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说过，法捷耶夫曾要求肖洛霍夫写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转变，写他最后成为布尔什维克，这恐怕并不只是法捷耶夫一个人的意思。据说当时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的斯捷茨基也同意法捷耶夫的意见，他曾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斯大林对肖洛霍夫“施加影响”，让他改变对麦列霍夫的写法，将其写成集体农庄主席并吸收到布尔什维克党里来。斯大林回答道：“不能干预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不能强迫他接受什么。对艺术作品不能下判决。只能进行争论。”这里斯大林又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的问题。
1929年7月9日斯大林在给费里克斯·康的信里在讲他为之作序的米库林娜的小册子《群众的竞赛》时提到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说其中有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但不是毫无用处，不应该禁止出售。这说明这部小说开始连载以来他就十分关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把初出茅庐的肖洛霍夫称为“当代名作家”，可见当时他就发现了肖洛霍夫的艺术才华并加以充分的肯定。斯大林的这封信还表明他对文坛上出现的新生力量的器重和关怀。
从1929年起，农村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肖洛霍夫对这场运动十分关注，总的来说，他是肯定这场运动的大方向的，认为它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同时又对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偏差和过火现象表示不满和反对。1929年6、7月间，他曾给列维茨卡娅写过一封信，谈到了他的老家和下伏尔加地区的情况，说那里不仅进攻了富农，而且压垮了中农，贫农在挨饿，引起了社会动荡，有的地方出现了有组织的政治匪帮。而政权机关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对群众的申诉和要求敷衍推脱。肖洛霍夫看到这种行为非常愤慨，在信中这样说：“我举双手赞成：所有的人，包括加里宁在内，凡是虚伪地和假仁假义地高唱联合中农而又扼杀中农的人，都应该一网打尽。”言辞非常激烈。列维茨卡娅读了这封信后，觉得肖洛霍夫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便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删除其中最尖锐的一段话，然后通过关系，把它呈交给斯大林。这时大概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过火现象。斯大林收到各地的报告和肖洛霍夫的信后，十分重视，于1930年3月2日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加以纠正。在这之后，于1931年初，会见了肖洛霍夫。这是两人的首次见面。在这次会见时，肖洛霍夫大概对斯大林谈了自己创作一部反映农业集体化的小说的意图，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肖洛霍夫事后没有叙述这次会见的详细情况，只说了一句：“谈话使我受益匪浅，他鼓励我去实现我的创作构想。”
肖洛霍夫关于写一部取材于集体化运动的小说的意图，在这场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已产生。1930年，他曾对应邀到维约申斯克度假的列维茨卡娅透露过自己的想法，说他打算用三个来月的时间写一部反映集体农庄生活的中篇小说，而且不无自信地说，他一定会比别人写得好。也许他说这话的时候已构思得差不多了。斯大林会见他时对他的鼓励，使他更加坚定了信心，甚至加快了创作的步伐。他的构思发生了一些变化，为了描绘出更广阔的生活画面，他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第1部完成后，作者将其交给了《新世界》杂志。该杂志编辑部对其中描写消灭富农的场面有不同看法，拖延着不敢发表。于是肖洛霍夫不得不又一次求助于斯大林。斯大林读了手搞后说：“怎么我们那里尽是一些不明事理的人？我们连消灭富农都不怕，怎么现在害怕写这些！小说应当发表！”斯大林表态后，《真理报》在1932年1月发表了其中的一个片断，题为《走向那里是惟一的的道路……》。小说第1部以《开垦的荒地》为题，在《新世界》1932年第1期上开始连载，到第9期连载完毕。
