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大庆是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学大庆活动。这个活动伴随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袁宝华同志经历了工业学大庆活动的起伏过程，曾对正确评价大庆经验和作用作出过重要贡献，他至今仍对大庆和曾经参与领导过大庆创业的老同志怀着深厚的感情。本刊特约记者在采访袁宝华同志时，他回顾了工业学大庆活动的一些往事。
学大庆活动经验丰富，教训不少
记者：在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工业学大庆”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重要活动，特别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事件都与学大庆活动有密切联系。在改革初期，工业学大庆活动也经历过一段曲折的历程。当时您作为国家综合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学大庆活动的起伏历程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会，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袁宝华：是啊，学大庆活动前前后后搞了一二十年。我记得在1963年底，余秋里、康世恩在人民大会堂作介绍大庆经验的报告，很感人。我那时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物资部部长，在毛主席提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之后，国家经委就开始组织工交战线学大庆，提出创大庆式企业。物资部为了开展学大庆，还专门派了一位副部长去大庆学习。一开始学大庆，就是大庆怎么做，大家就怎么做，大庆的什么做法都学。物资部学大庆还搞了一个“评功摆好”，大家坐在一起互相都说好的一面，把人们都说得脸红心热。“评功摆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可是事情搞得过分了。对工交战线来说，学大庆是一件大事情，内容丰富，经验教训也丰富，很值得从头到尾来总结一下。
“文革”期间学大庆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林彪、“四人帮”是阻挠学大庆活动的。当时“四人帮”一伙对于大庆的否定，是从批判徐今强开始的，那时他是石油部副部长，在大庆很有群众基础。“铁人”王进喜对“文革”的许多做法实在想不通，到北京来养病时找余秋里和我谈过一次。在那次谈话中，王进喜掉着眼泪说，个人问题是个小问题，大庆是个大问题。当然，“文革”期间大庆也做过过头的事，说过过头的话，当时“四人帮”干扰破坏，大庆也难免受到影响。但是，当时余秋里、康世恩在中央工作，大庆领导总还要听一听余秋里、康世恩的意见。所以，在许多问题上，大庆的办法是“四人帮”压它时，它应付一下。大庆企业的一套规章制度从来没有放弃，无非有时候隐蔽一下、应付一下“四人帮”而已。我们当时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全国的企业都遭到破坏，规章制度都丢掉了，一些造反派在那儿瞎指挥，生产下降，经济濒于崩溃，而大庆不能这么办。大庆还是抵制了“四人帮”，虽说受些影响，总还没有遭到很大破坏。正因为如此，打倒“四人帮”以后，大庆转得比较快，恢复得也比较快。大庆确实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再一个方面就是毛主席讲过“工业学大庆”，粉碎“四人帮”后，在当时“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再次强调工业学大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经济工作要拨乱反正，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展规模宏大的学大庆运动。
因此，我认为1977、1978年这两年不能叫“两年徘徊”，因为这两年是个恢复时期，包括整顿企业还都是恢复性整顿。通过学大庆整顿企业和企业领导班子，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整顿生产秩序，工作还是有成绩的。
1977年工业学大庆会议
记者：“文革”结束以后，我国工交战线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拨乱反正和加快发展的问题。1977年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国工交战线十分重要的会议，您是这次会议的秘书长，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袁宝华：正像我前面所说的，对于我国工交战线来说，学大庆是件大事情。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之后，1977年1月，中央决定于“五一”节前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工业学大庆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由当时的国家计委来承担。华国锋是学大庆会议负责人，我是秘书长。由我负责组织大会的筹备工作，为此我特意把马仪同志调来做副秘书长，因为马仪担任过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秘书长，另外还有几个副秘书长。在当时报纸报道大会召开的消息时，除了公布国家领导人的名单之外，还公布了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名单，这是过去向来没有的。有人问新华社记者为什么？新华社记者说学大庆会议和别的会议不同，这是中央指定国家计委操办的，所以把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名字都公布了。
