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与交流：哈尔滨俄罗斯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 一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
哈尔滨历史上拥有很多俄罗斯人，俄罗斯文化是哈尔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谈的是俄罗斯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要谈的东西很多，我们只选取这个角度。
所谓分立是说中俄两种文化不发生关系。相对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分立应该是主要的，尽管它们同处于一个大的社区。
一、俄罗斯文化与中国文化：分立与冲突
几年前在《万象》杂志上读到一篇介绍俄侨诗人别列列申（夏云清）的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当时的哈尔滨带有浓厚的俄国文化色彩，别列列申对中国文化、历史了解非常有限。” 诚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哈尔滨，俄罗斯文化的色彩要重于中国文化的色彩，但中国文化色彩之淡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关键是两种文化之间缺少交流。当时生活在哈尔滨的中国人也很多，那时的中国人比起现在的中国人更富于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但是别列列申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他无法走进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无法进入近在咫尺的中国文化。
1920年，瞿秋白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前往苏联，在哈尔滨耽搁有50多天。一日他去拜访一位俄国朋友的妹妹马露西霞一家，当问道“住在中国许多年，对于中国文化有怎样的感想时”，他们的回答着实令瞿吃了一惊：“‘我们没到过中国。你们以为哈尔滨是中国么？俄国侨民的生活却完全是俄国式的。——和中国文化接触的机会很少。就是在俄国商务中学念过点中国史。’” 还有一次，瞿秋白请在哈尔滨结识的俄罗斯人吃饭，瞿写道：“他们羡慕得不得了；——原来住在中国，一直没真确知道中国生活，中国文化。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只有一般苦力、小商人呵。”
直到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哈尔滨的为数不多的老俄侨们差不多也是这样。当年别列列申是想进入而无法进入，而老俄侨们是不想进入。据我所知，在这不足10人的俄侨群体中，除了最年轻的沃洛佳（1936年生）会讲不太流利的汉语外，其他人不会讲，甚至听不懂汉语。
基督教分为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三大教派。历史上东正教在中国，特别是在哈尔滨一度很兴盛。据统计，从1898年到1931年，俄罗斯人在哈尔滨一共建有24座东正教堂。但是东正教基本不外传，信仰东正教的中国人很少，因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俄侨纷纷离开中国，东正教在哈尔滨迅速衰落下去。这同天主教和新教很不一样。
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的出现不伴随大规模的移民现象，只派传教士来，重要的是发展中国信众。因此就目前这三大教派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来说，东正教无法跟天主教、新教相比。
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的东正教徒，除了一个汉族人和一个朝鲜人外，其余全是俄侨和中俄混血人。
中俄两种文化的分立导致历史上哈尔滨曾一度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这既是结果，又是导致两种文化进一步分立的原因。
从行政归属上看，历史上哈尔滨主要分三大块。道里是哈尔滨自治市，1907年成立，辖道里、南岗的一部分，约七平方公里。其次是中东铁路附属地，辖马家沟、香坊、偏脸子、八区、顾乡屯、正阳河、江北船坞等地，亦成立于1907年。从文化上看，这两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地方，因为都是俄罗斯人的地盘，归俄国管，中国政府管不着。瞿秋白曾写道：“到现在道里及秦家岗（今南岗——作者注）一带差不多都是俄国人的生活。商铺也还不少。俄革命后亡命者的白党、资本家、将军都聚集在此地。成天在街上只看见俄国人……” 可是那第三大块傅家店（甸）—滨江（今道外）则要另当别论。首先这是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其次它归中国管。1900年设滨江关道；1907年设滨江厅江防同知；1908年设滨江厅分防同知；1913年改厅为县；1929年改县为市。尽管两地早已连为一体。
十分有趣的是哈尔滨历史上有一条街，叫国境街，就是今天道外的承德街，街东是中国，即滨江县；街西归俄国管，就是哈尔滨自治市。据说当年从滨江县到哈尔滨自治市只有一条路可走，而且还有中东铁路横亘其间。由于路基太高，于是在路基两侧分别修了36级阶梯，称“三十六蹬”。
不同的行政归属造成哈尔滨在文化上的地域性差异，其中香坊、道里、南岗的俄罗斯文化色彩较重，而在道外，中国文化的色彩要大大浓于俄罗斯文化的色彩。对于道里、南岗的俄罗斯化，瞿先生当年也多有记录和分析：“哈尔滨道里及秦家岗两部分，完全是俄国化的，街道都是俄国名字，中国人只叫第几道街，第几道街而已。俄国人住在这里，像自己家里一样。” 这种差异一定程度上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外地人，到道里高谊街、通江街、尚志大街、兆麟街、地段街，特别是中央大街上走一走，再到道外的老街老巷里转一转，你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不仅是建筑——物的，也是人——心理的。
其他中国城市在文化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地域性”差异，包括那些近代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城市，但差异之大恐怕没有谁能与哈尔滨相比。
但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首先是冲突。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从精神层面上讲，俄罗斯文化是一种宗教——东正教文化，而中国文化向来缺少宗教传统。这只是一面，缺少宗教传统之下是各种宗教和信仰并存，而神灵也由唯一变成了无穷尽。
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之烈莫过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也曾波及到哈尔滨，但不是起自这座城市的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据载，义和团和清兵曾一度切断中东铁路东线一面坡至苇河之间和西线哈尔滨至海拉尔之间的电报联系，致使哈尔滨与外界完全隔绝。之后他们分三路分别向江北船坞、火车站和新市街（今南岗）、香坊发起进攻，后来由于“救援哈尔滨兵团”从俄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乘船顺松花江到来，才解除了义和团和清兵的重重包围，而义和团也终于没有进入哈尔滨。这样的结局不同于发生过义和团运动的中国任何一座城市，大概属一个特例。而哈尔滨也成了从未经受过战火洗礼的城市。
1908年，俄罗斯人在埠头区军官街（今工厂街）修建了一座东正教堂，叫圣伊维尔教堂。教堂建成后，曾为在义和团运动中阵亡的将士祈祷。之后这些人的骨灰被移至教堂埋葬，而他们的姓名则被刻在了教堂内三个拱的凹面上。
历经“文革”十年浩劫，这座教堂已变得十分残败，但哈尔滨人民并无意将其修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堂这种特殊的身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哈尔滨，俄罗斯文化的色彩要重于中国文化的色彩，到处都是俄式建筑，这使国人中的一些上层人士深感不安，于是在这一时期，几座具有中国风格、以弘扬中国文化为主旨的建筑被创造出来，分别是普育中学（今哈尔滨第三中学）、极乐寺和文庙。
文庙修建于1926年10月。当时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将军积极支持文庙的修建，并亲自为文庙撰写碑文，希望藉此弘扬中华文化，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至今刻有张学良碑文的高大的汉白玉石碑依然矗立在文庙内。而哈尔滨的文庙，就其规模和形制来说，已经超过了文庙本身的等级规模，当时国人痛感中华文化丧失的迫切心情可见一斑。
文庙弘扬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极乐寺属佛教道场，但已是大大中国化了的佛教，早已为国人认同为本土宗教。这两座建筑群分别建在了俄罗斯人新墓地的南面和西面，俄罗斯人墓地被夹在了中间。而在墓地还有一座建于1908年的墓地用东正教堂，叫圣母安息堂（乌斯宾斯卡娅教堂）。
中俄两种文化之冲突也发生于中俄通婚家庭的内部。一般研究者认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婚的前提是这两种文化之间要有相当程度的交流，起码在语言上，通婚一方（或双方）要掌握或基本掌握对方的语言。但俄汉通婚不是这样。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哈尔滨作为一座新兴的移民城市，从关内来的汉族移民有很多是单身男子，解放前哈尔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成年男子比女子多30%。十月革命后，移民哈尔滨的俄罗斯人有相当一部分是贫民阶层。他们到哈尔滨后找不到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对于他们中的未婚成年女子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嫁人，而中国人中多出来的30%男子无疑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对象。因为这些人没有家庭拖累，有积蓄，又无俄罗斯男人身上的一些不良嗜好，如酗酒。
当时完全是出于一种实际的考虑，并非因文化交流所致，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家庭：丈夫不会讲俄语，妻子听不懂汉语，因语言不通而带来的冲突可想而知。而信仰上的冲突就更为严重。这些妻子都是虔诚的东正教徒，而丈夫既是无神论者又是多神信仰者，特别是他又强烈地崇拜祖先的灵魂。还有其他方面的冲突，比如饮食习惯、礼节、家庭观念、教育子女的方式、花钱上的节约和大手大脚、卫生习惯等等。
