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进派看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一种消极的应变策略，“全盘西化”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振兴战略，才能给民族带来真正的振兴和新生。在这种声势浩大的反传统浪潮和“全盘西化”浪潮中，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教育改造方案，自然不会给传统文化留出太多的空间。
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长之后，于１９１２年（壬子年）９月、１０月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新型的学校体系，是为“壬子学制”。自此至１９１３年（癸丑年），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程，对新学制有所补充和修改，于是又总合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学制系统，并被合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新学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目的、课程设置、学校配置、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经费及管理等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按照新学制的规定，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
初等小学的课程设置是：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设缝纫。
高等小学设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男子加设农业、女子加设缝纫，并视地方情形加设英语或其他外国语。与清末相比，取消了读经课，授课时数也略有减少。
中学以完成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取消了清末的文、实分科制度。
中学的课程设置是：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女子中学加课家事、园艺、缝纫。外国语以英语为主，因地方条件可任择法、德、俄语之一种。与清末相比，取消了读经课，增加了手工课。
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专门学校分政法、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和外国语各类。
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各科再分为若干门（相当于现在大学中的系）。预科分三部：
第一部预科生入文、法、商三科；第二部预科生入理、工、农及医科的药物门；第三部预科生入医科的医学门。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跟“癸卯学制”相比，“壬子癸丑学制”最大的改变就是废除了读经讲经课，原先占用一半课时的本民族圣经，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大学设置中，也不再有“经学科”的存在，《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等中国文化的命根子，不再是中国教育和中国文化的基本资源，而沦落为绝学。
颇为奇怪的是，这个教育改造方案规定了唯独师范学校应该学习中国文化经典。“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男、女师范学校都分本科和预科，本科又分一、二两部。男师第一部学科为修身、读经、教育、国文、习字、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农业、乐歌、体操。女师本科第一部学科，除不设农业，另加家事、园艺、缝纫外，外国语为选修，其他与男师相同。男女师范第一部均为四年。男师本科第二部学科为修身、读经、教育、国文、数学、博物、物理、化学、图画、手工、农业、乐歌、体操。女师第二部不设读经和农业，另加缝纫，其他与男师相同。”
“读经”二字夹杂在师范学校几十种课程之中，基本上可有可无，不过是体现了方案制订者的某种犹豫和妥协而已。而且，师范学校是为普通学校培养师资的，既然普通学校不开设经学课，师范学校学习经学的热情也就无法调动起来。所以，可以设想，师范学校的读经课实际上形同虚设。
总之，“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从教育资源中剔除出去，从此，现代中国人在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将不再学习、继承古代中国人所创造的这些精神文化。一位中国学者在转述阿尔都塞关于教育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时指出：
如果把前资本主义的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个对比的话，那么，前者“存在着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教会”，而后者却以遍及社会的教育（学校家庭）规训机制作为其意识形态机器；前者主要在公共领域运作，而后者却在私人领域活动。……由于国家机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日常机制内部，从而国家的存在形态本身具有了某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形态”。
由此所出现的后果是，接受了此种教育的现代中国人，他们与古代中国人、与这个作为文化共同体而存在的中华民族，将逐步失去文化联系和精神联系。他们的文化资源使得他们与西方社会、西方国家有文化和价值认同上的联系；可是在血缘上和社会组织上，他们又只能属于中国社会。这种文化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矛盾，将给他们造成严重的精神分裂。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孤独者》的主人公，就是这种精神分裂的典型案例。魏连殳与村民在祖母葬礼上那种剑拔弩张、决一死战的态度，恰好表现了新一代精英人物精神分裂的严重程度及其疼痛的程度。鲁迅对于这场葬礼上的较量投入如此大的兴趣与热情，可见他对于魏连殳式的精神分裂的体会有多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一代精英人物，迅速成为引导中国文化前途的决定性人物，他们所选择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成为日后中国社会的正统和主流。此后几代国人，都是在这种主流文化和主流教育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寒石山村民所坚守的文化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和扫荡，他们所承受的文化崩溃的疼痛，并不比精英人物少一些。
一部分精英人物率先体验到的精神分裂，外化为不同人群的文化分裂和社会分裂，中国社会因此而遭遇着广泛的撕裂与疼痛。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和价值认同危机，就是这种疼痛的升级版。
民国以后中国社会的起伏动荡远比清末严重，而且越来越带有文化冲突和政治模式冲突的色彩，就是这个古老民族精神分裂的症状之一。其根源就在于蔡元培所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教育资源的更换与改造。
由于我们几代人都身处这种资源极其单一的教育之中，对于这种极其单一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缺乏反思能力。倒是那些曾经成为五四一代的前驱，却眼睁睁看着五四一代比自己走得更远的前贤所表达的忧虑，给我们提供了反思五四的思想资源。我说的前贤，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
１９１３年，康有为曾经指出：“新学之士，不能兼通中外之政俗，不能深维治教之本原。”“以欧美一日之强也，则溺惑之；以中国今兹之弱也，则鄙夷之。溺惑之甚，则于欧美弊俗秕政，欧人所弃余者，仿之惟恐其不肖；鄙夷之极，则虽中国至要道，数千年所尊信者，蹂躏之惟恐少有存也。”蔡元培的教育改造，功莫大焉，但是其于中国固有精神文化“惟恐少有存也”，终于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这种选择虽然显示了新一代精英群体除旧图新的勇气，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其负面影响终于日盛一日地显现出来。
更早的时候，还在１９０２年，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在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时，就敏锐地指出：“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夫二十年间之不发明，于我学术思想必非有损也。虽然，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当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
在大多数中国精英还在苦恼于国人之顽固守旧、抵制西学的时代，梁启超已经觉察到了中国社会思潮的另一种趋势。梁启超的惊人敏感不为时人所关注，直到百年之后的今天，终于成为我们反思五四时期“全盘西化”思潮之弊端的理论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