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罕见的抄本《石头记》在列宁格勒被发现
1964年俄国汉学家孟列夫、李福清以《〈红楼梦〉前所未闻的抄本》一文公布了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石头记》清代抄本的信息，引起了国内外红学界的关注。
1984年1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派出冯其庸、周汝昌、李侃三位专家前往考察，决定影印这个抄本。该书终由中华书局于1986年出版，以《石头记》为书名印行，印数1万册，并附有署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一篇序文，其中提到说：
此《石头记》抄本共35册，线装，有包角。抄本用的纸张是清代常见的竹纸。纸色浅米黄，纸质似不够薄净光洁，比起“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等乾隆抄本的纸质和黄脆程度来，似都显得“新”一点，纸质也较粗糙。
这个抄本的底本是属于脂砚斋评本，这是无可怀疑的。
序文认定：
此抄本抄定年代……最早似不能早于乾隆末年（乾隆50到60年，公元1785—1794年），最晚不能晚于道光初年（道光元年到道光10年，公元1821—1830年），或者在嘉庆年间最为可能（公元1796—1820年）。
大家知道，曹雪芹当年创作《石头记》，并不是按回目逐回撰写的，而是下笔一气写出好多文字，然后“纂成目录分成章回”，因而“序”文云：
此抄本所据底本既系脂本旧文，且其中部分还保存早期未分回之初状，抄本正文虽颇有脱漏，然亦甚多可与其他脂本对校，足以补其他脂本之抄误抄漏者，固已弥足珍贵矣。
“序”文盛赞新发现抄本的意义，曰：
《石头记》抄本，20年代始，即续有发现，至今屈指已得11种（靖藏本得而复失，故未计入）。此本于道光12年（1932年）传入俄京，迄今已越152年，乃复归来，实为红学界之盛事，亦中苏文化交流之佳话也！
（一）抄本传俄过程
在抄本发现者李福清、孟列夫的一篇长文《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发现及其意义》（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一册）中，可以得出几个要点。
其一，抄本传俄的动因在于当年的历史背景。俄方急需搜集大量中国文籍，每届来京宗教使团均受命购书，以供几家图书馆之需。在他们所得书籍中，《红楼梦》占有重要地位。从1820年购得两部书起，以后就陆续增加。据苏联时代统计，各图书馆所藏计有60多种刻本《红楼梦》及其续集和以《红楼梦》为题材的作品老版本。其中自然少不了稀有的本子。
其二，宗教使团成员出于个人的喜好，常以这些书籍作为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社会人情的资料。1830年来京的第十一届宗教使团里的4位学员，有一位科万科对《红楼梦》情有独钟。李、孟文中称：
А。И。科万科（生于1808年）是一名矿业工程师，他访华的目的是研究中国的地质，进行“地磁观测”。为了从事这项工作，首先必须掌握汉语。他在后来写道：“需要尽快学会口语，但又无法经常同中国人接触，为了学习汉语，我开始读《红楼梦》，这本书是用地道的口语写成，因此正合我意。”А。И。科万科的选择最正确不过了。《红楼梦》的语言的确优美生动。А。И。科万科还认为这部作品淋漓尽致地描写了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称得起是一部中国人生活的百科全书。他在给矿业工程师总部主任的报告中写道：“我关心主要的课程（指矿业、农业和工业—引者），但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颇感兴趣，为了更多了解这方面情况，我读了长篇小说《红楼梦》。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喜庆节日，婚丧嫁娶，消遣娱乐，官吏官宦的舞弊，奴婢的机诈，中国人（按：指中国当时的贵族官僚—引者）的贪婪和淫佚，还有母亲迎接做了皇帝妃子的女儿的时候的那种排场，—这一切书中都有惟妙惟肖的描述。迎女儿的仪式实在滑稽。为了迎女儿回娘家过几个小时，竟然要筑起亭台楼阁，还要引来潺潺流水。总之，奢华之物，应有尽有。母亲要跪下迎接女儿，还要在一间专门屋子里给女儿叩头。女儿只有步入母亲的内室，才能像一般女孩子见了亲生母那样给母亲叩头。父亲要给女儿鞠躬行礼，但不能看女儿一眼，因为他只能在房间的帘外给女儿鞠躬。”
“如果把这本书译成俄文，那么，那些想了解中国人习俗或希望学习汉语的人将受益匪浅”。可惜，他的建议没有得到任何反响。尽管如此，А。И。科万科仍尽其所能向俄国读者介绍了小说的某些篇章。1836年，他从中国回国后，以德明为中文笔名，以“中国之行”为总题，连续写了十篇随笔，刊登在1841—1843年间俄国一家主要杂志《祖国纪事》上。文章得到了别林斯基的赞赏。第十篇随笔是介绍中国教育和科举情况的，科万科把他自译的《红楼梦》第一章头半部分附在了第九篇随笔之后。
其三，亲手带走抄本的是另一位学员库尔梁德采夫。