20世纪50年代中期，生活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纷纷回国或者去了澳大利亚，这其中就包括一部分已经与中国人通婚并且生有子女的俄罗斯人。是什么原因使她们置亲情于不顾而毅然离开了中国呢？我过去认为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但现在不得不把文化因素也考虑在内——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俄汉两种文化的隔阂和冲突，使他们选择了离异这种形式以作为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最终办法。至少这是一部分因素。
二、俄罗斯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传播与融合
冲突只是一面，传播（借用）——融合是两种文化关系的另一面。而且我们发现在冲突——传播——融合这个文化发展的链条上，传播——融合又明显多于冲突。前述义和团运动没有在哈尔滨城市内部发生就是一个证明。另外，近代中国城市有外国人居住，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者很多，比如天津曾经有九个国家在那里辟有租界。但天津历史上教案频多，发生过多起华人驱洋事件。哈尔滨不是这样。尽管俄罗斯人在这里修建的东正教堂曾达24座，加上天主教、新教以及犹太教、东正教各支派建立的教堂，不下三四十座，哈尔滨因此被称为教堂之城，但哈尔滨没发生过一起中国人冲击教堂事件。
传播和借用是人类学中经常使用的一对概念。一文化特质由A文化传播到B文化，A是传播者，B是被传播者。反过来B是借用者，A就是被借用者。对中俄两种文化间的传播和借用进行一番考察，我们发现这种传播和借用具有单向性，即主要是由俄罗斯文化向中国文化传播，而俄罗斯文化向中国文化学习和借用的情况很少。前述俄侨诗人别列列申和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老俄侨们的情况都是证明。
那么中国文化是通过什么途径借用俄罗斯文化的呢？首先是通过生活在俄罗斯人控制区，特别是那些受雇于俄罗斯人，经常与俄罗斯人打交道的中国人实施的。哈尔滨有一条很有名的街道叫中央大街。中央大街以前叫中国大街，最初是哈尔滨自治市中国人聚居的街区，有点像今天海外的唐人街。那些为俄罗斯人工作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要学习俄语，接受他们的礼节和习俗，甚至服饰和饮食习惯。他们把接受过来的这一套又传给那些没有机会直接接触俄罗斯人的中国人。而生活在中国政府控制区——滨江关道的中国人则很少有机会受到这种影响。这是造成哈尔滨文化“地域性”差异的直接原因。
在接受俄罗斯文化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是有分别的。瞿秋白认为这种分别主要体现在中国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即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这多少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味道。“那地（指哈尔滨——作者注）的中国人生活，上等人是半俄国化的，——很有些俄国洋行的西崽出身立致巨富的，现在还住着几层高的洋房，娶的俄国媳妇……下等人大半是纯粹北方式的生活。” “上等人中只有市侩官僚，俄国化的商铺伙计。上上下下都能讲几句‘洋泾浜’的俄国话——哈尔滨人叫做毛子话。然而他们下等社会静止的生活却依旧漠然不动，即使稍受同化，却又是俄国式乡下人的污糟生活。” 他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同化，俄罗斯人生活在中国土地上，没有被中国人同化，反倒同化了中国人，这的确发人深思。
那么中国文化究竟从俄罗斯文化中借用了什么呢？涉及方方面面，包括饮食习惯、穿着打扮、建筑（民居）风格、休闲方式、语言（主要是俄语借词）、性格等等。而且这些借用过来的东西与中国文化发生整合，一直较稳定地存在于哈尔滨文化中，从而使哈尔滨文化具有了独特的品格和特点。
前面提到近代中国城市受西洋文化影响的不独哈尔滨一座，但是除了香港、澳门，在大陆，即使是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如今你也很难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寻到多少来自西洋文化的积淀。 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从而进一步证明俄罗斯文化对哈尔滨文化影响之大。
我们可以给哈尔滨文化以如下的定位：它是汉文化属下一个亚地域文化——关东文化属下的一个再亚地域文化。关东文化是中原地区汉族移民文化和土著满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使关东文化同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相区别的地方在于那些来自土著满族的成分。哈尔滨文化是汉文化、满文化和外来俄罗斯文化三种文化融合的产物，使哈尔滨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关东文化的是那些借自俄罗斯文化的因素。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俄汉通婚的家庭。我们只看到了冲突的一面，文化间的借用和同化是另一面，而且比起家庭以外的传播—融合来，家庭内部的借用和同化显然要深得多。
在哈尔滨圣母帡幪教堂，这座中国目前唯一开放的东正教老教堂，每逢有重大节日，比如巴斯克节、圣诞节（时间在公历1月7日），俄裔们（包括纯血统的俄罗斯人和中俄混血人）都齐集教堂，这时你会发现有几个纯血统的汉族人混杂在人群中间。原来他们的妻子或丈夫是俄罗斯人或中俄混血人。他们不信东正教，但节还是要过的。反过来，像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重要的中国节日，家庭中的俄罗斯方也是过的。只在中俄通婚的家庭内部，两种文化的传播和借用才是互相的，而这种家庭本身就说明中俄两种文化传播和借用之深。在中国，除澳门和哈尔滨外，中外通婚家庭成规模者，在其他城市是找不到的。
对中俄通婚的家庭进行一番研究之后，我发现，发生于家庭内部的汉俄两种文化之间的传播和借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单向性，即家庭中的男方（中方）从女方（俄方）文化中借用的东西较多，而女方从男方借用的因素则要少得多，尤其是在文化的物质方面。我认为形成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在于，无论按照汉族的传统，还是按照俄罗斯人的传统，妇女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尤其是在物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都明显大于男子。在饮食、服饰、居室布置等几个重要方面都是妇女在起作用。这一点也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代中俄混血人。
俄汉两个民族通婚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血缘—文化的边缘群体——中俄混血人。中俄混血人的存在进一步说明中俄两种文化融合之深。在中国，除中俄混血人，类似的族群还有澳门的土生葡人。
民国十八年（1929年），当时的新华印书馆出版了一部由辽左散人编写的《滨江尘嚣录》。该书第八章“琐记”之四十“混合种族”称中俄混血人为“混合种族”。由于文字不多，故将其抄录如下：
哈埠华洋杂处，特殊现象，亦五光十色，应有尽有。现有所谓混合种族者，若华人之娶俄妇女为室者颇多。但华妇女之配偶俄人者，则尚未之或闻。盖俄自革命后，赤白两党，互相仇视，甚于冰炭。现赤党掌握国中诸政，对于帝系白俄，恣行压迫，于是多远来斯土，以避其锋。但足以糊口衣食无忧者，固有人在，而为生计所逼，迫于饥寒者，亦不乏其人。是以于无可如何之下，遂不惜打破种族及国界之限制，改嫁华人，于是本埠之黄白混合家庭，因之见惯而习闻者也。盖双方亦各有利益在，于俄妇方面，既可免冻馁之忧，又足有委身之地，而华人方面，则不独领略异土风味，且又能练习俄邦语言，故虽无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亦确系双方之根本同意也。唯其所产生之孩童，仍酷肖其母，如皮肤之色素，毛发之卷曲，眼球之碧蓝，鼻柱之高耸等等，是亦研究人种学者之绝好资料也。其最可笑者，为华父者，尚可通晓俄国语言，而俄母则不谙华语。但所谓混合种族之儿童，皆能通悉华俄两国语言。因儿童脑筋明晰，求知性切，聪颖原属天赋，记忆是其本能。每当其母与父谈话之顷，其孩童且作为翻译员矣，是亦最有趣之现象也……
中俄混血人的文化一如他们的血统，是介于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那样一种文化，我称其为“边缘文化”，比如他们中的第一代、部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都能熟练地使用汉、俄两种语言，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差不多也是两种文化共享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俄汉两种文化还没有发生普通的融合现象，包括他们的族群认同意识也是模棱两可的，这一点与澳门土生葡人又有区别。
附：哈尔滨文庙碑记
张学良撰
哈尔滨据松花江上游，东省铁路横贯其间，欧亚商旅麋集而鹁居，列肆连廛，言庞俗杂。自政权收回后，百务聿新，当事者以学校勃兴，不可废崇祀。先贤之典。于是鸩工兴事，凡历时将三载，庙成。余唯君子之敷教也，必端其本。夫亦植基于仁孝而已矣。孔子之教以孝弟为仁之本，其所恒言，则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盖以《孝经》教天下之顺，即以《春秋》遏天下之逆。而其三世之说，尤以世界大同之治为极归。使人人以仁孝宅心，则蒸之为善俗，即恢之为郅治，亲亲长长，而天下可平。孝之极诣，所由通神明而光四海也。挽近学子，年少气盛，其持论唯新奇是骛，而抑知民德即离，势必至于家邦陵替。本实先拔，而求其枝叶之无伤，胡可得也。今欧美诸邦，类皆厌兵戎而趋文化，究其哲学者，且旁搜中国经籍，以尼山之学为能止至善，而共深其企向，盖世界大同之机兆，而孔教之气昌矣。中华为至圣祖国，哈埠又为华裔错处之区，使无杰构，以虔奉明禋，其何以动学子钦崇，而回易友邦之观听，夫古之人挽车服礼器，犹不胜其慨慕流连，而况趋跄将事，摄以威仪，其有不感官兴起者乎？记有之曰：“祭者教之本也。”此文庙之建所为不可缓也。庙基在南岗文庙街东南，计地九十亩，经始于十五年十月，至十八年十一月则大成殿暨配殿两庑皆蒇事。其用款，由官商合筹为圆七十三万有奇。董其役者前行政长官张焕相及今长官张景惠也。
中华民国十有八年岁次己巳十一月庚戌朔十日己未张学良记
杭州钱拯敬书
北平陈云亭刻石
第三节
从哈尔滨俄裔在圣母帡幪教堂内的位置
