思想政治倾向。另一方面，他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和艺术鉴赏力，这使得他又重才和爱才。他自然器重思想政治品质好而又有才华的作家，同时又对思想政治立场存在某些问题但表现出文学才能的作家采取爱护和比较宽容的态度。大概由于他懂得文学和了解文学创作有不同于其他部门的地方，因此对从事此项工作的作家的个性特点、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以及有时显得不同于常人的怪癖之处表示理解，不对他们进行苛求。1935年12月10日斯大林曾给斯塔夫斯基写信，要求他重视作家索波列夫，因为从此人的《大修》一书来看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而凡是有才能的人都是“任性的和性格不稳定的”，因此不要给他规定写小说的第2部，让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据说，曾经担任作协责任书记的党政官员波利卡尔波夫在得知他将被派往作家协会工作时曾经恳求不要这样做，说道：“我习惯于做正常的人的工作，而作家都是一些完全无法管理的酒鬼……”斯大林得知后，这样说道：“请转告波利卡尔波夫同志，我没有另一种样子的作家。”
斯大林在世时可以说受到了作家的信任和爱戴。许多作家当他们思想认识上出现问题或在创作上和生活上遇到困难时，常常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向他求教和请求他的帮助。从保存下来的信件来看，高尔基、A.托尔斯泰、杰米扬·别德内依、阿菲诺盖诺夫、阿赫马托娃、别泽缅斯基、比里·别洛采尔科夫斯基、扎米亚京、左琴科、柯涅楚克、帕斯捷尔纳克、皮利尼亚克、法捷耶夫、莎吉娘、肖洛霍夫、爱伦堡等人都曾经这样做。而斯大林一般都作出回应。有的作家更进一步，遇到问题直接要求接见，有时他们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当然有的作家由于受到他的批评而陷入了困境，更严重的是，不少人成为他发动的大清洗的受害者，但是这些情况似乎没有对他在作家当中的威望产生很大影响。不少作家通过不同方式颂扬他。当然进行赞扬的人有的是由于一时感情冲动，有的则是随大流，而且也可能不乏阿谀奉承之徒，但是应该说多数人是真诚的。同时还应指出，当时受到伤害的人当中也可能有一些人一时把自己怨恨的感情深藏在心中而不表露出来。总而言之，斯大林与作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比较集中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加深对斯大林的文学观点和文学政策的认识，甚至还有助于了解他的气质和性格。
斯大林对不同类型的作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这一章先讲他与老一代作家和诗人的关系。
第一节与老一代作家的关系
斯大林对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作家布宁的关心。——与A.托尔斯泰的关系。——对扎米亚京的态度。——与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关系。——与高尔基的关系。
这里说的老作家主要指的是十月革命前开始创作并已成名的小说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十月革命前，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创作比较活跃的时期。九十年代象征派文学开始兴起，出现了一批着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二十世纪初又有未来派和阿克梅派崛起，各拥有一批代表人物。在这时期，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像布宁、库普林这样的值得注意的人物。与此同时，产生了一种在继承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革命文学，其代表人物为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杰米扬·别德内依等。
一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后有一大批作家流亡国外，并在那里定居并继续进行创作。斯大林对这些流亡的作家中某些人的在国外的情况及其创作是注意的，这可由上面提到过的那份他订购书籍的清单来证明，其中包含着布宁、库普林、别雷、泰菲、阿尔达诺夫等人的作品。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他似乎特别看重布宁的才华和欣赏他的文学笔法。尽管这位作家在流亡法国后的一段时间里继续持激烈的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立场，发表了像《可诅咒的日子》这样的作品。斯大林虽然很不满意，但没有完全改变对他的态度。1933年在得知诺贝尔奖金委员会要把奖金授予布宁时，斯大林认为把奖金授予这位流亡国外的俄罗斯作家主要是一种政治行动，曾指示当时苏联驻北欧国家的大使柯伦泰设法进行劝阻，但未成功。斯大林曾指示苏联驻法使馆注意布宁的思想动向，及时向他汇报。1936年A.托尔斯泰访问法国时曾见过布宁，说他“没有说起要回苏联，但是并没有怀恨在心”。
1941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托尔斯泰收到布宁从法国未被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他的处境很糟，正在挨饿，希望得到帮助。托尔斯泰还说，作家捷列绍夫也收到一张明信片，布宁在上面直截了当地写道：“我想回家。”于是托尔斯泰于6月17日给斯大林写信，请示能不能回答布宁，说他有希望回到祖国，如果不能这样说的话，那么就说苏联政府能否通过驻法使馆给他物质上的帮助。但是几天后，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此事就无暇顾及了。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忘记布宁。1946年到法国访问的西蒙诺夫可能遵照他的指示，在巴黎会见了布宁。西蒙诺夫在后来回忆与布宁的谈话时说道：“我想不起来像布宁这样的人曾说过任何不尊重斯大林的话，甚至连语气轻慢的话也没有说过。