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袁老，作为当年亲历“七千人大会”的部门领导，您一定有不少话要说。我们想请您谈谈“七千人大会”的有关情况。根据您的体会，当时党中央为什么要召开一次规模那么大的会议呢？
袁宝华：“七千人大会”已经过去40多年了，这次大会非同寻常。从哪儿说起呢？先谈谈1959年庐山会议吧。
1959年庐山会议，最初是要反“左”。毛主席在从武昌到九江的轮船上讲了十几条，大家都奔着这个方针来考虑问题。但一下子出了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情况就变了。
我上山比较晚。我那时是冶金部副部长，分管生产。部长是王鹤寿，他先上庐山了。后来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我去庐山，和国家计委的安志文一起去。我们两人的任务就是一条，汇报1959年钢材平衡问题。当时总理遇到难题了，本来1959年的日子就难过，想降低指标；但总理一看庐山会议的形势，要反右了，各项指标看起来下不来呀，这其中，钢材又是个关键问题。
到了庐山，总理当天晚上就找各部的领导同志谈话，给大家打招呼，说彭德怀同志的问题是什么性质，主席是怎么表态的，政治局是什么意见，等等。他打招呼的原因是怕大家犯错误。
在庐山除了向总理汇报之外，就是跟各个部的同志交换情况。
庐山会议回来，各个部门都批判了一些同志。经委批了薛暮桥、郭洪涛，计委批了贾拓夫。冶金部也批了几位局长。也就是说，对“大跃进”的一些持不同意见者进行了批判。
记者：当时冶金部的做法也比较急躁。
袁宝华：是啊，我们搞冶金工作的同志有一个“私心”，就想趁此机会发展一下。现在叫抓住机会。要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主席亲自抓嘛！老实讲，我们缺乏实事求是的思想。
庐山会议本来想把高指标降下来，因为反右倾，就硬着头皮顶着要完成，但最后也没有完成。1960年就来了一个更大的高指标，是折腾最厉害的一年。1月上海会议，搞得很紧张。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和养猪场，一些原定缩减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1960年又遇上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放了一阵子炮。真是内外夹攻啊。我们那年要生产1800万吨钢，赫鲁晓夫讲，你生产废钢就是了。回来就要鼓这个劲。10月10日，邓小平同志通知中央书记处开会，会议由李富春主持，总理、彭真都参加了，还有几个部的部长。这个会我作为列席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书记处会议，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总理批评几个部长：你们在北戴河会议上当着主席的面都拍了胸脯，这个可以完成，那个也可以完成，现在已经到10月10日了，冶金部讲煤炭供不上，煤炭部讲铁路运不出来，铁路又讲钢轨不够。狠狠批评了一顿。这几个部长谁也不说话。我很少看到总理发那么大的脾气，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三年“大跃进”，大家总是气不顺。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1961年初，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大家做了做调查研究，了解了一些下边的真实情况，头脑开始冷静了一些。但是，真正要把基本建设规模缩小，高指标压下来，确实不容易。鼓这个劲很容易，一哄而起；要泼一瓢冷水就不大容易了，你得让他凉下来。
记者：“七千人大会”对这些情况要进行总结，您在会上一定有不少的见闻和感受。
袁宝华：1962年初的这个会议，是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当时不叫“七千人大会”，这是后来叫的。这次会有7100多人参加，全国重要的厂矿、部队和省、地、县都来人了，我们各个部的党组成员都参加了。我参加的小组都是各个部门的党组成员。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群工部的两个人，发言特别多，一个曹鲁，一个王毅之。这两人发言有些新意。另外是我们经委的几个同志，还有邮电部、铁道部的同志发言也比较多。
记者：您还记得他们讲些什么内容吗？
袁宝华：时间太久了，想不起来了，但有印象。1月27日，少奇同志在大会作报告。他没按书面报告讲，是口头讲话。他在讲话里回应了一些不同意见，像有些人不肯吸取教训，还问什么“四十条”还要不要了，“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还要不要了，等等。少奇同志的口头讲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些问题。他还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提出当前全党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少奇同志报告以后，28日小组讨论，大家对少奇同志的报告都是满意的，尤其是我们这些在中央部门工作的同志感到很满意。
记者：当时林彪也作了一个报告。您记得出席大会的同志对这个报告是怎么看的吗？
袁宝华：林彪的报告是29日讲的，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为什么说很新奇呢？他说了很多部队里边大家想不到的事情，而且他讲了以后，主席即席讲了几句话，对他很赞赏，所以30日大家讨论林彪的讲话时，还挺感兴趣。因为我们在战争期间都是从最困难处着想的。当时是这么一个看法。没有感觉到林彪与少奇同志的讲话有什么不同。林彪说犯错误是因为没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功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这个话大家也赞成，这是个原则性的话。
记者：那么，是不是感觉到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持保留态度呢？
袁宝华：没有。他没有否定“三面红旗”。他说：“三面红旗”我们还要不要？还是要坚持。他是这样讲的。当时我们认为少奇同志是坚持“三面红旗”的，大家对“三面红旗”没有怀疑。如果说人民公社有问题，都认为是干部的作风不正造成的。
记者：大家对毛主席的讲话是怎么看的？
袁宝华：30日下午，毛主席讲话。我对主席讲话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坚持民主集中制，批评有些人不民主，说你早晚要“霸王别姬”呀。这就提出一个出气的问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主席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说：对于经济工作我不大懂，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是主席，我要负第一位的责任。当时大家听了很受感动，认为这不是主席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尤其是冶金部的同志，大家都检讨自己，说主席是听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头脑发热，致使主席犯了错误。