看这个族群的结构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文化人类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早期的人类学者，包括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主要采用文献法进行研究，其缺陷一是资料的收集者和研究者分离，二是很多文献的真实可靠性和科学性不高，因为这一时期人类学者可以利用的文献主要是那些有机会到殖民地去的旅行者、探险者、传教士、商人和殖民地官员的记录，而这些人普遍没有接受过人类学的科学训练，甚至很多人，特别是传教士对土著文化还抱有偏见。
19世纪末历史学派在美国出现后，人类学者开始普遍采用田野工作的方法。但早期的田野工作主要采用访谈法，甚至过分依赖所谓的“人类学报道人”。
1914～1918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对南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土著的研究中创立了参与观察法，不但做到了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的统一，而且资料的获得不再是“道听途说”，而是来自参与其中的人类学者的亲自观察。自此以后，参与观察法因其科学性和可靠性而为人类学者所普遍采用。
那么人类学者究竟应该如何参与观察？我在研究哈尔滨俄裔的过程中对此曾有过独特的体会。
一、俄裔们在圣母帡幪教堂中的位置
哈尔滨圣母帡幪教堂是哈尔滨东正教会所在地，建于1930年，原为哈尔滨俄侨旧墓地用教堂，具有典型的拜占廷风格。该教堂“文革”期间曾挪作他用，1984年10月14日，在它的命名日重新开放，目前是中国唯一开放的东正教老教堂。
1998年12月至1999年5月，我曾前后10次到圣母帡幪教堂做记录，其中包括1999年1月6日和7日（儒略历12月25日）的圣诞节和4月10日晚上的巴斯克节（复活节）除夕夜。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更主要是考虑到对哈尔滨俄裔的尊重，我没有采用录像这种形式（其实对仪式记录的最佳手段莫过于录像这种形式了），转而采用传统的笔录。由于笔录很耗时（每一次在圣母帡幪教堂，我几乎都在不间断地做着笔录），加之在教堂这种场合不便使用访谈这种人类学惯用的手段，甚至一两句简单的提问也显得多余，于是我只有静静地观察，一边观察，一边做着笔录。
通常俄裔们从他们的住地乘公共汽车在教堂附近下车，然后以一种严肃而庄重的神情步行前往教堂。到教堂门口，立定，在胸前画一个十字，当然是东正教那种特有的画法。如果在教堂门口遇见熟人，通常会有一两句简单的问候。然后进入教堂的正门，穿过十分短的过道，至教堂大厅右下方一个台桌前，台桌后面照例站着列娜。然后掏出钱从列娜手中买很细的蜡烛，五毛钱一根，从一根到十几根不等。俄侨玛赫丽娜家境不好，她每次只买一根蜡烛。然后把蜡烛点燃并插到他们想插的每一幅圣像前，其间还要在心里默祷上几句，并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最后他们会选择一个地方坐下或站立。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不一样，教堂内不设座位，每一个在教堂的人都取站姿。但考虑到某些教徒年事已高，圣母帡幪教堂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在教堂大厅右下角放了一个方凳，方凳上首，即靠近大厅右侧墙壁的后半部放了一条长椅。
数次观察之后，我发现到教堂的每一个人都有较为固定的位置，而无论是站立还是坐着。教堂右下方台桌后面站着的永远是列娜。她是第一个到教堂的人，开门，打扫卫生——拂去一周来落在圣像和圣物上的尘埃，然后就站在台桌后面，迎候第二个到教堂来的人。
台桌右侧，大厅右下角那个方凳上坐着的永远是尼娜。长椅上通常坐着米沙、沃洛佳、薇拉?聂、瓦利娅?韩等几个人，而米沙永远坐在中间。在列娜左侧，台桌附近通常站立着季娜、巴莎、柳芭、卡利娅、娜塔莎和几个不知道姓名的老太太。在大厅左下方及过道左侧通常站着年纪较轻的人。其中有一个中年妇女，长相看不出俄罗斯人的特点。一个中年男子、季娜的女儿、儿子维佳、大瓦利娅、娜佳等等。
为了便于下面的叙述和分析，我们有必要把上面提到的那几个人先做一下交代。
尼娜：女，1910年生，纯俄罗斯人（指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下同），俄侨，终生未婚，不会讲汉语，2001年去世。有一次教堂活动结束后，尼娜走过过道，经过我面前时，突然问了我一句：“你干什么？”显然这是一句错误的汉语，她想说：“你想干什么？”结果把“想”字丢了。我回答了诸如“做调查”一类的话，她显然没有听懂。
米沙：姓姆亚托夫，男，1912年生，纯俄罗斯人，俄侨，终生未婚，不会讲汉语，2000年去世。
沃洛佳：男，1936年生，纯俄罗斯人，俄侨，是哈尔滨年纪最小的老俄侨。有过短暂的婚姻史，会讲不太流利的汉语，2002年去世。
薇拉?聂：女，1920年生。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中国人，聂是她丈夫的姓。中国籍，已婚，会讲不太流利的汉语。
瓦利娅?韩：女，朝鲜人。1923年出生在俄罗斯远东港口城市海参崴，1925年举家迁到哈尔滨，1954年加入中国籍，终生未婚。会讲俄、英、日、汉、朝5种语言，其中俄语最好，朝鲜语最差，汉语不太流利。
列娜：女，1924年生，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中国人，中国籍，已婚，会讲俄、汉两种语言。
季娜：女，70左右岁，列娜的妹妹，中国籍，已婚，会讲俄、汉两种语言。
巴莎：女，70多岁，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中国人，俄侨，已婚，会讲俄、汉两种语言，2001年去世。
柳芭：女，1932年生，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中国人，中国籍，已婚，会讲俄、汉两种语言。
卡利娅：女，60多岁，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中国人，中国籍，已婚，会讲俄、汉两种语言。
娜塔莎：女，50左右岁，列娜的女儿，中国籍，已婚，只会讲汉语。
娜佳：女，50多岁，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中国人，中国籍，已婚，只会讲汉语。
大瓦利娅：女，50多岁，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中国人，中国籍，已婚，会讲俄、汉两种语言，但俄语不太熟练。
维佳：男，30多岁，季娜的儿子，中国籍，已婚，只会讲汉语。
教堂大厅左侧的那些人主要是第二代和第三代中俄混血人，也有少数年纪较轻的第一代中俄混血人，比如大瓦利娅。除了年纪较轻这个特点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除个别像大瓦利娅这样的人外，大多数人都只会讲汉语，不会讲俄语。娜佳是哈尔滨东正教会的会计，因母亲去世较早，因此不会讲俄语。那个长相看不出俄罗斯人特点的妇女是纯血统的汉族人，自然不会讲俄语。季娜的女儿和儿子维佳年纪较轻，自然不会讲俄语。
二、从教堂内语言区的划分看俄裔的结构
上面介绍的这些人基本能反映出哈尔滨俄裔的整体面貌。我们可以给他们归归类。我们以语言为尺度，将他们分成四种基本类型：只会讲俄语的俄语型；会讲不太流利汉语的准俄语型；会讲俄、汉两种语言的双语型；只会讲汉语的汉语型。
进而，如果把不同语言类型的人与他们在教堂中所处的位置相对应，我们发现前两种类型的人，即俄语型人和准俄语型人主要集中在教堂的右侧，双语型人位于教堂中部，汉语型人位于教堂左侧。
在我进行观察的那些日子，哈尔滨东正教最后一位神职人员朱世朴司祭还健在，但那时他的身体已很坏，常常不能主持仪式，因此俄裔们到教堂后就只好聊天。鉴于哈尔滨俄裔按语言可以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以及每一种类型的人都集中在教堂某一固定的区域内（其中俄语型人和准俄语型人集中一处），因此圣母帡幪教堂，这个本来不算太大的地方实际上被划分成了三个不同的语言交流区，分别是：右侧的俄语区，中间的双语区，左侧的汉语区。坐在右侧的那些高龄老者用俄语交谈；中间那部分70岁左右的老年妇女用俄、汉两种语言交谈，有时候上一句说的是汉语，下一句说的就是俄语；左侧那些年纪较轻的人用汉语交谈。
由于处在汉语区和俄语区的人们一个只能用汉语交流，一个只用俄语交谈， 加之两个区域相距“遥远”—— 一个位于教堂的左侧，一个位于右侧，中间为过道和双语区“阻隔”，因此在我的笔录里几乎找不到有关这两个语言交流区互动的记录。
而处在双语区的人们，由于他们能用俄、汉两种语言进行交流，加之他们所处的位置——位于汉、俄两个语言交流区的中间，因此除了他们内部用俄、汉两种语言进行交流外，同时也用俄语同俄语区的人交谈，用汉语同汉语区的人交流。
显然圣母帡幪教堂三个语言交流区的相互位置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汉、俄语言区位于两侧，双语区位于中间。尽管分别处在汉、俄两个语言区的人们几乎不发生交流，但由于中间双语区的存在，从而保证了他们在教堂内作为一个统一的群体的存在，而不是走向分裂。
从主体的角度分析，上述三个语言交流区分别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语言人群，即俄语人群、双语人群和汉语人群。如果把其他因素也考虑进去，我们发现这三个语言人群其实是三个血缘—文化群体。由于这三个群体都被涵盖于俄裔这个总的血缘—文化群体之下，因此我们可称之为亚血缘—文化群体。
首先是纯俄罗斯人，按照沃洛佳的说法是“正牌的俄罗斯人”。除了以俄语为日常交际语言外，他们还有如下一些共同特点：年龄偏高，一般年龄在75～90岁之间；大多具有俄罗斯国籍或无国籍；大多终生未婚等等。终生未婚是由于他们不愿意同中国人甚至中俄混血人结婚而内部通婚范围又十分有限所致。
其次是第一代中俄混血人。他们的父亲都是中国人，母亲都是俄国人。由于从小生长在双语家庭里，他们都是典型的双语人。他们一般都拥有中国国籍，与纯血统的汉族人结为夫妻。
再次是第二、第三代中俄混血人。他们是第一代中俄混血人的子辈和孙辈。由于他们的父亲都是纯血统的汉族人，从小生长在单一的汉语语言环境中，因此一般不会讲俄语。
上述三个亚血缘—文化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一如他们在圣母帡幪教堂里的关系。
先来看纯俄罗斯人。首先，该群体内部互动的频率最高。几乎每一次从教堂出来，他们都要走进一家餐馆，吃上一顿，或者去看望患病不能到教堂来的纯俄罗斯人尼基伏洛娃和一个绰号叫“老乌克兰”的乌克兰老太太。其次，他们也与第一代中俄混血人交往。比如我第一次到沃洛佳家去，推门首先看到的是列娜。2002年的一天，我去看望病中的沃洛佳，护理他的Z某（汉族人）告诉我现在列娜不来了，季娜来，还说去年（指2001年）过巴斯克节就是季娜来给做的“古力契”。但纯俄罗斯人很少和第二、第三代中俄混血人来往。由于米沙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所以每一次到教堂都由季娜的儿子维佳接送，但米沙不会讲汉语，维佳不会讲俄语，而且到教堂后两人即刻分开，米沙进入右侧的俄语区，维佳进入左侧的汉语区或中间的双语区。
再来看第一代中俄混血人。作为第二、第三代中俄混血人的父辈和祖辈，他们与子辈和孙辈之间的互动频率最高，但这是家庭内部的互动。家庭以外，第一代中俄混血人之间的互动频率最高。他们与纯俄罗斯人以及与其他家庭的第二、第三代中俄混血人之间具有相同的互动频率。
