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结论只是将书中重要观点提取出来集中编排，并无新鲜论述。以下文字，全部来自本书绪论部分。之所以将这些要点在书末再一次加以突出表现，所要强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包括国民性批判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都像人们所熟知的政治活动一样，其最后的旨归就是赤裸裸的利益。这是文化政治学与普通政治学的共通之处。
一
为了避免对人文学术体系作过于单一的理解，我首先强调，精英群体创造的人文学术体系具有多种资源和功能，其中最为重要的，至少可以列出如下三种。
第一种，精英人物探讨精英人物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如何维系政治的平等、财富与权力分配的公平、社会的繁荣和彼此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汉代人整理的周代“宪法”《礼记》，还有孔夫子的伦理思想，都体现了这样的功能。
第二种，精英人物探讨对底层群体作出什么评价、提出什么要求、征收多少赋税、施加什么刑法。在这四项功能中，后两项一般是由社会控制集团的最核心机构决定的，王宫、总统府、议院等等就是这样的核心机构。前两项通常是由精英群体中的笔杆子完成的，鲁迅的一系列涉及底层人形象和境遇的小说，以及进行国民性批判时涉及底层群体的诸多杂文，就体现了这样的功能。
第三种，精英人物对人类生命的自由意义、对“存在”的神秘性和宇宙大生命的奥秘进行哲学研究和神学思考，《庄子》、佛教的《金刚经》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即体现了这种作用。这些精神成果有时候也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底层群体接受和消费，但是总的来说，这主要是上流社会即精英群体享用和消费的东西。
但是，本书所讨论的，是人文学术体系的前两个功能，那才是人文学术的主体。
人文学术体系的第三种资源及其功能，在人文学术中所占比例有限。
二
在“自相矛盾”的故事中，卖矛人说，我这矛呀，无坚不摧——可以穿透世界上所有的盾。卖矛人创造这条知识，传播这条知识，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将他者的存在组织到他的利益框架之中。
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卖矛人，包括文化人、知识人。
近代以来成千上万以上帝的名义涌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就是这种卖矛人。
三百年前西方人卖上帝，今天西方人卖美国模式和普世价值。五百年殖民史上，西方人所出卖的价值，跟财富一直构成逆向运动。
上帝流向东方的时候，东方的财富大规模流向西方；美国模式流向东方的时候，东方的财富大规模流向西方；普世价值流向东方的时候，东方的财富大规模流向西方。
三
连非常具体的“美国模式”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的概念，其最后的旨归也在于利益。在２００８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模式的全球扩张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全球影响，从东欧到东亚，美国模式曾经所向披靡。美国模式鼓励资本和货物更加自由地流通，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当中国学者沉迷于美国所推销的“美国模式”的文化价值的时候，推销“美国模式”的美国学者却只关注这个概念控制世界的战略意义（政治角度）和它所能折算的利益（经济角度）。
处在同一个利益格局中的不同政治实体，任何层面的博弈都是政治和利益的博弈，在文化上自我贬抑、自我诋毁只是误国误民的书呆子的愚蠢行为。中国多的是这样的书呆子，缺的是透过文化看利益、利用文化谋利益的战略家。
四
本氏族是一个小圈子，这不单是氏族成员赖以生存的依托，而且是氏族成员赖以体验生命意义、人生价值和荣誉的社会空间，所以，每个人都会自觉地维护这个小圈子的利益。
所有其他氏族构成一个大圈子，那个大圈子是咱们小圈子生活的背景和条件，那里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可供我们取用，只要你有足够的暴力去掠夺、去屠杀。
一个人能够猎获最多的动物，让他的血缘同胞拥有温饱和剩余产品，他就是这个集体中的大英雄。同样，一个人能够消灭敌对氏族人口，让自己的氏族获得安全，或者能够抢劫其他氏族的财富，让自己的氏族拥有更多的消费品和更广泛的利益，他就是这个集体中的大英雄。
可见，对于同一个人的价值的评估，小圈子和大圈子所给出的结论完全是相反的。价值冲突、评估冲突、文化冲突，都是利益冲突的表现。用一方的价值压倒另一方的价值，就是用一方的利益压倒另一方的利益。
“内修文明、外施暴力”是历史上所有政治实体的共同特征。
五
小圈子内每个成员的温饱、痛痒、希冀，都能得到圈内人的关爱、尊重与呵护，即使他私念泛滥、恶欲膨胀、嗜杀成性，只要这一切是刀锋向外，也会受到圈内人的支持和颂扬。这种仁爱和温情感天地而泣鬼神。这是地球上诞生动物以来，所出现的最伟大的人文文化。
可是这种伟大的人文文化，仅仅适用于小圈子之内，大圈子人群则是成全这种人文文化和人文价值的材料，有时候以他们的财富为材料——比如掠夺他们的财富来充实小圈子的晚餐，有时候以他们的生命为材料——比如以他们作为牺牲来光大小圈子的祭祀仪式，有时候以他们的尊严为材料——比如让他们戴上枷锁，在暴力的看管下为小圈子服劳役。
六
在宗教和人文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有意建构传播者（通常是莫斯卡所谓统治阶级）和被传播者（通常是莫斯卡所谓被统治阶级）在血缘、神缘、文化、道德、性格、习惯、智商、才能等等方面的差距，将被传播者置于劣势和卑贱的地位，乃是为了为自己的宗教传播和人文文化传播制造传播的理由，也就是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依据。
某个小圈子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普世化，而刻意强调自己的文化是普世文化、自己的价值是普世价值，这恰是文化政治学的一点小奥秘。只有像中国五四时贤这样的精神崩溃的群体，才如此缺乏判断力，竟然看不透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奥秘。