如果试着把我对他当时的态度的感觉简单地概括一下，那么可以说他对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制度和苏联文学无疑仍抱有怨恨之心，对过去的事仍耿耿于怀，正如后来他在自己晚年出版的最后几本书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怨恨是充满恶意的，不可调和的。但是与此同时，1946年的斯大林对他来说又是战胜了德国人、扞卫了国家的统一和完整的俄罗斯民族英雄。照我的设想，在斯大林建立了这一民族功勋后，布宁会以一种期待的目光来看待未来：在那里，在他无疑认为实行斯大林独裁统治的俄罗斯能否出现某种让现在与过去靠近的改革——什么事不可能发生呢！对布宁这样一个在法国连续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还要多的人来说，想到像拿破仑那样的历史上的例子不是不可能的。”西蒙诺夫这里只明说布宁一般的思想状况，没有谈到他是否愿意回国这个具体问题。应该说，斯大林是希望他回国的，据说在1945年就发给了他苏联护照。西蒙诺夫会见布宁的主要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促成此事。有一种说法，说西蒙诺夫缺乏经验，对布宁不够尊重，言语触犯了他，他本来还在犹豫，这时便下定决心不回国。最后这位着名作家于1953年客死异乡。
接着讲一讲斯大林与A.托尔斯泰的关系。A.托尔斯泰出身于贵族，他的一家在十月革命中受到很大冲击。据他说，有一个亲兄弟被杀，另一个受重伤而死，两个叔父被枪决，还有八个亲属饿死和病死。在这场斗争中，他曾站在白军一边，痛恨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是国家的破坏者，造成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1918年A.托尔斯泰携家眷经敖德萨流亡巴黎，1921年又移居柏林。后来他在谈到这段时间的生活时这样说道：“侨居国外的这段生活是我生活中最不好过的一个时期。在那里，我才明白，做一个受人鄙视的人，一个脱离了祖国的人，一个无足轻重、无所作为的人，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人所需要的人，是意味着什么。”在柏林他靠近了路标转换派，为其《前夜报》撰稿，受到了一些流亡作家的指责，于是他发表了《致恰依科夫斯基的公开信》，陈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说，为了使俄罗斯国家能继续存在和得到巩固，他选择承认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促使俄国革命的最后阶段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道路。他承认他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下定了回国的决心，说道：“良心召唤我不要往地下室里钻，而要我回俄罗斯，哪怕自己是一枚钉子，也要用到被风浪损坏的俄罗斯大船上。”他下定了回国的决心，于1923年回到了苏联。
托尔斯泰回国时，国内战争才结束不久，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各方面困难不少，而人们思想还不稳定，知识界有人还想往国外跑。因此他作出这一决断确实不易。托尔斯泰的这一行动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斯大林是不会不表示欢迎和感到满意的。他对这位从国外归来的昔日的伯爵采取信任的态度。有这样一件事可说明这一点。1930年1月17日他给高尔基的信中谈到出版一些关于“国内战争”的通俗文集的问题，建议吸收A.托尔斯泰和其他文学家参加这个工作。斯大林重视这个工作，强调不能交给党内反对派的成员拉狄克或他的某个朋友去领导，却提出让在国内战争时曾站在白军一边的托尔斯泰参加此项工作，这充分说明他相信托尔斯泰的立场已发生了改变。莫洛托夫于1936年11月在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谈到托尔斯泰时说：“谁不知道这位过去的托尔斯泰伯爵！而现在呢？现在是托尔斯泰同志，苏维埃大地上最优秀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托尔斯泰同志。这是历史造成的。但是朝最好的方向变化。我们和托尔斯泰本人都同意这一点。”有时人们称他为“红色伯爵”、“苏维埃伯爵”、“工农伯爵”等等。
托尔斯泰回国后受到礼遇，他的创作受到重视，党和国家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同时在政治上给以较高的地位。他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担任了苏联作协的领导人，成为科学院院士，被授予列宁勋章。所有这些，都不无斯大林的关照。他曾先后三次被授予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这种情况在文学界也是少有的。而托尔斯泰对这一切自然怀有感激之情，便尽其所能，首先是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行回报。他完成了在国外开始创作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的后两部《1918年》和《阴暗的早晨》，写了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最后站到人民一边的曲折经历，对十月革命进行了肯定。接着他开始创作历史长篇小说《彼得一世》，这是符合斯大林提出的继承发扬优良的历史传统和重新评价杰出的历史人物的要求的。他还应艺术委员会的约请，写了剧本《伊万雷帝》，当剧本写成后未能顺利通过时，他曾写信向斯大林求助。1937年，他写了中篇小说《粮食》，其中写卫国战争期间保卫察里津之役，颂扬了斯大林的英明领导。大概为了表达对斯大林的感激之情，他没有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出现了一些失实之处，以至于后来为人们所诟病。1939年斯大林六十寿辰时，托尔斯泰发表了题为《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的祝寿文章，特别赞扬斯大林这位人民领袖的平易质朴。总而言之，斯大林与托尔斯泰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关系，两人既不特别亲密，但是也没有出现过争执和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