最后是第二、第三代中俄混血人。除了在家庭内部与父辈和祖辈的互动外，他们与其他家庭的中俄混血人互动频率最高，而无论对方是第几代。他们几乎不与纯俄罗斯人来往。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发现把哈尔滨的俄裔划分成三个亚血缘—文化群体，显然有些不妥。
纯俄罗斯人作为一个亚血缘—文化群体没有什么异议。不会讲汉语，没有加入中国国籍，不肯与中国人通婚，都说明他们对中国，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还缺少认同。不肯与中俄混血人通婚说明他们对中俄混血人也缺少足够的认同，事实上“纯俄罗斯人”这个称谓被创造出来为的就是为了与中俄混血人相区别。
但如果把第一代中俄混血人同第二、第三代中俄混血人区分开来，就显得有些不妥了。尽管在血缘和文化上第一代中俄混血人同第二、第三代中俄混血人区别较大——第一代中俄混血人不但拥有汉、俄两种血缘，而且具有汉、俄两种文化特点，而第二、第三代中俄混血人身上所具有的俄罗斯血统和文化特征比之第一代中俄混血人要淡许多，但在族群认同上他们是一致的。
我在调查哈尔滨俄裔的同时，也曾多次到内蒙古额尔古纳地区调查那里的俄裔。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额尔古纳地区主要有两类村庄，一类是俄侨（纯俄罗斯人）居住的村庄，一类是中俄混血人及其父辈生活的村庄。两类村庄不相混淆，比如一个俄侨家庭不会搬到一个中俄混血人村庄去住。
于是哈尔滨的俄裔可以顺理成章地划分成两个半边，一半是纯俄罗斯人，一半是中俄混血人。两半边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共处于一个更大的族群——俄裔之下。而把两半边联系在一起的则是第一代中俄混血人。这就是哈尔滨俄裔作为一个族群的内部结构。
我认为上述族群结构历史上就存在。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俄侨大规模撤离中国以后，两半边的关系开始拉近。从前，中俄混血人面对的主流族群有两个：俄侨和汉族；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面对的主流族群只有一个：汉族。而作为主流族群的汉族也不再将俄侨和中俄混血人加以区分。两半边关系的拉近以及俄裔作为一个统一族群的存在与主流族群汉族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俄侨继续撤离中国，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到“文革”爆发前，哈尔滨的俄侨只剩下100余位。“文革”结束以后，只剩下四十几位。1998年当我开始在圣母帡幪教堂参与观察时，只剩下了七位，其中还有一位是乌克兰人，两位是中俄混血人。如此小规模的“族群”是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存在的。
俄罗斯文化在额尔古纳地区
“额尔古纳地区”字面上理解就是额尔古纳河沿岸地区，本书具体指额尔古纳河中游—下游一段右岸地区，即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原额尔古纳右旗）。
额尔古纳河是中俄两国界河，是中俄东段边界的一段。“额尔古纳”为蒙古语，意为“捧呈递献”，因该河在阿巴该图山脚下流向由东南转向东北，如同人弯腰以手递物，故名。额尔古纳河唐代称“望建河”，发源于大兴安岭，阿巴该图山以上称海拉尔河，以下称额尔古纳河。全长970公里，流域面积60584平方公里。在黑龙江漠河洛古河附近与石勒喀河汇合后，称黑龙江。
额尔古纳地区隔额尔古纳河西与俄罗斯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相望。具体来说是后贝加尔边疆区下面的两个区，其中位于南部的是普里—阿尔贡 斯克区（简称普区），位于北部的是涅尔琴斯基扎沃得区（简称涅区）。
额尔古纳地区的东北部是黑龙江省漠河县，东部是内蒙古根河市（原额尔古纳左旗），东南部是牙克石市，南部是陈巴尔虎旗。漠河、根河和牙克石中北部地处大兴安岭北段，传统上是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游猎之地。陈巴尔虎旗地处呼伦贝尔草原北部，是巴尔虎蒙古人和通古斯鄂温克人的游牧所在。
额尔古纳地区就处在这样一个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包围之中。它的东部和北部属于大兴安岭西北边缘地带，南部属于呼伦贝尔草原北部边缘地带，西部是额尔古纳河河谷。额尔古纳地区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源自它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而这一刻是从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的。
额尔古纳地区南北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其历史和文化也有所不同。北部虽属大兴安岭，但其早期的历史发展却与森林开发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与淘金有关。南部地处呼伦贝尔草原北部边缘，适合放牧，在森林向草原的过渡地带，土层较厚，可从事农耕。于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为俄侨所占据，而俄罗斯人传统的生计方式恰好就是农牧业结合型。英国人类学家林德格尔前往调查驯鹿鄂温克人时经过额尔古纳南部地区，她写道：“根河、得耳布尔河和库尔河 交汇的三角洲被俄国人称为‘三河地区’，是西北满洲最富饶的地区。这里山谷开阔，农业兴旺，山坡为牲畜提供了优质牧场。”
尽管额尔古纳地区南北之间的自然地理环境存在上述差异，并且二者在历史和文化上也有所不同，但二者从大的方面说却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边区，是“一个意义非同寻常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志的边区。”
第一节
额尔古纳 —— 一个新型的文化边区
一、关于“文化边区”的概念和理论
我们在第二章第三节中曾经讨论过文化边区理论，现在让我们对这一概念和理论继续进行讨论。
历史学派是人类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派，这一学派无论在民族文化的实证研究上，还是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上，都有着十分突出的贡献，文化区理论即是其重要的理论之一。
“文化区”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提出来的，后经他的学生，特别是威斯勒的发展，最终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并进而上升为一种研究方法。
文化区这个概念与德奥传播学派提出的“文化圈”概念有些类似，但又不尽相同。“如果说‘文化圈’学说强调类似文化特征，而不要求有连续性的区域范围，那么‘文化区’则要求在一个共同史地单位区域内” 。
在提出并阐述有关文化区概念的基础上，历史学派人类学家进而又提出“文化中心”和“文化边区”两个概念。“前者即是指在一个文化区内表现其文化特征最浓厚的中心地区，而后者是在一个文化区内远离文化中心，表现其文化特征较为淡薄的边缘地区”。“‘文化边区’是相邻的文化区之间的过渡区域，其文化内容则由相邻的各个文化区的文化特征混合而成”。每一个文化区都有其边界，对于两个相邻的文化区来说，它们各有各的边界，但对于文化边区来说却只有一个，两个相邻的文化区共有一个文化边区。
我们知道，文化区理论是历史学派人类学家基于对北美各印第安民族文化的实证研究而提出来的，他们将分布于北美洲的印第安文化划分为若干区域，即“文化区”，其中每一个文化区都包含有一定数量的在地域上相邻、在文化上具有某些共同特质的印第安民族。
北美各印第安文化都是所谓的部落文化，都没有建立国家。如果相邻的两种文化都已建立了国家，那么这样的文化边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又会具有哪些特点呢？
本节试图通过对额尔古纳这样一个新型文化边区的解剖，来探讨这一问题。
二、边界的跨越与作为文化边区的额尔古纳地区的形成
额尔古纳地区，作为一个文化边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所包括的范围是不一样的。今天所说的额尔古纳地区具体指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原额尔古纳右旗）。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作为汉、俄两种文化分布的边区，额尔古纳地区是包含在整个汉俄文化东部边区之中的，是汉俄文化东部边区的一部分。汉俄文化边区共有两部分，其中西部边区位于中俄（苏）西段边界的一段，即从新疆伊犁，经塔成，至阿勒泰一段的中国一侧，东部边区位于中俄东段边界中国一侧，但不包括从中俄东段边界的西部起点至额尔古纳河上游一段地区，因为除了边城满洲里及其附近地区外，这里是蒙古文化的分布区。而在1938年之前，汉俄文化东部边区则不仅包括从额尔古纳河中游一直到中俄东段边界东部终点的中俄边界中国一侧地区，还包括俄罗斯一侧地区。
根据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将汉俄文化东部边区分为若干小的区域，额尔古纳地区就是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额尔古纳地区包括的范围比现在要大，它不仅包括作为主体的今额尔古纳市的全部，还包括黑龙江省漠河县的西北部和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的东部。而在1938年之前，额尔古纳地区更包括额尔古纳河中下游—黑龙江上游两岸的广大地区。
作为汉俄文化东部边区的一部分，额尔古纳地区的形成始于1882年。这一年有一位鄂伦春族 猎人在距离额尔古纳河口不远处的黑龙江漠河为其母亲挖掘墓穴时，无意中发现了大量沙金，这个消息被俄罗斯金商谢列特金知道后，即约请矿师列别金那到漠河采金。 从此到黑龙江上游和额尔古纳河下游中国一侧开采金矿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多。
1884年俄罗斯人在这一地区设立了“采金事务所”，由谢列特金任总首领，下设五个区700余个作业组。事务所制定法律，建立武装，征收捐税，设立教堂，俨然是一个国家。 到1885年，从漠河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吉拉林，采金者已达13000余人，其中俄罗斯人9000余人，其余大部分为汉族雇工。
17世纪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曾在包括额尔古纳地区在内的广大东北地区的中部和北部实行“封禁”政策。咸丰年间这个政策被废止，于是大量来自山东、河北等省的农民开始进入东北地区，出现了“闯关东”的移民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路北上抵达额尔古纳河右岸，并被在那里开采金矿的俄罗斯资本家招为雇工。19世纪末20世纪初位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葛拉必子金厂已雇有华工8000余人。