在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以前，各个部门实际上都已经召开了一系列学大庆会议，针对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学大庆的具体工作目标和方针。2月份召开了铁路工作会议，3、4月份召开了冶金工作会议，同时还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3月，物资部门召开了学大庆座谈会，我在这个座谈会上就学大庆专门发表了讲话。我指出，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要着重解决好六个问题：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铁人式的革命化队伍；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做生产建设的促进派；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大力挖掘物资潜力；依靠群众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我还提出：学大庆，要结合各部门的实际，提出本部门具体的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
这次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的方式不同于以往。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大庆举行，第二阶段再转到北京举行。所以说会议是从4月20日以后开始的。4月20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祝贺金日成65岁生日晚会之后，于当天晚上就坐火车去大庆了。到了大庆以后就开预备会议，因为中央提出全国学大庆后，对大庆是个促进，大庆一切好的传统很快就恢复了。所以这次我们到大庆时，大庆已经很像样子了。会议正式开幕那天，有七千人参加大会。当时有人说1962年开过七千人大会，这是15年后开的又一次七千人大会。会议5月13日在北京闭幕。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当时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大会。在那次会议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报告，他的这个报告影响是比较大的。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精神饱满，讨论热烈，大家畅谈了学大庆的经验和成效，探讨了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企业整顿的途径，在狠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加快发展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会议指出：要加快工业发展，必须狠抓企业整顿，首先把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领导班子整顿好；各个企业要以大庆为榜样，切实加强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像大庆那样抓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掀起增产节约新高潮，使各项技术指标尽快达到本企业乃至国内最好水平；学不学大庆，是走不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在“五五”计划期间，按评比大庆式企业的六条标准，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因为在1964、1965年学大庆的时候，已经有了第一批大庆式企业，如齐齐哈尔车辆厂等。这次重新提出要建设一批大庆式企业，这对企业整顿的推动作用非常大，整顿工作有目标、有章法了。这次工业学大庆会议，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在经济建设领域散布的各种谬论，调动广大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扭转国民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掀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时，国务院为了组织领导和推动全国工交战线学大庆活动，专门成立了工业学大庆办公室，放在计委生产组里面，我当时是计委常务副主任兼生产组组长。后来经委成立了，学大庆办公室也就由计委迁到经委。
通过学大庆整顿企业
记者：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学大庆、整顿企业的问题，1979、1980年中央提出整顿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当时情况下，学大庆和整顿企业、贯彻“八字方针”的关系是怎样的？
袁宝华：在果断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就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恢复国民经济为什么必须进行企业整顿？这个道理很明显，第一，因为“文革”的破坏，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企业管理处于混乱状态，首先是从这样的一个现实出发。第二，当时提出来新的十年计划和目标，这个目标定得比较高，也就是说整个国民经济面临一个大发展的局面，企业的状况不适应这个大发展的要求，所以必须要整顿。第三，1975年已经提出来整顿企业了，关于整顿企业已经有一个目标，而且提出来一套要求，所以在“文革”结束后整顿企业，路子比较清楚，目标比较明确，这些办法都是驾轻就熟的。我看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一是有需要；一是原来已经闯出了一条路，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困难的状况，提出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当时，在思想理论界，正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经济工作战线上没有受到这个大讨论的影响，主要就是倾其全力学大庆。