七
鲁迅时代的所谓国民性批判，不过是历史上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小圈子对大圈子的卑贱化描述，在西方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特殊表现。它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跟历史上所有的对于底层群体的卑贱化描述和批判都没有区别。
仅有的区别在于，鲁迅时代正处于“西方化”的过程之中，支配中国社会的力量不是来自社会内部而是来自国外，国外侵略势力对于中国的批判不仅仅针对某个底层群体，而是针对中国的所有国民，因为在西方霸权格局中，中国作为弱国整体上处于底层，所以，鲁迅时代对于底层群体的卑贱化描述，第一次被命名为“国民性”批判。名字虽有变化，但是批判主体与批判对象的权力关系，一点也没变化。
某种程度可以说，对于底层群体即大圈子的卑贱化描述，是所有人文文化的共性。就此而言，国民性批判是每一种人文文化天然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底层群体接受任何一个小圈子的人文文化，都必须完成对该文化中对自己进行卑贱化描述、劣根性批判的认可与接受。
八
在现代社会，一个知识分子的收入，再也不是像《礼记》所说相当于一个上等农夫的收入。民国时期，一个北大教授的月薪是３００块大洋，可是他家的保姆月薪只有３块大洋。按照《礼记》的规定，下士的收入相当于上等农夫，中士的收入相当于两位上等农夫，上士的收入是中士的两倍，也就是相当于四位上等农夫的收入。民国教授的工资竟然高达劳动者工资的１００倍，这比《周礼》的规定超过太多。
看来，“礼崩乐坏”并不只是王公贵族贪得无厌、不守本分，其实也包含着士贪得无厌不守本分。历史发展进程，就是知识分子的分配份额不断扩大的过程，难怪知识分子所建构的人文学术体系，将自古以来的历史发展描述为一个“进步”的过程。
这么巨大的贫富悬殊，就是通过教授不断批判保姆的“国民劣根性”而实现的。
面对１００比１的收入比例，教授决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当的。相反，他只有通过更加卖力地批判国民劣根性来证明他的高收入是正当的，保姆的低收入同样是正当的。他甚至还希望某一天自己的收入能跟省长、部长（也就相当于王侯）看齐。今天的知识分子天天向往民国式的理想社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今天的工资没有保姆的１００倍。
所以，知识分子生来就必须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否则他就无法成为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良知人士像杜甫者，还有余裕牵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
九
国人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与此相对应，国民性批判一般都是强者对弱者的卑贱化建构、歧视性描述与否定性评价。通过这种反复不断的负面言说，让弱者认清自己的弱者地位，更驯良地服务于强者即批判者的利益需求。
所以，所谓国民性批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所批判的内容是否真实，而在于必须通过这种言说建构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权力关系。被批判者如果企图通过改过自新、洗心革面摆脱那些被建构的劣根性，以便得到批判者的认可和赦免，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妄想。人类驯化牛的历史大约五千年，牛的克勤克俭、忠于职守已经完美得无可挑剔，可是牛永远摆脱不了那根皮鞭，和那一声呵斥：孬种！这就是国民性批判的核心机密。
十
中国国民性批判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出现在近代被殖民、被掠夺的境遇中。
西欧殖民掠夺者为西欧之外所有被掠夺、被殖民地区的居民建构了大致相同的负面形象，比如说美洲人没有灵魂，不是人，印第安人不热爱生活，不热爱劳动，喜欢集体自杀，说非洲人智力低下，接近动物，很可能没有灵魂。说中国人欺骗、愚昧、奴性、邪恶、保守、迷信、没有理性，等等。说穿了就是一句话：中国人只适合像古希腊的奴隶和他们正在捕猎的非洲黑人一样为他们服役，服务于他们的利益。
西方殖民者用枪炮征服了中国，同时用这一套国民性批判话语，摧毁中国人的文化尊严，诱导中国人自觉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欧洲国家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是国家对国家、民族对民族的诬陷，是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整体性歧视。
中国的精英群体在漫长的失败与绝望中，全面接受了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否定性评价，而且进一步将殖民者概括的“国民性”概念发展为“国民劣根性”，并进一步将殖民者为全民族打造的这道精神枷锁完整地转嫁到了底层群体的脖子上，自己则像孙悟空的元神一样，悄悄地从这枷锁中溜走了。
由此，自古以来国民性批判中的权力关系，由一重增加到两重。西方国家为了建立和巩固他们对于中国的支配权，不断地对中国实行着整体性的国民性批判；中国的精英群体为了建立和巩固他们对于中国底层群体的支配权，不断地对中国底层群体实行着国民劣根性批判。
十一
中国精英群体喋喋不休叨咕了一百余年的国民性批判，就是一种刻意建构底层群体的卑贱与愚昧的人文学说。它在中国社会重组的过程中，可以为任何一个拥有控制权的强势集团服务，在西方国家殖民和奴役东方世界的所谓全球化过程中，则实际上在为西方殖民者张目——因为中国毫无疑问是国际社会的底层。
一种意在激发中国人奋起自新，以图摆脱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的学说——国民性批判学说，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推行殖民与精神奴役鸣锣开道，只能是将中国社会的经济行为组织到西方殖民者所建构的政治框架和利益框架之中。这是鲁迅等国民性批判的提倡者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