另有一部分人索性越过额尔古纳河进入俄罗斯境内。历史上（1937年前），额尔古纳河中下游左岸地区，即俄罗斯后贝加尔北部地区，也生活着很多汉族人，他们大都也是被俄罗斯资本家雇佣的金矿工人。1912～1913年，俄罗斯人类学家史禄国在后贝加尔地区调查北方通古斯人（指埃文基人，即鄂温克人），他看到，在这一地区，“俄国人开设的金矿吸引的汉人比在满洲看到的还要多得多”。
这些被俄罗斯资本家雇佣的汉族工人大都是单身男子，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后来与俄罗斯妇女结为夫妻，所生子女即为中俄混血人。中俄混血人作为一个血缘和文化的边缘族群，其文化兼具汉、俄两个民族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存在进一步说明汉、俄两种文化在这一地区碰撞和融合之深。
P氏家族的中国老家在河北省。20世纪初，P氏家族的第一代人PQ（当时只有十几岁）一个人从河北逃荒至俄罗斯的布尔杜罗依村。该村位于额尔古纳河畔21个卡伦之一的九卡的对岸（九卡的俄语名也叫布尔杜罗依）。后来PQ与该村比自己小五岁的俄罗斯女子索尼娅结婚，并生下长子、长女和次子。再后来PQ与索尼娅带着三个子女搬到对岸，即九卡居住。在九卡，他们又生下次女、三子和四子。
三、国家力量对文化传播的限制与文化传播对这一限制的突破
每一个国家都有边界，即国界，国界附近的地区称边界地区或边境地区，比边界地区范围大的地区称边疆地区。与文化边区不同，对于两个相邻的国家来说，国界只有一个，而边界地区和边疆地区却有两个，它们各有各的边界地区和边疆地区。边界地区和边疆地区都是政治的边区。
额尔古纳地区作为政治边区的历史早于其作为文化边区的历史。1689年，根据中、俄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额尔古纳河成为了中俄两国的界河。但额尔古纳河并没有因此阻挡住两国人民跨越这条人为的界线而进入对方领土，尤其是没有阻挡住俄罗斯人进入中国领土。俄罗斯人到中国带有一定的季节性，通常是春季播种和秋季收割、打草时才过来。对此清政府采取的是将其遣送回国的办法。
为防止俄罗斯人越界，1727年（清雍正五年），根据中、俄两国签订的《恰克图条约》，清政府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设置了12座卡伦。 到1882年，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中国一侧的俄罗斯人大多已被清政府遣送回国。
1882年之后，对于越界采金的俄罗斯人，清政府同样采取了清剿和驱逐出境的办法。比如1892年10月在清希利沟采金的数百名俄罗斯人被驱回俄境，他们一共留下房屋23座、桦皮房八座。 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前，这些越界的俄罗斯人均被清政府驱赶回额尔古纳河左岸。
在日伪统治时期，由于日本和苏联在二次大战中是交战国，于是额尔古纳河再一次被严密封锁起来，两岸人民的往来受到很大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文化的传播也常常突破国家力量的限制，前述作为文化边区的额尔古纳地区的形成即是突破国家力量限制的结果。
1917年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国家力量的限制再一次被突破。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人大规模移民额尔古纳地区，特别是移民这一地区的南部。据统计，1922年位于额尔古纳南部地区的室韦县共有俄侨1703户，9279人，位于北部地区的奇乾县共有俄侨152户，604人。 这一年时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的程廷恒到额尔古纳南部地区的河坞（今苏沁）巡视，途径俄侨村庄，曾作《巡视河坞归而感作》诗一首，诗中写道：“路所经过各俄屯，扶老携幼拜道旁。侨民疾苦听译告，绥抚拯救我所当。愿汝屯民各安守，为筹生计为保障。老者欢笑幼者舞，贡盐贯面同迎王。胡笳声声夜不寐，终宵警署心彷徨。” 俄侨的生活和习俗可见一斑。
移民中国的俄侨主要分布在额尔古纳地区的南部，他们形成大大小小数十个村镇，其中最大的村镇是三河镇。三河因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三条支流——根河、得耳布尔河和哈乌尔河而得名，从1917年到1976年一直是额尔古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
位于三河镇以北哈乌尔河畔的阳村也是这一时期建立的村庄。阳村建于1918年，俄语称“衣里尼斯”。
阳村处在一个东西走向的谷地中，该谷地较为开阔，有大片的耕地和未开垦的沼泽地。谷地周围都是山，其中位于阳村正北的是六一山，该山是额尔古纳市境内第二座高山。位于村西北的是马鞍山，由两座低矮的小山相连，形似马鞍，故名。哈乌尔河在这条东西走向的谷地流淌，阳村就建在哈乌尔河的北岸。背靠六一山，南临哈乌尔河，西北有马鞍山，东北也有一座不知名的山，阳村的建立是否考虑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呢？
哈乌尔河，又名哈乌鲁河，发源于大兴安岭阿拉齐山脉西侧的大黑山附近海拔1067米处，全长181.3公里，东北—西南走向，于黑山头古城址北五公里处汇入得耳布尔河。汇合后不久，得耳布尔河即汇入额尔古纳河。
阳村为适应其所在谷地的形状，东西长，南北短。村中有一条东西向的老街，即阳村的主街。20世纪90年代前阳村只有这一条街道，如今在老街两侧仍排列着很多当年俄侨留下的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圆木结构的民居（木刻楞）。
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3年），阳村已发展到40余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俄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俄侨大规模撤离中国前（1953年前），阳村只有纯血统的汉族人两户（这两户后来也与中俄混血人甚至与俄侨联姻），另有一名汉族单身男子终生未婚。中俄混血人五户，其中就包括P氏家族。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强行把包括九卡在内的各村庄内迁，P氏家族在此次行动中迁至阳村。其后PQ与索尼娅又生下五子、六子、三女和四女，共生育10个子女。
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俄侨撤离中国前，PQ与索妮娅的10个子女中已有六人成家（次子终生未婚）。其中长子与阳村另一户中俄混血人Z氏的长女组成家庭，长女嫁与一位中俄混血人，次女PYZ嫁与另一位中俄混血人，三子PHW娶俄侨女子卡佳为妻，四子和五子亦分别娶俄侨女子为妻。
总之，在P氏家族已婚的六名子女中，有三人与俄侨结为夫妻，有三人与中俄混血人组成家庭，而无一人与纯血统的汉族人联姻。其中四名男子中除一人娶中俄混血女子为妻外，其他三人均娶俄侨女子为妻。这主要是由于额尔古纳地区，尤其是阳村缺少纯血统的汉族女子所致，但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十月革命后，移民额尔古纳地区的俄侨中有很多人是东正教神职人员，而东正教在该地区之真正发展起来也是在十月革命之后。
林德格尔对此曾做如下分析：“俄国再也没有通过条约 取得进入目前黑龙江任何地方的权利。但由于中国人一直对这些北部地区的殖民不感兴趣，而俄国人口在外贝加尔地区迅速增长，因此，边界往往是理论上存在着而实际却不存在。”
四、国家力量为文化传播开辟道路
国家力量除了限制对方文化在本国传播外，也常常为本国文化在对方领土上的传播开辟道路。
历史上俄罗斯文化在额尔古纳地区的传播有几次比较大的潮流，其中有的潮流属民间自发行为，比如前面提到的1917年十月革命至1932年日本人封锁中俄东段边界期间俄罗斯文化在额尔古地区的传播。而有的潮流则借助于国家力量，国家力量成为俄罗斯文化在额尔古纳地区传播的助推器。这样的潮流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1900年，沙俄政府趁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之机，占领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各卡伦，从而为俄罗斯人移民这一地区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清人宋小濂在《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述：“庚子之变，俄人乘衅而起，驱逐我华人，焚毁我卡伦，盘踞我金矿，安设水磨，垦种荒地，河中之鱼，山中之草木鸟兽，均一任其取携。”
另一次是1911年，沙俄政府乘辛亥革命和呼伦贝尔独立之机，再一次占领额尔古纳河右岸各卡伦。于是“俄人越界垦芟，复又自由行动”，自库克多博卡伦（即四卡，位于黑山头附近——作者注）至吉拉林，“移驻我界三百余户，延长三百余华里，宽约五十余华里，大举耕垦，略无顾忌”。
在额尔古纳地区的历史上，除俄罗斯文化的传播借助于国家力量外，汉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传播也曾借助于国家力量。从1727年清政府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设置卡伦伊始，直到1907年，驻守在卡伦的官兵都是蒙古族。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宋小濂就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后，“慨边务废弛，仿古屯田遗制，为实边政策”，将卡伦“增设至二十一卡”，又“以蒙人不习耕稼，一律改用汉人”。
五、国家力量在文化边区范围上的变化所起的作用
国家力量在文化边区范围上的变化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是迁离文化边区中本国一侧地区对方国家的人民，肃清对方文化，从而改变文化边区的边界和范围。
历史上，俄罗斯曾掀起多次排华运动，为此很多华人，包括中俄混血人都选择回到了中国。
1929年，中东路事件前夕，在海参崴地区，仅两个月的时间，苏联政府就给1000余华人“发放了赴中国的出境证明”。 中东路事件之后，生活在远东地区的华人和中俄混血人更大规模地迁回中国。
二次大战期间，由于苏联政府对生活在俄罗斯的朝鲜人和华人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此时又有许多华人，包括中俄混血子人回到了中国。
1932至1938年间，大批生活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人和华人，包括中俄混血人被迁往哈斯克斯坦和中亚地区。1937年，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法令，18万朝鲜人和8000华人从苏联远东地区被迁往中亚地区。而到达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华人和中俄混血人又有相当一部分被遣返回中国新疆。