学大庆和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矛盾，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为了拨乱反正，学大庆也是为了拨乱反正。国家经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做的拨乱反正的工作，首先是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因为“四人帮”把企业搞乱了，整顿企业就是从学大庆开始的，这个时候对企业的整顿是恢复性的整顿。整顿企业对于工交战线上来说就是拨乱反正，整顿企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企业管理。“四人帮”不要管理，认为管理是“管、卡、压”，工交战线上拨乱反正就要加强管理。经济工作战线上拨乱反正遇到很大的阻碍是思想上的阻碍，“左”倾思想年深久远，习惯势力根深蒂固。所以要拨乱反正，要深入学大庆，要进行恢复性的企业整顿，首先需要转变干部的思想观念。
为什么要通过学大庆整顿企业？这主要是因为“文革”以前已经有过一段时间学大庆、建设大庆式企业的经验，所以针对“文革”期间造成企业管理的混乱状况，当时最好、最容易的办法就是通过学大庆来整顿企业。通过学大庆整顿企业主要做了三项工作。第一项是调整领导班子。“文革”期间企业的领导班子有很大变化，有些是军代表，有些是工宣队、军宣队，有些是造反派，有些是刚刚解放出来的干部，所以整顿企业首先是调整企业领导班子，恢复那些熟悉经济工作、会进行管理的领导干部的工作，并把他们提到领导班子里边来。第二项是恢复企业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这是针对“四人帮”所搞的“三无企业”，实际上是企业里边没有管理，生产处于无序状态，事故不断发生，产品质量下降，消耗提高，所以首先恢复了“文革”以前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在调整领导班子的同时就大力宣传恢复规章制度。第三项是进行“双补”，也就是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通过“双补”来提高整个职工队伍的素质。因为“文革”十年，企业职工队伍成分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新成分大量地进来了，文化程度比较低，技术水平比较低。当时“双补”主要针对这个状况进行的，文化补课补到初中毕业的程度，技术补课补到初级技术工的水平。
“文革”结束后这一段时期的学大庆活动，声势比较大，针对性比较强，所以效果也比较好。
工业学大庆活动一度停顿
记者：在全国工业学大庆轰轰烈烈开展了一阵子后，到80年代初工业学大庆一度提得不多了，学大庆活动也减少了，这主要是为什么？您怎样看待这件事？
袁宝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八字方针”，同时在经济上批评当时的国家计委急于求成，在政治上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计委在经济上搞了个指标比较高、要求比较急的十年规划，这和“两个凡是”也有点关系。在批华国锋以后，接着就是批计委。当时余秋里兼计委主任，康世恩兼第一副主任，他们确实在急于求成这方面有毛病，可是对他们的批评，我认为有点过分，未能全面来评价一个同志、一个部门的工作，后来余秋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检讨并离开了国家计委。1979年11月又发生了“渤海二号”事件，这就给当时的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以记过处分。给副总理一个记过处分，这在开国以来是第一次。康世恩做了检讨也离开了国家经委。国务院成立能源委，由余秋里担任主任，康世恩担任第一副主任并兼任石油部部长，因为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撤职了。
另外，有这么一阵子，大庆似乎绝对正确。大庆有的干部尾巴翘得比较高，这就惹起了其他部门的意见，这是个经验教训。不管当时主持工作的领导同志态度如何，下边有的人一翘尾巴，这账就记在他们身上。至于说以后把大庆与余、康联系起来，那是很自然的，所以一批评余、康，学大庆就不吃香了。
同时，在工交战线学大庆的过程中，大家在指导思想上有些教条主义毛病，把大庆经验绝对化，要求学大庆不走样，照搬照抄的现象比较严重。当然，在我看来主流还是促进了整顿企业和企业领导班子的调整。
总之，我认为对学大庆有不同看法，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认识问题，就是国民经济应该怎样发展，是急于求成，还是要进行调整，在这一点上批评了余、康；第二是把大庆经验绝对化了，加上大庆有的同志的态度也有点脱离群众；第三是大庆经验没有再进一步，所谓进一步就是改革开放，小平同志已经提出改革开放的思路了，当时我们还没有跟得上。
继续提倡学大庆
记者：在学大庆活动处于低潮时，您还一直关心着大庆。1981年，在您担任国家经委主任期间，专门给中央写了报告，主张重新开展学大庆活动。当时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袁宝华：当然，大庆的经验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有其局限性。但是在批了当时国家计委、经委主要领导之后，不提学大庆，学大庆处于低潮，我看这还是有问题的。我们听到下边从不同角度反映这个问题，大庆自己也感觉到压力比较大。
