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报刊上陆续发表了斯大林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例如1937年6月2日在国防人民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议上的关于肃反问题的讲话、1940年4月17日在总结苏芬战争经验的会议上的讲话、1941年5月4日在红军各个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49年6月7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莫斯科建设问题的讲话等)和谈话(例如1930年12月9日与红色教授学院的哲学家们的谈话记录、1935年6月28日与罗曼·罗兰的谈话记录、1939年3月与柯伦泰的谈话记录、1943年9月4日与三位大主教的谈话记录、1947年2月25日与电影《伊凡雷帝》创作人员的谈话记录等)。此外，有两份谈话记录特别值得注意，一份是斯大林在1945年12月28日召开的《斯大林全集》第1卷审稿会上的谈话，另一份是他在1946年12月23日讨论列宁和斯大林传记时的谈话，记录这两次谈话的是参加这两次会的历史学家和《斯大林传略》的作者之一莫恰洛夫。在第一次会上，斯大林回答了学者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谈到了他早年的某些文章写作和发表的过程，然后他说，他不要求全部收进去，去掉了许多。他还说，“有人力图收得多一些，想要夸大作者的作用。我不需要这样做。”当有人指出列宁全集把列宁所写的一切都收进去时，斯大林回答说：“那是列宁，而这是我。”在谈到印数时，斯大林提出，印三四万册就够了。有人认为太少，说列宁全集的印数为五十万。这时斯大林又说：“那是列宁，而这是我。”他还解释道，收入第1卷的文章现在只具有历史意义，只对了解作者生平有用，不必多印。后来在与会者的坚持下，才同意印三十万册。
在第二次会上，斯大林手里拿着他的传略的修订本校样说：“错误很多。叙述的语调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语调。”接着他带着讽刺的口气说：“我居然有各种学说，甚至包括关于战争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原来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工业化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在这部传记里赞扬的话很多，吹嘘个人的作用。读者在读了这本传记后该怎么办呢？他们得跪下来向我祈祷。”说完这些话后他又重复说：“你们在书中写道，我有关于战争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然而任何战争史里都写到这一点。也许这个问题我说得有力一些，仅此而已……我竟然还有共产主义学说。似乎列宁只谈到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什么也没有说。实际上我讲到共产主义时说的是列宁书里也有的话。还有，似乎我有国家工业化的学说、农业集体化的学说等等。其实正是列宁提出我国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问题，这个功劳应归于他。”最后他下结论说：“我们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在谈话将要结束时斯大林又一次说到这个问题，说“人们‘发现’我有整整六种学说，实际上一种也没有”。由此可见，他对那种夸大其词的做法十分反感。
斯大林指出了传略中的一些失实的地方。例如他说，传略“在谈到巴库时期时写道，似乎在我到达前，那里的布尔什维克什么也没有做，等我一到，一切马上变了样”，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他批评传略没有明确说明他是列宁的学生，他说：“实际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这一点我在同路德维希的谈话时明确地说过……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我，而不是相反。谁也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已走出来的道路前进。”斯大林提出应该写一部新的列宁传记，认为这是“一项首要的任务”，因为过去凯尔仁采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写的传记都过时了。最后斯大林对亚历山大罗夫写的《西欧哲学史》一书提出了批评，阐述了他对某些哲学史问题和哲学家的看法。
斯大林晚年十分重视理论问题。他于1950年6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批评了语言学家马尔的错误观点，论述了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不具有阶级性，同时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现在俄罗斯许多学者对这部着作是肯定的，就连一直对斯大林持批判态度的历史学家罗依·梅德维杰夫也认为它“总的来说具有积极意义”。