1938年以后，生活在俄远东地区的华人已所剩无几。据苏联政府官方统计，截止到1979年底，生活在俄远东地区的华人只有1742人。 那么，1938年之后，汉俄文化东部边区实际上已经被削掉了一半，而仅仅局限在了中俄东段边界中国一侧，它的另一半已不存在。
1954年，苏联政府决定召回其在中国的侨民，中国政府为此制定了“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快送走”的方针，并要求俄侨分布多的地区立即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积极协助苏方开展工作。 1954和1955两年，特别是1955年，生活在中国的俄侨，包括生活在中俄东段边界中国一侧的俄侨绝大部分都离开了中国，回到俄罗斯，或者去了某个西方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俄侨的离去，俄罗斯文化在中俄东段边界中国一侧之绝大部分地区已基本消失，唯有额尔古纳地区作为汉俄文化分布的边区存留下来。
六、政治因素在文化边区中两种文化此消彼长中的作用
（一）1953年之前额尔古纳地区文化的总体环境和俄罗斯文化的强势地位
据统计，新中国建立之初，额尔古纳地区共有人口2470户，12350人。其中苏联侨民1613户，9491人，无国籍侨民212户，308人。 苏联侨民和无国籍侨民加起来共1825户，9799人，占当时该地区总户数的近74％，总人口的79％多。其余645户2551人为中国人，占当时该地区总户数的26％多，总人口数的近21％。而在这不足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中，中俄混血人又占了多数。
1953年之前，额尔古纳地区主要有两类村镇，一类是以俄侨为主的村镇，一类是以中俄混血人为主的村庄。以俄侨为主的村镇共有50余个，以中俄混血人为主的村庄有10个左右，只有三个以汉族为主的村庄，不存在以其他民族为主的村庄。
总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额尔古纳地区的人口主要由三大族群构成，第一大族群是俄侨，其次是中俄混血人，最后是纯血统的汉族人。
从上面这些数字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在额尔古纳地区，俄侨无疑是强势族群，进而俄罗斯文化在这个地区也是强势文化，这不仅因为占人口多数的俄侨承载着俄罗斯文化，也因为中俄混血人也承载着俄罗斯文化，甚至一部分纯血统的汉族人也承载着俄罗斯文化。
中俄混血人作为一个边缘族群，从理论上讲承载着两种文化，即俄罗斯文化和汉文化，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俄、汉两种文化的关系是不一样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在中俄混血人的身上，其所承载的俄罗斯文化明显多于其所承载的汉文化，这不仅因额尔古纳地区文化的整体环境所致，还因为有一部分中俄混血人出生在俄罗斯，并且在俄罗斯生活过一段时间，其后才移民中国。
由额尔古纳地区文化的整体环境所致，某些汉族人，尤其是那些娶俄罗斯女子为妻的汉族人也承载着俄罗斯文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俄语是这一地区主要的交际语言。除语言外，与俄侨通婚的汉族人也承载着俄罗斯文化的其他元素，如“婚礼向染俄俗，赴喇嘛台结婚” 。这里的喇嘛台指东正教堂。
PQ早在俄罗斯时就学会了俄语。P氏家族10个子女均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这10个人普遍都不会讲汉语，有的甚至连一句汉语都没有讲过。P氏家族六个子女中无一人与纯汉族人结婚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六个人的个人文化背景及其所产生的族群和文化认同。PQ的四子PHC对我的解释是：纯汉族人不讲卫生，冬天穿棉裤，吃的不好（喝粥，不喝牛奶，不吃面包）。
除此之外，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驯鹿鄂温克人也承载着俄罗斯文化。早在俄罗斯境内时，驯鹿鄂温克人的文化即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350多年前他们从俄罗斯迁移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国境内，而俄罗斯文化对驯鹿鄂温克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
（二）移民与文化环境的改变
1954和1955两年，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没有什么特别有影响的事件发生，但是对于额尔古纳这个小小的地区来说，这却大动荡、大换血的两年。经过这两年，额尔古纳地区的族群结构和文化的整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生活在额尔古纳地区一部分俄侨于1954年先期离开了中国；1955年4～6月共有苏联侨民1171户6553人离开了中国；到1959年总共有俄侨1363户8171人离开了中国。 侨民们以最低廉的价格变卖了自己的房产、牲畜（主要是奶牛）和机械。当时额尔古纳旗（额尔古纳市旧称）政府在俄侨较集中的村镇成立了财产处理和牲畜收购点，专门收购上述俄侨无法带走的财产。 侨民们赶着三套马车，车上满载家具、服装及其他生活用品，先到海拉尔，再换乘火车，经满洲里进入俄罗斯境内。或者从海拉尔乘火车到达中国某个港口城市，然后再乘轮船抵达某个西方国家。
1955年，正是春季五六月播种小麦的季节，P家的男人们，PQ和他的六个儿子正在远处的田里劳作，隐约看到村里有人正在套车，并把箱子一类东西往车上搬。早在几天前，他们私下里就听到议论，知道侨民们要走，并且知道P氏六兄弟中三个兄弟的侨民妻子也将随她们的父母一同回俄罗斯。他们不在乎这个，但使他们担心的是他们与侨民女子共同生育的子女。当时P氏三兄弟中，只有三哥PHW与其侨民妻子卡佳生育有三个子女，为长子、长女和次子，其他两个兄弟由于结婚时间短尚未生育子女。一想到此，P家的男人们马上放下手中的农具，很快赶回了村中。
卡佳要把两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带走，她的兄弟很多，P家的兄弟也很多，于是两个家族为争夺子女打了起来。当时卡佳的两个孩子已被装上车，P家兄弟要夺男孩，卡佳急忙把男孩放进了箱子里，并坐在上面不肯下来。就这样卡佳把这两个孩子带走了。
PHW骑马追到土伦堆村（今团结村），劝说并试图夺回孩子，没有成功。于是又和兄弟们一道追到三河镇。当时PHW的二姐PYZ住在三河镇。当卡佳一行抵达三河镇时，PYZ曾买东西看望她。PYZ记得买的是一包月饼，她往车上扔，但当时车已启动，于是那包月饼掉在了地上。PYZ还记得卡佳怀里抱着女孩，她估计卡佳是把男孩藏在箱子里了。
在三河镇，两家兄弟继续争夺子女。卡佳的两个兄弟年纪小，抵不过P家兄弟，于是卡佳怀中的女孩被夺回，但装在箱子里的男孩却被她带到了苏联。
在迁走俄侨的同时，国家有计划地从山东和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等地迁来汉、回移民。其中1955年迁来782户，3422人，这其中包括从山东泰安、曹县、定陶、禹城和临沂等地迁来的回族419户，1909人。 汉、回移民到达额尔古纳地区后，很快从上面提到的政府有关部门手中获得了俄侨留下的房产、奶牛和大型农牧业机械。
至此额尔古纳地区族群的整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俄侨从1953年的1825户9799人下降到1964年的一户五人（不包括那些已经与汉族人或中俄混血人结婚的俄侨女子），汉族由1947年的2902人上升到1966年的20089人，几乎增加了七倍。回族1947只有七户37人，1955年移民419户1909人。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经过1954和1955这两年，额尔古纳地区族群结构的确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俄侨作为主体族群几乎化整为零，汉族从从属族群上升为主体族群。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族群——回族。族群结构的改变导致文化环境的变迁，1956年以后，从整个额尔古纳地区来看，俄罗斯文化已退居从属地位，汉文化上升至主导地位。
（三）文化环境的变与不变
俄侨虽然走了，但中俄混血人还在。
前面已经说过，在20089位汉族（1966年）中实际上包含有大量的中俄混血人。那么中俄混血人到底有多少？由于1990年前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统计，我只能根据现在8000余人的数字向前推算，大概在三四千人左右。中俄混血人不仅是汉文化的承载者，也是俄罗斯文化的承载者，而且大多数中俄混血人所承载的俄罗斯文化多于其所承载的汉文化，因此1956年以后，在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文化并未因俄侨大规模乃至彻底迁出而完全退出。但俄罗斯文化已从原来的主导地位下降为从属地位。1956年后，俄罗斯文化的承载者的主体已不再是俄侨而是中俄混血人。
前面讲到，除了那些嫁给中国丈夫的俄侨妇女外，到1964年，额尔古纳地区独立的俄侨只剩下一户。该户俄侨生活在上护林村，共五人，包括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而她的四个儿女后来除长子娶俄侨妇女为妻外，其他三人均与中俄混血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俄侨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存在，而不得不依存于中俄混血人。同哈尔滨一样，作为主流族群的汉族也不再将俄侨和中俄混血人加以区分。
1956年以后，额尔古纳地区的族群结构和文化的整体环境虽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在某些村庄和某些地区，俄罗斯文化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局面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才宣告结束。具体到阳村，俄侨迁出后，国家并未有计划地移入汉族或回族。1956年后阳村的族群结构变成了以中俄混血人为主，而且阳村的中俄混血人比之其他村庄的同一族群的人更多地承载了俄罗斯文化，因此在阳村，1956年以后俄罗斯文化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局面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才宣告结束。
在位于从恩和到七卡的边防公路附近分布着一些中俄混血人聚居的村庄，主要包括恩和、朝阳、阳村、正阳和七卡，尤其是恩和。恩和是整个额尔古纳地区，乃至全中国和全世界中俄混血人最大的聚居区，2007年共有中俄混血人503人，占全村总人口的81.3﹪。 这些村庄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亚文化区。
除此之外，额尔古纳地区还有几个类似的亚文化区，其中较大的一个是以吉拉林为中心包括临江村和水磨村在内的亚文化区。