“七千人大会”在2月7日结束。2月9日，富春就召集国家计委、经委两个党组开联席会议（当时袁宝华同志已调国家经委，任副主任兼物资局副局长——访者注），讨论平反问题。富春同志讲，过去批判了一些干部，这次“七千人大会”以后，要给这些干部平反。这之后，我们用了8天时间，每天上午学习“七千人大会”文件。主要是毛主席的讲话和常委们的讲话。在学习过程中，党组成员每个人都作了自我批评。24日，国家经委党组副书记谷牧召开经委干部会，向干部传达党组的检讨情况。因为国家经委首当其冲。
记者：“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就召开了西楼会议，您参加了吗？
袁宝华：西楼会议是2月21日至23日由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这是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参加了。西楼会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任组长。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当时听了，觉得很扎耳：这是怎么回事？陈云同志讲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富春、先念都讲了话，我这才体会到形势的严重性。这次会议是非常严肃的。
陈云同志在他的长篇发言中，讲了他的一些看法，尤其对于农业，他是忧心忡忡。会议最后决定，要陈云、富春、先念在有各部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再讲一讲。这就是25日下午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目的是传达西楼会议精神。这个会上富春、先念讲得很简短，主要是陈云讲。他对农村形势作了充分的估计，感觉农村经济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要恢复起来，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够做到的事情。他对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能够动员起来，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如何，包括对土地的肥力等，都作了分析。所以这次会议确实起到在“七千人大会”出了气以后又服了一副清醒剂的作用。当时我们认为“七千人大会”虽说是一个出气的会，应当说还是一个鼓劲的会。不要使大家的劲泄下来，要鼓大家的劲，这是对的。陈云同志在怀仁堂的报告，对形势作了进一步分析，这在内部使大家更清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样才好真正下决心去改正错误，改进我们的工作，把我国的国民经济尽快恢复起来。
后来，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给中央写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其中第一项就是大幅度调整1962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第二项是集中全力争取国民经济的好转，方针是争取快，准备慢；第三项是缩短工业建设的战线，精减城市人口和企业职工，就是再减1000万，实际上这一年减了700万。这三条起了很大作用。
1962年是内容很丰富的一年。年初开了“七千人大会”，接着是西楼会议，5月又开中央工作会议。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没在北京，是少奇同志主持的。5月会议，邓老（子恢）讲了话，后来听说毛主席不高兴。有一位同志在会上讲经济上如何渡过难关的问题时，讲得很乐观。他讲了以后，少奇同志还说，他和我们一起工作很久，一向乐观，他讲的话你们要注意分析，不要被他的乐观迷惑了。少奇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很严峻。
1962年北戴河会议以前，气氛还是好的。4月27日中央下发的《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确实使大家一下子感觉轻松了，精神得到了解放。
夏天的北戴河会议，我也参加了。北戴河会议比较紧张。薄老（一波）在北戴河养病，陈云也在北戴河养病，他俩都没有参加会议。会上，毛主席点名批评了邓老（子恢）。我们把这个情况向薄老汇报了。薄老一听，他说这样重要的会议他要参加。接着，他就参加会议了。会议从7月25日开到8月24日。会上陈云同志也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北戴河会议回来，就开十中全会的预备会及十中全会，从8月26日一直开到9月27日。我列席会议。十中全会还批评了在“大跃进”期间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如吴芝圃、舒同、张仲良等。毛主席一点吴芝圃的名，他就站起来说：“毛主席，我要检讨一辈子。”
记者：在十中全会上，毛主席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句话我在档案材料中没有找到。
袁宝华：毛主席是讲了。我印象很深。我参加了中南小组的讨论，这次会议气氛比较紧张。
记者：据说西楼会议后，刘少奇同志曾多次找您谈话。
袁宝华：是的。西楼会议以后，少奇同志开始抓物资工作，主要抓物资工作的统一管理、集中统配、反对分散主义这一条。用少奇同志的话说，要想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总要用钢材，总要用机器，中央把物资控制起来，就不能乱搞基本建设了。
3月上旬，少奇同志亲自打电话给我，要我当天就去汇报。我说我得准备一下。他说，不要准备，你就来讲。我说，我们物资局属国家经委领导，我和谷牧同志（当时任国家经委党组副书记——访者注）商量一下，我们一起去汇报，行不行？他说，可以，那就明天来吧。当天，我问谷牧同志如何讲，他说：“老老实实，有什么说什么，你到少奇同志那里，不要‘梳洗打扮’。”第二天我们就去汇报。到了少奇同志那里才发现，其实物资工作怎么做，他已经考虑得很成熟了，讲了好多条。说物资工作要集中统一，把生产资料抓起来。现在采购人员满天飞，这不行，要统一起来，你去飞，不要让他们飞。关于如何把物资管起来，少奇同志讲了一套他的设想。
1962年下半年，国家成立了物资总局，1964年成立物资部，一直到1965年，少奇同志一共找我谈了8次话，都谈物资工作。这就是“文革”期间批我时，所谓“刘少奇的8次黑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