在1830年末来北京的第十一届俄国宗教使团里，对《红楼梦》感兴趣的非止一个科万科，他同来的伙伴中有个叫П。库尔梁德采夫的学员，也从中国带回一本八十回的《红楼梦》抄本。这本罕见的抄本目前收藏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苏中两国学者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合作影印的，正是这部难得的抄本。
（二）抄本收藏和被发现的过程
李、孟对抄本作了多方面研究，根据抄本封面的背面两个笔迹笨拙的汉字“洪”字（显然系库尔梁德采夫的“中国姓”）确定，“此抄本显然是库尔梁德采夫于1830—1832年在北京获得，保存在驻北京宗教使团或为其个人所藏”，至于“抄本是如何从北京得到，后来又如何落入亚洲博物馆的，目前尚不清楚”。
但是，从抄本的编目和号码上看，它收藏在亚洲博物馆（后改名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现又改为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期间，它“经历了三次清点，至20世纪60年代初并未引起注意，直到1962年李福清调查小说俗文学各种不同藏本之时，才注意到了《石头记》这个抄本”。他与孟列夫（现行俄译本《红楼梦》中诗词部分的译者）不久（1964年）就公布了这一发现。
李、孟综合20年前国内外许多汉学家和他们本身的研究结果认定，这个“列藏本《石头记》是小说早期印刷前校阅过的最完整的一个本子”，“是准备去付印的”。
至于抄本当年的获得者库尔梁德采夫，李、孟曾介绍云：
有关П。库尔梁德采夫的情况，我们所知不多，仅知他1830年随第十一届宗教使团去北京，没过两年（1832年）就称病回国，估计是与宗教团长莫拉切维奇不和。
列宁格勒中央国立历史档案馆的文件披露，1829年6月6日亚洲司司长在给彼得堡学区督学的一封信中说，1830年前往北京的俄国宗教使团中拟包括五名学生，其使命是“认真学习汉、满、蒙语”。这位亚洲司司长告称，已有四位人选，请彼得堡学区督学再物色一位有竭诚献身精神，愿在太平盛世的中国京城从事十年科学研究以报效祖国的青年。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系二年级学生П。库尔梁德采夫得知这消息后，便呈请作为一名学生加入宗教使团。
П。库尔梁德采夫曾在彼得堡大学学习近东语言，他是语言专家Ф。Б。格列费（1780—1851）的学生，也是著名作家兼近东语言大师О。И。先科夫斯基（1800—1858）的学生。先科夫斯基告诉学区督学，“他发现这个学生（即库尔梁德采夫）的语言才能非同一般。他学习东方语不足三年，就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方面取得了显赫的成绩，不久前，他开始攻读土耳其语。他还通晓拉丁文和法文。就历史语言系各门功课成就而言，他都是出类拔萃的”。
二、《姑妄言》抄本在莫斯科的收藏与发现
（一）抄本发现的过程
李福清院士继续从事他的古籍挖掘，上次是在列宁格勒，这次转移到新地方，开始调查莫斯科图书馆所藏汉文古籍。1964年的一天，在列宁图书馆（苏联最大的国家图书馆）抄本部，他又意外发现了康·安·斯卡奇科夫（1821—1883）收藏的《姑妄言》小说抄本。
斯卡奇科夫1844年由黑海边的敖德萨市黎赛留（Richelieu）学院的物理数学系毕业，1848年由俄罗斯派往北京，任务是在北京东正教馆设天文台。
斯卡奇科夫对书籍的兴趣广泛，从天文、地理、水利著作，直至文学、宗教、历史、经济、语言、哲学、民族学等各种书，他都购买，并特别注意历史地图，如宋代画的西夏图，或清代各种地图，如18世纪的湖北地图、嘉定府图、台湾图及较为详细的早期的台南图等。另外，他还购买了一些著名藏书家的书，如1848年去世的徐松藏的书及旧抄本（均有徐松的藏书章），也有姚文田的旧藏。
斯卡奇科夫的中国书籍大部分是1848至1859年在北京搜集的。回俄国后，外交部又派他到新疆当驻塔尔巴哈台的领事。到新疆时，他特别注意当地的历史资料，购买了不少旧书与抄本，他收藏有34种新疆历史抄本（其中多半从未刊行）和11种未刊行的新疆地图。
1863年，斯卡奇科夫回国，在中国一共搜集了1 500多种旧书与抄本。
1873年，西伯利亚伊尔库次克大商人阿·罗季昂诺夫表示，如果政府授予他一枚勋章，他就同意付钱购买斯卡奇科夫的收藏，赠给莫斯科鲁缅采夫博物馆—其图书馆即是列宁图书馆的前身，1990年代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1873年，斯卡奇科夫的中文书正式入藏图书馆，之后的好多年里都没有人整编目录（只有斯卡奇科夫自己的一些卡片）。后来，日本汉学家羽田亨博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教授分别于1914年和1925年到莫斯科看过斯卡奇科夫的藏书，但似乎都不曾注意《姑妄言》这个抄本。他们都是历史学家，注意的都是斯卡奇科夫所藏的历史资料。比如，羽田亨教授对元代史的研究便利用了斯卡奇科夫收藏的从《永乐大典》抄录的资料，伯希和教授则在荷兰出版的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上发表一文（1932年29卷），专门介绍了斯卡奇科夫收藏的某些历史抄本。
