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插曲颇值得我们思考。《阿Ｑ正传》是鲁迅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读者自然见仁见智，谁都很自然地用自己的眼光来阐释之、发挥之。１９３０年，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教师王乔南，将《阿Ｑ正传》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女人与面包》。单从题名上看，王乔南显然具有左翼作家的关怀角度，想展现阿Ｑ生存上的困难和绝境。对于赤贫者阿Ｑ来说，本来不失为一种阐释角度。但是鲁迅对这种阐释角度完全否定。
他两次给王乔南回信，劝他不要改编，后来王乔南寄来改编好的剧本，鲁迅也不想看，马上原稿奉还。
鲁迅的第一封回信说：“我的意见，以为《阿Ｑ正传》，实无改编剧本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角，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为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吧。”第二封回信说：“前次因为承蒙下问，所以略陈自己的意见。此外别无要保护阿Ｑ，或一定不许先生编制印行的意思，先生既然要做，请任便就是了。至于表演摄制权，那是西洋——尤其是美国——作家所看作宝贝的东西，我还没有欧化到这步天地。它化为《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电影我是不懂得其中的奥妙的。
寄来的大稿，恐未曾留有底稿，故仍奉还。”这里所云“就算与我无干”虽然另有语境，但是他不认可王乔南的改编角度和阐释角度是很明显的。
一个作家在写作中当然有权利“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也有权利对别人的阐释角度不予理睬。本文要追问的是，在鲁迅的创作意图中，《阿Ｑ正传》究竟以什么为目的呢？
《阿Ｑ正传》以滑稽的外衣为诱饵，诱导读者去了解阿Ｑ内心真实的想法。赤贫者阿Ｑ能有什么想法呢，不过是想有个女人（只想“一个”，最大的幻想不过是能够挑一个中意的），想有一个或若干个后代，此外最大的非分之想就是有张用来睡觉的宁式床。阿Ｑ有没有别的不轨之思？他想过让全国人民都给他缴纳保护费没有？
他想过在某个风光盖世的地方建一座别墅没有？没有。
一个赤贫者如此低调的愿望，如此底线的需求，激起了当代最伟大思想家的最深广最严肃的忧虑。忧虑什么？忧虑赤贫者太自私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如此伟大的变革时代，阿Ｑ一点也不关心民族国家的命运，只想着利用社会变革的机会，满足自私的愿望。这样的穷人，不启蒙行吗？这样的国民，不批判行吗？
可是，革命不就是为了调整一个社会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从而重新安排一个相对合理的新的利益格局吗？在革命之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中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在革命之后相对合理的利益格局中得到一些新的权利和机会，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而且，在一个大的社会变动之中，哪一个群体、哪一个个人不是为了谋求或者扞卫自己的利益而参与其中的呢？
我看不出阿Ｑ错在哪里，但是鲁迅说阿Ｑ错了。他用滑稽的、戏弄的笔调描述阿Ｑ的社会特征：愚、穷、弱；他用严肃的、冷峻的笔调描述阿Ｑ的精神特征：私。
他对于底层人的诊断，与晏阳初、胡适对于底层人的诊断，堪称基本一致。晏阳初所谓“愚、穷、弱、私”，在鲁迅的小说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现。胡适所云“五鬼乱中华”的五鬼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其中“贫穷、疾病、愚昧”是独属于底层人的，造成“扰乱”除了军阀就是土匪，也有一半是底层人，只有“贪污”一鬼是上流社会的人闹出来的，可是能够揪出来的贪污犯，肯定也是底层人出身的（权贵贪污根本就不叫贪污，不可能被揪出来）。
可见，中国社会的纷乱、国家的溃败，原因都在底层人，责任都在底层人。由于底层人太愚昧，产生不出天才来，使得国家无人收拾；由于底层人太贫穷，拖了国家的后腿，无法抵制殖民掠夺；由于底层人太虚弱，生产不出更多的财富，导致国家贫穷；由于底层人太自私，只知道争抢女人和面包，影响了国家的文明水平；由于底层人太扰乱，宁式床早给他们抢走了，弄得国家的炮火只能对着他们打，对于殖民者和入侵者，只能不断送银子。即使是社会控制集团贪得无厌的掠夺、草菅人命的屠杀，责任也在底层群体。
为什么？鲁迅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这话虽然从精英和底层的互动关系来说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从追究责任和寻求改造方案而言，将矛头对着被统治、被压制的底层国民，不能不说是颠倒乾坤之论。