这个情况胡耀邦同志注意到了，耀邦同志是比较敏锐的人。他对大庆有个评价，我记得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讲大庆最初是通过依靠“干打垒”、艰苦奋斗、“铁人”精神、“三老四严”、“四个一样”这样搞起来，提出了“三基”工作，这一套还是值得学习的。耀邦同志在这一点上是比较公道的，这是1981年的事。当时耀邦同志专门找我谈话，要国家经委起草个文件，把大庆的经验重新提出来。为此，经委就派了一个小组到大庆去调查总结，回来后由经委党组写了个《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报给中央。在这个《报告》中，我们提出首先应该肯定大庆的基本经验。大庆油田一直是工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石油工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大庆的基本经验是中国工人阶级优秀品质的表现，是需要大大提倡和发扬的。其次应该肯定工业学大庆的主流及其历史作用。当然我们在《报告》中也指出了学大庆运动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1981年12月18日，中央发出《通知》，同意并转发了我们起草的这个报告，并肯定了大庆的基本经验和学大庆运动。中央发的这个《通知》和我们的《报告》还是起了积极作用，它高度评价了大庆的经验、大庆的作用，肯定了学大庆是正确的，这很重要啊！对大庆的同志是很大的鼓舞，对学大庆这一段的成就加以肯定，实际上是对大庆的支持。这不只是对大庆的评价，这也是对历史的评价。当时经委到大庆去调查了解情况，可以感觉到大庆同志思想上想不通，精神上有压力，有这么个情绪。所以，耀邦同志提出来对大庆要有个评价，这适合于当时的情况。没有这一条，大家在学大庆这个问题上思想还是混乱的。
余秋里等同志对学大庆的贡献
记者：谈到工业学大庆，就不能不提到余秋里、康世恩同志，您与他们都有长时间的交往，请您谈谈这两位同志。
袁宝华：余秋里和康世恩同志都已经去世，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这两个同志对工业建设，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建设是有功劳的，有伟大的功劳。特别是余秋里同志在开发大庆的过程中，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做得十分好。他还把解放军优良的传统带到石油战线来，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在荒凉的草原上建设了一个大型石油工业基地，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应该说余秋里同志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气魄，有这么一个胆略，干成这么样一个事业。大办钢铁的时候，为了突出钢铁工业，别人都拱手相让，余秋里提出来“又让又上”，对钢铁这个“元帅”我们也让，但是对石油工业这个战略工业也要上，所以就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发扬解放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住干打垒，生活上少投入，生产上多投入，抓典型、树标兵，发扬“铁人”精神确实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创造了“三老四严”的作风，总结了办好企业的“三基”工作。所以，毛主席提出来“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毛主席很欣赏余秋里同志。
余秋里同志是农民出身，学习精神好，农民出身的同志达到这么个水平很不容易，他是干一行学一行。他做解放军总财务部长（那时总后勤部和总财务部是两个部）的时候，向毛主席汇报，他不带稿子讲一大篇，数字记得清清楚楚，给毛主席留下深刻印象。再就是他有冲劲、有干劲，不怕困难。他跟着专家学习，好学不倦，石油工业这些技术问题不是说他完全学透了，至少他不外行。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沈阳开会，我和他住隔壁，他知道我是搞钢铁工业的，专门找我了解钢铁工业的知识，从矿山开采一直到钢材轧出来整个生产过程，他都要了解了解。他爱护干部、关心干部，受到他保护的干部有许多，如周文龙同志、徐今强同志、李人俊同志等。周文龙同志是个老红军，因为历史上有一段问题没有搞清楚，影响了对他的使用，为了这件事情，余秋里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到处作调查，最后给他作了结论。这个同志给我谈起来时，非常感动。徐今强同志在“文革”以前到兰州石油厂去蹲点，当时甘肃省委书记“左”得厉害，非要把徐今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余秋里听说了，专门去问他把徐今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据是什么？他讲：我要大办钢铁，要用他厂子里的设备，他不给。余秋里讲：我要是厂长，我也不给你，因为那是厂子的命脉。这位书记只好取消对徐今强的处理。在庐山会议期间，我上庐山给周总理汇报工作，那时已经开始批判彭德怀了，余秋里对我说：你回北京后马上找李人俊，把庐山的情况告诉他，他可不能乱说。李人俊当时是石油部第一副部长，这个人是敢说话的人。“文革”后期，房维中因主持起草《工业二十条》，受到“四人帮”的追查和迫害，余秋里为了保护房维中，把他送到干校去。
康世恩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学习的精神很好。因为石油工业对于他来说是完全新的工作，学这一套新的知识，我看康世恩同志学得还是不错的。在玉门油田工作这一段干得比较好，到大庆去搞石油会战这一段也是不错的。他以身作则，和群众同甘共苦，那时群众住干打垒，领导干部也住干打垒。有一次在大庆开大会，突然下起雨来了，有人给他披了个雨衣，他就把雨衣甩掉，和大家一起在那里淋雨。这都是小事情，可是群众印象很深。他的身体搞坏了确实和大庆会战、艰苦奋斗有关系。他在作风上就是学工农干部，确实有点像解放军那个作风，雷厉风行。有些同志反映他的民主作风不够，可是在国家经委这一段工作中，我感到他对我们老经委的同志还是尊重的，没有发现哪一桩事情他已经胸有成竹，不和人商量就马上开会宣布。凡是事关经委的问题，他总是要先和你商量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再宣布。就是有一条，重复引进的时候，他听不进去一些同志的意见，签字批准了。康世恩有点不服输的精神，革命加拼命，应该说他是勤勤恳恳的实干家。
余秋里、康世恩同志是顾全大局的，我这是借李先念同志的原话。1981年我从广东从化休养回来，接替康世恩做经委主任。先念同志就对我讲，秋里同志还是顾大局的。别看他那么粗，他粗中有细，他勇于作自我批评，有些事情不应该由他负主要责任，他都承担起来。另一方面，余秋里、康世恩敢抓敢管，余秋里讲过这样的话：干工作嘛就是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这两位同志的优秀品质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