1937年，列宁图书馆邀请列宁格勒冬宫博物馆的汉学家卡津（В。Н。Казин）来莫斯科整理斯卡奇科夫的藏书，并改正了不少斯卡奇科夫自己写的目录。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其整理工作中止了，而卡津则在列宁格勒围城时牺牲。二十多年之后，图书馆邀请老汉学家阿·伊·麦尔纳尔克斯尼斯（А。И。Мелналкнис）于业余之时到馆整理斯卡奇科夫收藏的旧抄本并编纂目录（麦氏在东方研究所任职多年，曾参编四卷本《华俄大辞典》）。
1964年，李福清到列宁图书馆抄本部检视中文抄本，麦氏知道李福清系中国文学研究者，便从抄本书库拿出几个文学作品抄本，并说他自己不是研究文学的，不懂得是什么作品。李福清打开一个较大的纸盒，里面放的正是24册的《姑妄言》小说抄本。
斯卡奇科夫大量搜集了各种文学作品，在小说方面，除了著名的四大奇书之外，还有一些较罕见的作品，有的版本甚至在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大冢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都未著录，如三槐堂本《绣像飞龙全传》、孔耕书屋本《增订精忠演义》等。另外还有海外较少见的《三分梦全传》（道光十五年版）、《莲子瓶全传》（道光二十二年版）、《海公大红袍全传》（道光十三年版）、《娱乐醒目编》（咸丰二年刊）等等。斯卡奇科夫1848年来到北京的时候，买的大多是道光时期小说版本。他或许想较全面地搜集各种小说版本，所以，他得到《姑妄言》的抄本也不是偶然的（他收集的其他小说都是刻本）。
（二）《姑妄言》介绍
《姑妄言》是章回小说，作者为三韩曹去晶，有1730年（雍正八年）自序，林钝翁总评，分二十四卷。李福清当时查阅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其他书目，均未见著录。李福清也曾在与孙楷第通信时提到这本书，孙回答说从未见过，并疑为韩国人用中文写的作品。其实“三韩”是中国的一个县名，清代属热河省，《姑妄言》作者即是三韩县的汉族人。李福清自谓多年都查不到关于曹去晶和《姑妄言》的材料，十分可惜。
1966年，李福清于《亚非民族》发表一篇长文《中国文学各种目录补遗》，补充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各种俗文学目录，第一次著录了在列宁图书馆发现的《姑妄言》手抄本。
过了八年，1974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麦尔纳尔克斯尼斯编的《斯卡奇科夫所藏中国手抄本与地图书录》一书，详细记录了斯卡奇科夫所藏的抄本及手绘本地图、风俗画333种。其中第245条著录了《姑妄言》，并注意到抄本为数人所抄，因为其中有的字是楷书，有的是行书。其中记述说，第二卷、第二十一卷有中国收藏家的图章，其纸张来自“仁美和记”和“仁利和记”两个纸厂。其中每册都有多少页，有哪些缺页（如第八册缺第17～18页），甚至哪一页缺哪一块等等，都得到了记录。可惜的是，麦氏所编的目录很少有人注意，苏联人使用者已经很少，国外汉学家及中国学者则大概完全没有注意。
又过了10年，1984年大冢秀高教授编印《中国通俗小说改订稿》，记录《姑妄言》说，“？卷？回，周越然旧藏”。1987年增补时，著录的仍是周越然旧藏的“素纸精抄本，存第四十至四十二回”。这个残抄本不知去向，但1990年北京的吴晓铃教授、法国的陈庆浩教授都告诉李福清，上海优生学会有它的铅印本。陈庆浩教授则早已从李福清1966年发表的文章中得知他在莫斯科发现了《姑妄言》较完整的旧抄本。1990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据周越然《孤本小说十种》著录了上海优生学会铅印残本，但未见该书；1993年北京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才首度介绍该残本的内容及居士山人之序文的大意，而且怀疑它是明末清初作品，并说道：“清代禁书诸目及诸家藏书目均未著录，故无法确考其成书时代及作者。”他们也听说“前苏联藏此书之全帙，抄本二十四册”，但因未见1966年李福清的长文，《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的作者不知道莫斯科所藏抄本写有作者曹去晶的名字而且有1730年的作者自序—这证明它肯定不是明末清初之作，而是雍正时期的小说。
1989年至1991年间，李福清在北京与刘世德、在法国与陈庆浩讨论过《姑妄言》的影印。1992年，李福清到台湾任教，“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也提到出版《姑妄言》的问题。1993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长菲律力波夫教授到台湾参加“中央图书馆”馆庆，王秋桂、李福清与馆长趁此谈定，在《思无邪汇宝》丛书中出版《姑妄言》的排印本。
于是，《姑妄言》小说抄本在中国得以刊行，而这也是台湾与俄罗斯第一次进行合作出版—此时，距俄国人斯卡奇科夫在北京大量搜购中国古书及旧抄本，大约已经过了150年。
《思无邪汇宝》丛书第45册《姑妄言》，台北，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