《开垦的荒地》发表后受到读者的欢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斯大林于1932年6月7日在小说第1部尚未连载完毕时就在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说：“《新世界》正在发表肖洛霍夫新的长篇小说《开垦的荒地》。这是一本有趣的书！看来肖洛霍夫对顿河地区集体农庄作了很好的研究。依我看，肖洛霍夫有很高的艺术才能。此外，他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写的都是他非常熟悉的东西。不像‘我们的’轻浮的巴别尔，他有时写的是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例如《骑兵军》）。”斯大林不仅肯定肖洛霍夫的这部新作，而且又一次对他的创造才能作了高度评价。
照理说，《开垦的荒地》能顺利发表出来并受到欢迎，肖洛霍夫应该感到满意了。但是情况并不完全如此。问题出在小说的题目上。肖洛霍夫给自己的小说取名为《流汗流血》，可是《新世界》发表时可能未征得作者同意，把题目改为《开垦的荒地》。据考证，这个题目来源于斯大林的一篇讲话。斯大林于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题为《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时说过这样的话：“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问题对于我国农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是一般的作者，有的人也许会因为用斯大林的话作他的小说的题目而欣然接受，有的人也许会因题目被改而感到有些不快，但不会有像肖洛霍夫那样强烈的抵触情绪。他在给列维茨卡娅的信中说：“至今我仍厌恶这个题目。瞧，这是多么糟糕的题目！有时自己也被弄糊涂了！真烦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肖洛霍夫的性格特点。
1932年10月26日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在高尔基家与四十余位文学界人士座谈，肖洛霍夫也应邀出席。在会见过程中许多作家纷纷主动接近斯大林，而肖洛霍夫却待在一边，一言不发。斯大林一直注意肖洛霍夫，当法捷耶夫提议为“最质朴的作家肖洛霍夫”干杯时，斯大林站起身来，举起了杯子，这样说道：“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我们要为作家们和其中最质朴的肖洛霍夫同志干杯！”说这话时斯大林用目光寻找肖洛霍夫，但未见肖洛霍夫站出来。斯大林在与作家谈话时谈到了《静静的顿河》中麦列霍夫这个人物，说不能认为他是农民的典型代表，白军的将军不可能让没有军官头衔的农民指挥一个师，而在哥萨克那里这是可能的，关于哥萨克，让我们问一问肖洛霍夫。说到这些，他又用目光寻找，但肖洛霍夫却不在他身旁。从肖洛霍夫在会见时的这些表现中又可看出他的独特的性格。
上面提到过，1929年列维茨卡娅曾把肖洛霍夫给她的那封揭露农村的严重问题的信转交给斯大林，引起了斯大林的重视。在这之后肖洛霍夫开始直接给斯大林写信，从1931年1月到1933年5月，他总共写了五封反映农村情况的信，尤其是1933年4月4日写的那封长达数十页的信中详细地汇报了他所看到的触目惊心的事，其中主要讲了向农民强征粮食的情况，说地方政府的征粮指标远远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某些干部为了完成计划，采取各种非法手段进行搜查，甚至采取刑讯逼供的办法。结果农民的部分口粮和春播的种子被搜走，农民吃不饱饭，集体农庄有完不成春播计划的危险。斯大林收到信后十分重视，首先考虑解决农民吃饱肚子的问题，立即给肖洛霍夫发电报，感谢他提供情况，要他告知必需的救济粮数字，紧接着给维约申斯克调拨了一万二千普特黑麦。与此同时派一个调查组到维约申斯克进行调查，在证明肖洛霍夫反映的情况属实后，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对违法乱纪人员作了处理。不过在处理问题的同时，斯大林给肖洛霍夫写信指出了他的片面性，信中说：“我曾对您给我写信表示感谢，因为您在信中揭露了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毛病，揭露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了制服敌人无意中打击朋友并达到非常残忍的地步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您看到的是一个方面，看得还算清楚。但这仅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您的信件不是小说，而完完全全是政治），应当仔细观察，应当善于看到另一个方面。而这另一个方面在于你们区（而且不仅是你们区）的可敬的庄稼人实行‘意大利式的罢工’（怠工！），并且甘愿让工人和红军没有粮食吃。这怠工是悄悄地进行的，从表面看来是不伤人的（不流血），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可敬的庄稼人实质上是在与苏维埃政权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饿死人的战争，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从以上这件事可以看出，肖洛霍夫敏锐地发现当时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作了真实的反映，而斯大林在迅速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问题的同时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可见作为艺术家的肖洛霍夫和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有差别的。