此外还有几个较小的亚文化区，其中包括以奇乾为中心的亚文化区、以太平村为中心，包括太平镇在内的亚文化区、以黑山头为中心的亚文化区和以上库力为中心包括白音扎拉嘎村和小乌尔根村在内的亚文化区。
尽管1955年之后额尔古纳地区的族群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中俄混血人有了新的通婚对象（回族由于宗教信仰等因素不可能成为中俄混血人的通婚对象），但中俄混血人并没有选择与汉族通婚，而选择了族群内部通婚。
在我对阳村自1956至1966年这十年族群通婚状况的调查统计中，绝大多数中俄混血人的通婚对象都是本族群人，有的甚至是俄侨，很少有人与汉族人通婚。
P氏家族的长女PYX的前夫是一位中俄混血人，1955年这位中俄混血人与PYX离婚后去苏联投奔弟弟，PYX遂改嫁另一位中俄混血人。三子PHW与前妻卡佳离异后，又与另一位俄侨女子菲多拉结婚。次女PYZ的前夫1955年去苏联，PYZ改嫁另一位中俄混血人。四子PHC与前妻离婚后与一位中俄混血人结婚。五子与前妻离婚后与另一位中俄混血人结婚。六子与本村的一位中俄混血人结婚。三女PYL与本村的一位中俄混血人结婚。四女与本村的另一位中俄混血人结婚。
尽管额尔古纳地区的大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但中俄混血人不愿意放弃俄罗斯文化，从而使俄罗斯文化一直较完整地传承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但从额尔古纳地区文化的整体环境来看，俄罗斯文化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几个相对独立的亚文化区内。
由于几个俄罗斯亚文化区的存在，自1956至1966年，俄罗斯文化在汉文化的包围中得以延续和传承。其重要标志，一是1956～1966年间出生的中俄混血人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普遍只会讲俄语，二是这些人出生后不久，都在当地的东正教堂接受过洗礼，从而成为正式的东正教徒。
当然文化变迁也在悄然进行着：俄罗斯文化逐渐淡出，汉文化正步步逼近，不过这个速度是很慢的。回族文化似乎是游离于汉、俄两种文化之外，并未参与这两种文化此消彼长的历史进程。
（四）中苏关系破裂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破裂。1962年，新疆发生了中国边民逃往苏联的“伊塔事件”。之后，那些在党政机关，特别是在军队和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具有俄罗斯血统的人即被从这些部门清理出来。
P氏兄弟的老四PHC自1955年与前妻离异后便离开阳村到外地求学，毕业后留在额尔古纳旗体委工作，是一名干事。受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P的工作由干事下调为工人，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其后P一家又从城里搬到乡下，P成了室韦牧场的一名工人。尽管后来P一家又从乡下搬回了城里，但一直到“文革”后退休，P始终没有恢复其干事的身份。
作为清除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文化的一次官方行动，1963年，额尔古纳旗民政部门对该地区的地名进行了普查，在此基础上，将这一地区的俄语地名更改为汉语名、蒙古语名或鄂温克语名。比如将库利绰维改为下护林，将杜博维改为上护林，将戈拉湾改为恩和，将巴格罗夫改为白音扎拉嘎等等。 衣里尼斯正是在这时改称“阳村”的。
（五）种族歧视与文化的强迫变迁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反修防修”。在“文革”中，几乎所有的成年中俄混血人都被打成“苏修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内人党”或“米吉斯共和国成员”等被关进了“监狱”。这里所谓的“监狱”乃是当地造反派私设，每一个中俄混血人聚居的村庄都有这样的“监狱”。
“米吉斯”是俄语“混血人”的意思。关于米吉斯共和国的来历现在无一人能说得清楚。有一种说法认为：“文革”初期，在吉拉林，一个中俄混血的青年人有一天酒醉后失言，说“我们（指中俄混血人）是米吉斯共和国”。这句话传到造反派的耳朵里，最后酿成了在额尔古纳右旗全境抓米吉斯共和国成员的运动。TYC老人文革前曾担任阳村生产队的队长，他是作为米吉斯共和国的成员被抓进“监狱”的，而且据说还是米吉斯共和国的副主席。T老人在监狱中曾多次被扒光吊起毒打。PHW老人的次子PLH当年只有11岁，也被关进了“监狱”。
中俄混血人是一个由俄罗斯人和汉族通婚而产生的特殊群体。俄罗斯人在人种上属欧罗巴人种，汉族属蒙古人种，两个民族在体质特征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作为一个混血的群体，中俄混血人在种族特征上既具有汉族人的特点，又具有俄罗斯人的特点。由于生活在中国这个蒙古人种的汪洋大海中，中俄混血人身上的欧罗巴人种特点往往被强调。“文革”中，在整个额尔古纳地区，中俄混血人身上几乎所有的欧罗巴人种特征都成为当地汉族人取笑和嘲讽的对象，比如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珠、大鼻子等。很多在学校里上学的中俄混血儿童和少年被嘲笑为“小白孩儿”、“小黄毛”。
又由于中俄混血人是两个种族通婚的产物，他们比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俄侨遭到了更大的歧视。“文革”中当地汉族人常常用“杂种”一类的字眼称呼中俄混血人。本来当地汉语中有一个可以为中俄混血人接受的族称——“混血人”，但这个词在“文革”期间当地汉族人的话语中几乎被另外一个族称“二毛子”所取代。这是一个辱称，为中俄混血人所绝对不能接受。
种族歧视使中俄混血人产生自卑心理，并进而带来其审美观的变化。有一个中俄混血妇女，“文革”期间怀孕，她终日在心里默默地向上帝祈祷（那时公开的东正教活动已被禁止），求上帝保佑，生下来的孩子无论男女，“可千万别长成那样（意即长得像俄罗斯人）”。“文革”期间，在中俄混血人的婚姻中，凡是长得不太像俄罗斯人的就比较容易找到对象，反之就很难找到对象。
种族歧视最终也带来中俄混血人审美观的变化，并且这种审美观在一些中年人身上一直延续到现在。除参与观察外，我在阳村也曾采用问卷法调查当地的中俄混血人，其中有三个问题是：1.你认为中国人长得漂亮还是俄罗斯人长得漂亮？2.如果你未婚，你希望找什么样的对象？如果你已婚，你希望你的子女找什么样的对象？3.如果你已婚又未生小孩，你希望你未来的小孩长得像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许多中年人在回答这三个问题上，均选择了“中国人—汉族”。
生活在阳村的中年中俄混血妇女T某，“文革”期间正值谈婚论嫁的年龄，她发誓绝不嫁给中俄混血人。家人给她介绍了多名中俄混血男子，都被她一一回绝。最终她选择嫁给了一位满族人。直到现在T某还认为俄罗斯人长得不好看。另一名中年中俄混血人妇女Z某，皮肤白晳、头发金黄，早在“文革”期间她就开始把头发染成黑色，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她后来嫁给了一位汉族人。
种族歧视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在“文革”期间，绝大多数中俄混血人都选择了在本族群内部通婚。不过这一次族群内部通婚与“文革”前族群内部通婚所不同的是，前者是被迫的，而后者是自愿选择的结果。
“文革”期间，与种族歧视并行的是对中俄混血人文化的强迫变迁。前面已经说过，中俄混血人是俄、汉双重文化的承载者，文化强迫变迁的内容是使中俄混血人放弃其所承载的俄罗斯文化。中俄混血人被禁止说俄语、唱俄语歌曲和跳俄罗斯舞蹈；被禁止吃面包，喝牛奶以及食用其他一切被认为是俄罗斯的食物，甚至被禁止饮酒；被禁止穿裙子，穿紧身裤，冬季被强迫穿棉袄、棉裤；被禁止过俄罗斯节。
“文革”期间，TYC老人还在担任阳村生产队的队长。有一天他家从外村来了几位亲属，都是中俄混血人。老人们凑到一起喝了一点酒，高兴之余想自娱自乐一下，但又怕被外人发现，于是将T家的窗帘（俄罗斯人白天也有拉窗帘的习惯，这种窗帘通常为白色，半透明）拉起，唱起歌跳起舞来。结果还是被邻居发现并检举。TYC老人遂被传唤到队部，被狠狠批评了一顿。
文化强迫变化的最重要内容是禁止说俄语，很多原来不会说汉语的中俄混血人就是从这时被迫学习汉语的。文化强迫变迁确实有效，很多在“文革”前十年出生的中俄混血人原来只会说俄语，“文革”开始后被强迫学说汉语。由于年龄尚小，他们很快就忘掉了俄语，而学会了汉语。另外在“文革”期间出生的中俄混血人几乎无一人能说俄语，能听懂俄语的人也不多见（侨民伊万的次子卡尼亚是个例外）。
“文革”开始后，额尔古纳地区全部21座东正教堂均被关闭，并进而被烧毁或拆毁。教堂内及居民家中的圣像被强行取走并付之一炬，很多中俄混血妇女和俄侨妇女偷偷地将结婚那天母亲赠予的圣像藏在了自家屋内的棚顶或墙内。
（六）俄罗斯文化的复兴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革”结束，但对于生活在额尔古纳地区的中俄混血人来说，似乎那段历史到此并没有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据说“文革”结束后，中俄混血人中又出了一件事，又抓了一批人。但很快这批人就被放了出来，随后是对这一事件以及“文革”期间，甚至“文革”前几年发生在中俄混血人身上的各种冤假错案的纠正和平反。
中俄混血人的文化在复兴，民族意识在复苏。中俄混血人可以在公开场合用俄语交谈了，这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说真可谓天降甘霖，因为据我的调查，尽管从1966年“文革”开始那年他们就被迫学习汉语，但是直到今天仍有一些老年人不能流利地使用汉语，他们所讲的汉语声调不准确。中老年妇女重新穿起民族服装。很多人家重新在自家的院中或厨房内搭起了列巴炉，吃上了“列巴”（即面包）。他们又可以按照本民族的习惯自娱自乐，唱歌、跳舞了。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东正教。人们首先取出藏在自家屋内棚顶或墙内的圣像，在主室西南角的上方建起了圣像台，每天数次面向圣像台祈祷。星期天的上午或东正教节日，则聚集到某一户人家，举行集体宗教活动。1991年，在拉布大林镇兴建了一座新的东正教堂，称圣英诺肯提乙堂。2009年8月30日，圣英诺肯提乙堂举行了祝圣和揭牌仪式，从而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四座东正教堂。
与文化复兴相伴随的是民族意识的觉醒。20世纪50年代，在那场民族识别运动中，生活在额尔古纳地区的中俄混血人均被识别为汉族。20世纪80年代在那场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热潮中，当时的额尔古纳右旗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于1985年颁布了《额尔古纳右旗政府〔85〕12号文件》，动员和鼓励该旗的中俄混血人将其民族成分由汉族更改为俄罗斯族。从1985年下半年起，额尔古纳右旗政府开始受理一部分中俄混血人将其民族成分由汉族更改为俄罗斯族的申请。仅1987年一年该旗就有300余位中俄混血人更改了民族成分。到该年年底该旗的俄罗斯族已由原有的三人增加到1569人。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在7012名中俄混血人中已有2063人把民族成分改为俄罗斯族。在阳村，截止到2006年7月，161位中俄混血人中法定民族成分为俄罗斯族的为91人。