最要紧的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
按照五四精英群体的说法，三千年变局，两百年国耻，以及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全面崩溃，都是那该死的阿Ｑ闹的。
要想民族兴旺，国家发达，社会繁荣，人民幸福，必须好好控制和管理千千万万个阿Ｑ。由谁来控制和管理，当然是由胡适所呼唤的大约一万个“天才人物”构成的“社会重心”，也就是精英群体。要想利用三千年变局实现真正伟大的变革，必须克服阿Ｑ的愚穷弱私，让他们做出贡献。先是当兵的必须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后来的要求变更为“群众不拿一针一线”。他们必须像工蚁那样永无止境地劳动和贡献。贡献给谁？“精英意识形态”中的说法是贡献给国家，给民族。国家是谁？国家就是精英群体。
底层群体创造了巨大财富而自己又“不拿一针一线”，尽数贡献给国家，还不能让精英群体满意。精英群体有一个重要的愿望，那就是要求这个愚昧的底层群体能够理解、配合他们建设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理想，如何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
于是，“思想启蒙”。
于是，“国民性批判”。
于是，“狠斗私心一闪念”。
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引导中国进入康庄大道？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的１９２５年依然坚持说：“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
在思想革命的诸般内容中，“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也就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
如果国民性的坏根不予改变，会有什么后果呢？那就诞生不了天才，那就会扼杀精英。
鲁迅一生反复讨论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主人公绥惠略夫的不幸遭遇。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８日，在给他最喜欢的女学生许广平写信时，批评绥惠略夫是“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的同时，对他寄予了无限同情。“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愤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鲁迅相信绥惠略夫、狂人、夏瑜等等都是意在“救群众”，反被群众所害。他对笔下的精英人物常常如此信任，乐于寄予希望。即使希望落空，也还会加以同情和礼赞。而对于处于卑贱地位的“群众”和底层群体，在鲁迅、胡适的笔下，常常是祸根所在，是黑暗的渊薮。不加以启蒙，不经过思想革命的洗礼，他们永远理解不了精英人物，永远只会吃精英人物的鲜血。
这就是五四精英意识形态的基本倾向。
胡适是五四精英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述者。
鲁迅是五四精英意识形态的形象展现者。
毛泽东是五四精英意识形态的政治实践者。
把鲁迅对于阿Ｑ的要求落实到现实中，就是让“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阿Ｑ，将刚割好的麦，刚舂好的米，亲自撑着船全部送到精英群体指定的国库中，然后回到土谷祠中活活饿死。如果那麦和米都给阿Ｑ吃了，岂不纵容了他的愚穷弱私？如果由阿Ｑ享用那些麦和米，这与思想启蒙和国民性批判的文化理想是不相容的。也与精英群体垄断国家权力、控制社会资源的欲望相冲突。正因为这样，鲁迅对于别人关注阿Ｑ的吃饭权利、性权利、婚姻权利，给予完全的否定，并且不屑一顾。
无论是鲁迅建构的精英意识形态，还是毛泽东的政治观念与决策，其目的都是为了尽快地实现国家的富强，而这就要求个人为了国家的最终利益做出牺牲。因此，他们都十分注意遏制底层人的物质欲望，甚至站在道德高度否定在他们看来是自私自利的利益诉求。
毛泽东按照精英意识形态的目标，提出建设一个工业化强国。可是资金短缺，钢材短缺，一切战略物资都短缺，怎么办？只有动员底层群体作出最彻底的牺牲，以便推进工业化建设。
毛泽东成为鲁迅的知音有多方面的原因，对阿Ｑ们必须严格要求当是原因之一。所区别者，毛泽东所做乃是一种政治家的自觉的谋略，鲁迅所写只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英意识的本能流露，他此时很可能是不自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