肖洛霍夫向斯大林“告御状”，使得当地受到处分的领导干部怀恨在心，他们用各种手段打击肖洛霍夫以及与他意见一致的维约申斯克区区委书记卢戈沃依和执委会主席洛加乔夫。肖洛霍夫于1934年6月会见了斯大林，向他作了汇报。斯大林答应查明情况，但未采取措施。肃反运动开始后，内务部人员制造罪名，逮捕了卢戈沃依和洛加乔夫，肖洛霍夫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于是他于1937年6月来到莫斯科，要求斯大林接见。斯大林没有见他，但是感觉到肖洛霍夫一定有重要事情找他，便先派当时任作协主席团责任书记的斯塔夫斯基到维约申斯克去进行调查。斯塔夫斯基写信向斯大林汇报了调查结果，讲了肖洛霍夫的抑郁情绪，斯大林便决定同他谈一谈，便于9月24日会见了他。会见时肖洛霍夫对情况作了陈述，为卢戈沃依等人进行了辩护。会见后不久，卢戈沃依等人被无罪释放，恢复了党籍和工作。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又一次支持了肖洛霍夫。
在这之后，肖洛霍夫又于1938年2月16日给斯大林写信，揭露内务部人员制造冤假错案、刑讯逼供、残害忠诚的干部和无辜的群众的行为。信中说：“把被捕的人交给侦查人员处理而不进行任何监督，这种方法有极大的缺陷：它已经导致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这使得内务部的官员们对他恨之入骨，要把他置之于死地。他们编造了肖洛霍夫正在组织暴乱的谎言，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并准备将他逮捕。幸好奉命执行这项任务的波戈列洛夫向他通风报信，并建议他到莫斯科去找斯大林寻求庇护。于是肖洛霍夫秘密地绕道到了莫斯科，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默默地听了他的陈述，没有立即作出决定。这是1938年10月23日的事。八天后，即10月31日，斯大林再次会见肖洛霍夫，同时找来了波戈列洛夫和内务部有关人员当场对质，最后证明造谣诬陷进行政治迫害的情况属实。据肖洛霍夫本人回忆，“当时斯大林看着他说道：‘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您以为我们会相信这些造谣诬蔑的人，您想错了。’说着狠狠地瞪了在场的内务部人员一眼。他们一个个吓得呆住了”。三个星期后，叶若夫就被解除了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就这样，肖洛霍夫逃过了一场劫难。然而他有一股倔强劲儿，并不就此而改变“为民请命”的初衷，继续揭露各种违法乱纪、残害老百姓的行为。他最后一次给斯大林写信反映这些情况是在1940年，当时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曾奉命进行调查，向斯大林作了汇报。
如上所述，1933～1938年这五六年，斯大林和肖洛霍夫交往比较多，而对肖洛霍夫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比较艰难的时期。1938年2月16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这样说到自己的处境：“五年时间我勉勉强强地写了半本书。在维约申斯克这样的环境里，不仅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工作，而且生活也极端地难以忍受。现在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仇人仍在我周围布置罗网。”应该说，是斯大林支持和保护了他。斯大林对他基本上做到了有求必应，在了解情况和弄清事实后迅速作出决定，解决他反映的问题，告诉他不必担心，安心工作。当然有时也批评他几句，但完全出于对他的爱护。斯大林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大概主要是因为看重他的文学才能，认为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同时也可能欣赏他的不说假话、敢于直言和坚持自己意见的性格特点。确实肖洛霍夫比较耿直，敢说实话，有时甚至敢于顶撞，加上年轻，不那么懂得人情世故，有时使人觉得他似乎有些倔头倔脑，目无尊长。但斯大林作为领导人和长者并不计较，甚至有时表露出欣赏的样子。与斯大林接触多了，肖洛霍夫看出了斯大林喜欢敢于讲实话的人这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他没有改变自己在斯大林面前的态度。曾担任过肖洛霍夫的文学秘书的沙赫马戈诺夫有一次问肖洛霍夫，为什么他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得那么独立不羁、甚至不小心谨慎，肖洛霍夫简短地回答道：“他不尊重卑躬屈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