尽管有政府动员的因素在其中，但中俄混血人民族意识的觉醒无疑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更改民族成分的初期，许多人心有余悸，怕文化大革命再来，不敢更改民族成分。但觉醒了的民族意识最终冲破了因恐惧而造成的心理防线。
七、政治因素在两种文化在一文化边区内部不同区域间的分配中的作用
前文已述，1932～1938年，生活在俄远东地区的华人和中俄混血人曾被迫迁往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从而使汉俄文化东部边区的俄罗斯一半消失。历史上，在该文化边区的中国一边也发生过几起类似的事件，不过它们没有导致这一文化边区范围的变化，而仅仅是使汉、俄两种文化在这一文化边区内部不同区域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其总的趋势是使分布在边界附近地区的俄罗斯文化向“内地”迁移。
1929年，中苏两国在中俄东段边界附近发生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在额尔古纳地区，由于中国军队兵力不足和装备落后，苏军很快就占领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几乎所有的中国卡伦，只有毕拉河卡伦的15名士兵在卡官吕瑞甫的带领下坚守达木苏。9月28日，200余名苏军士兵向达木苏发起猛攻，中国将士全部战死。 中东路事件中发生在额尔古纳地区的战事曾引发生活在这一地区，特别是边界附近地区的人民，包括汉族、俄侨和中俄混血人向“内地”的人口大迁移，民间称 “跑反”或“民国十八年跑反”。其中一部分人从边界附近地区迁移到这一地区的“内地”，另一部分人则迁离了这一地区。
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额尔古纳地区实行“清边并屯”的措施，强行把分布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八卡、九卡和水磨等村庄内迁，组建新的村庄。当时生活在这些村庄的主要是中、俄通婚的家庭，前面提到的恩和即是其中新组建的一个村庄， 生活在阳村的P氏家族在此次行动中被迁至阳村。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破裂，特别是1962年新疆发生“伊塔事件”后，为了“净化边境地区” ，中国政府将一部分生活在边界附近地区、具有俄罗斯血统的家庭迁往额尔古纳的“内地”。
俄罗斯文化对驯鹿鄂温克文化的影响持续到1965年，这一年驯鹿鄂温克人离开了奇乾（即乌启罗夫），离开了额尔古纳这个文化的边区。1965年国家决定将驯鹿鄂温克人集体搬迁到大兴安岭腹地，于是驯鹿鄂温克人赶着驯鹿，穿越大兴安岭的莽莽原始密林，最后于当年9月，在位于额尔古纳左旗（今根河市）北部的敖鲁古雅河畔“定居”下来。
此次驯鹿鄂温克人的移民也与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特别是与“伊塔事件”的影响有关，根据当时政府文件的说法，是出于“反修防修”的需要。
八、结论：回到文化边区理论
（一）对前文的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额尔古纳这个新型文化边区的纵向和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受国家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的影响，该文化边区呈现出一些与历史学派人类学家笔下的文化边区不同的特点。
首先，由于汉、俄两个民族都已建立了国家，那么作为文化边区的额尔古纳地区就必然受到国家因素，包括军事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国家力量（常常是借助于军事力量）会对文化的传播进行限制，阻止其传播，通常是阻止对方文化在本国领土上的传播，将其阻挡在边界的另一侧。另一方面，国家力量也会为文化的传播开辟道路，而文化的传播也常常借助国家的力量，主要表现是借助国家的力量，使本国文化分布到边界线本国一侧，同时借助国家的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突破边界的限制，使本国文化在对方国家传播。
其次，政治因素对一文化边区的范围和边界的变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一个文化边区都有一定的范围，都有它自身的“边界”，但与文化中心相比，由于受国家因素的干扰，文化边区的边界和范围会经常发生改变，而不像文化中心的边界和范围那样具有稳定性和恒久性。作为汉、俄两种文化分布的边区，从历史上看，汉俄文化东部边区的边界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其范围一直在不断地缩小，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最终缩小至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即本书所说的额尔古纳地区这一狭小的范围内。
再次，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于额尔古纳这个文化边区内的两个或多个族群、两种或多种文化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此消彼长，其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二）进一步的推论
在边界地区，常常发生两个国家的博弈和较量。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俄两国在额尔古纳地区的博弈和较量更多表现在宗教领域。
20世纪50年代中期俄侨大规模迁离这一地区后，为了填补俄侨撤离后的空缺，国家除了从内地移民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外，另移民部分回族以填补这一空缺。而且回族大都分布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额尔古纳南部地区，且位处交通要道附近，比如作为额尔古纳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三河镇和位于三河镇以北的库利绰维村（今下护林村）和杜博维村（今上护林村）。
我认为，国家移民回族有其战略上的考虑。在当时，中国政府虽然迁离了额尔古纳地区的俄侨，但作为俄罗斯文化的另一个承载主体，中俄混血人还生活在当地。同俄侨一样，中俄混血人都是东正教徒，而汉族要么是无神论者，要么是多神信仰者。东正教是一神教，具有不妥协性，在一神教与无神论和多神教的交锋中，通常是后者输给前者，在当初俄国母亲与中国父亲结合时，没有一位俄罗斯妇女放弃东正教信仰，倒是有许多汉族男子皈依了东正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也是一神教，同样具有不妥协性，只有它能与东正教相抗衡。
在文化上，两个国家的博弈和较量常常表现为清除本国领土上的异文化，而使本文化传播到对方领土上。如果两个国家势均力敌，那么博弈和较量的最终结果是使文化的边界与领土和国家的边界合二为一，从而使文化边区消失。而如果一国的力量远远大于另一国，博弈和较量的结果则是改变两国的边界，到最后依然是文化边界与国家边界合一，文化边区消失。1858年和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中国在军事较量中败给了俄国，中俄东段边界之大部分于是发生了改变。随后俄国用武力驱逐了生活在中俄东段边界俄国一侧的华人，清除了这一地区的中国文化，从而使文化与国家的边界合一，文化边区消失。
严格来讲，文化边区只存在于像白人到来之前的北美洲那样的地区，那时生活在这块大陆上各印第安部落都没有建立国家，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国界。或者虽然有边界，但由于两个国家都没有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边界往往是理论上存在着”，这种情况下，也能导致文化边区的出现，正如本书所探讨的历史上的汉俄文化东部边区，或作为这个文化边区一部分的额尔古纳地区。
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俄东段边界地区的博弈和较量，最终使汉、俄两种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大部分边界与国家边界合一，从而使汉俄文化东部边区之大部分消失。虽然最后存留下额尔古纳这一小块汉俄文化的边区，但这一文化边区的边界的一段与中、俄两个国家的边界是合一的，而汉文化分布的边界与国家的边界也是合一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清除俄罗斯文化，包括东正教在额尔古纳地区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俄罗斯文化在当地的复兴，东正教也出现了复兴的趋势，但建于1991年的圣英诺肯提乙堂直到2009年才正式投入使用，期间中、俄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多次的博弈和较量。
伴随着俄罗斯文化的复兴，在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和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之下，俄罗斯文化在额尔古纳地区也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以语言为例，现在只有7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能讲比较流利的俄语。最终将有那么一天，俄语在这个地区彻底消失，但东正教不会。最后的结果是中俄混血人成为一个说汉语的信仰东正教的族群。
中国的东正教传自俄罗斯，它一直以来以斯拉夫语作为宗教用语。针对中俄混血人的实际情况，东正教在中国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作出适应。进入21世纪，哈尔滨的东正教徒率先在宗教活动中使用了汉语。2009年8月，时隔43年之后，额尔古纳地区的东正教活动重新回归教堂。但同哈尔滨一样，在圣英诺肯提乙堂，仪式用语已由斯拉夫语改为了汉语。
只要东正教还存在，额尔古纳这个文化边区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而在它的背后仍然是中、俄两个国家的博弈和较量。
附表：阳村中俄混血人族际通婚统计表（单位：人）
时间 族群内部通婚 通婚对象为俄侨 通婚对象为汉族 通婚对象为蒙古族 通婚对象为满族 总计
1955年前 1 2 3
1956～1965年 6 3 9
1966～1975年 3 2 1 6
1976～1985年 12 5 1 18
1986～1995年 10 8 11 29
1996～2006年 6 8 12 26
说明：1.以阳村现在人口（2006年8月）为准，不包括已经去世和移出的人口；
2.以第一次婚姻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