1952年他又出版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对经济领域某些重大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科索拉波夫在一篇文章里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他曾与在苏共十九大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切斯诺科夫长期共事，并且听切斯诺科夫说过，斯大林在逝世前一两天在电话里对他说：“您应当在最近就动手研究进一步发展理论的问题。我们可能在经济方面出一些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扭转过来。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搞错了，那么就会断送整个事业。没有理论我们就会死亡，死亡，死亡！”
这是斯大林留下的最后遗训。他所担心的事后来在苏联果然发生了，这个历史的大悲剧告诉我们，必须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战线上的斗争。
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出版了一些研究斯大林的着作，其中包括库拉什维利的《斯大林主义的历史逻辑》、马连科夫的《国君与坏蛋：一个律师未发表的为斯大林申辩的辩护词》、朱赫来的《斯大林：真实与谎言》、波赫列勃金的《伟大的使用化名的人》、谢马诺夫和卡尔达绍夫的《约瑟夫·斯大林》、尼古拉·雅科夫列夫的《斯大林：上升的道路》等。根据报导，这些着作的作者态度比较冷静和客观，他们对斯大林的历史作用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
这几年也出现了一些斯大林的新的传记。我们记得，沃尔科戈诺夫在八十年代后期写了《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传记)》，后于九十年代中期又出版了《七位领袖》一书，斯大林是这本书所写的领袖之一。沃尔科戈诺夫原为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后主动要求调任国防部军事史研究所所长。苏联解体前夕当了叶利钦的军事和安全问题顾问，并任接收包括政治局的“特别卷宗”在内的苏共中央和克格勃档案的委员会主席。据俄罗斯报刊披露，此人具有很大的政治投机性，“改革”后期摇身一变，成为坚决的反共分子，为了替自己的这种行为辩解，编造了一套他的父母过去受迫害的谎言。他的这种变化自然会在他前后两部作品中反映出来。如果说在前一本书里如同书名所表示的那样还既写了胜利又写了悲剧的话，那么在后一本书里对斯大林则主要采取否定态度。沃尔科戈诺夫本来是学哲学的，历史不是他的本行，因此缺乏写历史人物传记的应有的素养。俄罗斯学术界普遍认为，他在书中对事实和史料作任意的解释，叙述前后重复，论据和结论之间往往出现矛盾，因此他的书总的说来学术水平不高。由于他处于特殊地位，能接触到过去绝密的档案材料，因此他的着作在一段时间内曾受到读者的重视。后来许多材料解了密，人们才发现，沃尔科戈诺夫带着偏见利用档案材料，只取其中能纳入反共公式的东西，而且有时断章取义，于是便对他的着作失去了兴趣。
下面要着重讲一下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一书。此书于1996年在美国纽约出版，1997年“返销”国内。与此同时作者在俄罗斯电视台一频道作了题为“斯大林的预见，生平和详细经历”的系列谈话，为他自己的书作广告。这本书也迅速传到了我国，新华出版社在1997年就出了中译本，不过把书名改为《斯大林秘闻》，并加了“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的副标题。拉津斯基是一个剧作家，直到九十年代才“改了行”，先后写了《尼古拉二世：生与死》和《斯大林》。他在后一本书的《前言》里说他对斯大林的态度是：从少年时代“丧失理智的崇拜”变为后来“丧失理智的仇恨”。其实他岂只是对斯大林如此，他对列宁、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都抱这种态度。他在否定斯大林的同时，多次反复地强调说，斯大林的政治手腕和斗争策略都是从列宁那里一点一点地学来的。他把苏维埃政权形形色色的敌人的话奉为至理名言，借用它们来攻击十月革命和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这本书的政治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拉津斯基在谈到这本书时强调它是根据文件和档案材料写成的。在这本书的广告里也说，这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来研究档案材料”的结果写成的。实际上并不如此。着名学者柯日诺夫指出：“只要读一读这本书立即就可看出，它主要是建筑在作者稀奇古怪的想象的基础上的。不用说作者没有掌握难以看到的档案，就连任何图书馆都有的百科全书也没有查一查。”
一位美国学者也说：“尽管拉津斯基一直强调他的书是以档案材料为基础的，实际上它基本上是由各种事实、不同的看法和最近几十年的传闻编缀而成的。”
书中把大量离奇的传说和各种流言蜚语收集到一起，根本不作分析和判断，只说一些模棱两可和不置可否的话，有时甚至作拐弯抹角的暗示，要读者相信这些传闻是真的。俄罗斯各派的报刊(其中包括自由派的《独立报》和《文学报》、传统派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和《明天报》等)都发表文章对《斯大林》一书提出批评，指出其中有大量史实的错讹。作为剧作家的拉津斯基，本来应该对文学界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可是他恰恰把许多与文学界有关的事搞错了。他毫无根据地说斯大林当了总书记后，马上建立了拉普；他把斯大林在高尔基家会见作家的时间安排到高尔基不在国内的1932年初，把斯大林与布尔加科夫通电话的时间改在1930年的愚人节，而实际上是4月18日；他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被怀疑为剽窃者后之所以不敢出来辟谣，是因为小说写的是一个被枪决的哥萨克的经历，肖洛霍夫一直到死都对此保持沉默，而事实是：肖洛霍夫当时就站出来辟谣，而且早在1937年就说明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谁。至于把某人入党的时间提前几年，把某人的寿命延长几年的事，也很常见。因此柯日诺夫说作者连百科全书也没有认真查一查是有根据的。拉津斯基在叙述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时，用的是调侃和揶揄的语调，有时不免流于油滑，这也引起俄罗斯某些批评家的不满。由此可见，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名人传记，就连作者本人在他的谈话里也把它称为小说，因此把它当作可为我国党政领导、研究单位和学者提供珍贵资料的史书来推荐是很不合适的。
三
目前俄罗斯各派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虽然没有像过去那样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是相互之间仍旧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改革”年代猛烈攻击和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自由派，随着苏联的解体，政治上遭到了破产，他们过去发表的那些反对斯大林的言论和制造的种种神话，似乎已无多少市场。在社会上比较普遍地出现怀旧和怀念斯大林的情绪的情况下，他们的放肆态度总的说来有所收敛。例如上面提到过的那位布尔拉茨基，他在《斯大林将从后排出现》一文里虽然仍把现已基本上弄清的问题说成“谜”，虽然对斯大林过去贯彻的路线和政策提出种种批评和责难，但是可以看出，说话的口气已经平和多了。但是也有例外，例如前持不同政见者柯别列夫在去世前给他的格鲁吉亚朋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格鲁吉亚着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复活对斯大林的崇拜”，继续用“改革”年代常用的词汇攻击斯大林，列数他的罪状，把苏联过去的一切成就说成是违背他的领导取得的。自然这封信除了引起“格鲁吉亚朋友们”的反感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在“改革”的前期，自由派在批判斯大林时都曾把他与列宁分开。到苏联解体前后，一部分人完全采取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立场，公开把矛头指向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全部历史。其中有人甚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德国的法西斯制度相提并论，都说成是极权主义制度而加以彻底否定；还有人把苏联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描绘成两个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争斗，把斯大林说成与希特勒一样的人物。而另一部分仍然只反对斯大林而不反对列宁。直到目前为止，在自由派当中仍然有两种人，上面提到过的柯别列夫和《斯大林》一书的作者似乎属于前一种人。
但是无论是前一种人还是后一种人，他们的自信心已大大降低，他们开始担心“新的斯大林”的到来，于是便想设法阻止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潮流。但是他们在过去十多年内已把话说尽说绝，他们的想象力已经枯竭，再也想不出能引起公众注意的反斯大林的“事实”和“论据”来。有的人只好又在斯大林的经历上做文章，重新搬出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奸细的问题。1997年《消息报》连续发表文章，肯定早已证明是伪造的叶廖明的信(其中谈到斯大林曾与沙皇警察合作)是真的。
1998年《选择》杂志又刊登了一个叫马尔蒂诺夫的人向沙皇警察厅长汇报马林诺夫斯基和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活动的信，该刊在后记中说：“希望这个文件的发表能使许多怀念‘个人崇拜’时代的新斯大林分子和‘强国论者’的热情有所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