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30多年来，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运动，一再遭到失败。“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孙中山先生十讲》，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版第52页），陷于绝望的境地。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和信心；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给孙中山以力量和决心。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他迎历史潮流而上，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虚心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代表所提出的建议，决心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从1922年9月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为实现国共合作创造条件。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今后革命必须依靠民众力量及符合国情的政策。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政策上有了重大的转变，成为国民党改组的先声。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同国民党的合作。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反帝反军阀的新三民主义纲领，确定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他把旧三民主义作了适合时势要求的新解释，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使它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革命内容。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相比较，在民族主义方面，过去只提反满，现在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在民权主义方面，过去只是抽象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现在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在民生主义方面过去只有一个空洞的“平均地权”的政纲，现在则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求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等内容。这标志着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其政治原则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一致。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可以说这是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功劳，这也是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所产生的结果。
纵观孙中山的一生，他先后创立了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建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寻求救国真理，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成就了辛亥革命，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他独擎护法大旗，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重释“三民主义”，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余论】孙中山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了珍贵遗产，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舞台上都是无法替代的角色。
（来可泓）
印度圣雄
甘地
（1869～1948）
【传略】莫汉达斯·卡兰姆昌德·甘地，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在印度被尊称为圣雄和国父。1869年10月出生在印度的波尔邦达尔。甘地的父亲曾任波尔邦达尔土邦的首相，对甘地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1888年甘地赴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学习法律。1891年取得律师资格返回印度。1893年，甘地到达南非，并在南非进行了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提出了非暴力抵抗的口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甘地在印度倡导对英国殖民政府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此后，甘地长期担任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袖，在吸引农民参加民族运动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面对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激烈冲突，甘地积极主张双方团结合作。甘地还倡导社会改良，主张改善妇女和“不可接触者”地位的平等。1948年，甘地在去祈祷的路上被一个狂热的青年印度教徒所枪杀。
【影响】甘地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可他事业的起点却是在南非。1891年，甘地从英国回国后，除了经办别人分给他的一点律师业务外，没有什么作为。1893年，他应南非一个印度富商的邀请，前往处理一件债务纠纷。当时的南非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那里有不少印度侨民，其中大多数是苦力，少数从事商业和其他自由职业。这些印侨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当地白人的歧视。为了改善印侨在南非的地位，甘地就在南非参加了当地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他原本打算在南非呆一年，但是，由于在反对种族歧视中的重要作用，他受到了当地印侨的极力挽留，甘地便决定留下来开展反对种族歧视，为印侨争取平等的权利。
在南非的21年斗争过程中，甘地逐渐地形成了他的非暴力思想。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来源于宗教，因信奉耆那教，仁爱、不杀生、素食等教义对甘地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少年时期，甘地就熟读过印度教的经典，并把“以善报恶，以德报怨”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来到南非后，甘地进一步研读了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结交了不少宗教界人士。他还经常与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通信，托尔斯泰的《天国就在你心中》所倡导的非暴力思想使甘地感触颇深。
1907~1908年、1911~1913年，甘地三次组织南非的印侨进行非暴力抵抗，反对南非政府对印度工人抽取人头税及其歧视印侨。为此，甘地数次被逮捕。但在各方的同情和支援下，终于使南非当局让步。在南非的活动，使甘地成了轰动印度国内外的人物。
1914年7月，回到印度的甘地已经由当初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变成了颇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了。他的政治主张和非暴力的斗争策略为当时印度资产阶级和相当一部分群众所赞赏。因此，甘地很快就成了国大党的实际领袖。
回到印度的第二年，甘地就在古吉拉特邦建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基地---非暴力抵抗学院（也称真理学院或真理修道院），其目的就是为非暴力抵抗运动培养人才。甘地反对英帝国的斗争策略经历了两个阶段：非暴力抵抗和非暴力不合作的阶段。“一战”结束以后，英国仍不让印度自治，反而于1918年颁布了《罗拉特法案》，规定殖民当局有权逮捕和不经审讯而关押任何人，企图以此来镇压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方兴未艾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面对殖民当局的镇压措施，甘地召集少数信徒，制定了非暴力抵抗的誓约，宣誓将对法案抵制到底。接着，在孟买召开了大会，发动全国总罢工，要求停止工作一天，并进行绝食、祈祷与和平示威，以示抗议，可是，由于当局的镇压，引起了群众与军警的多次流血冲突。4月13日，殖民当局制造了阿姆利则惨案，一千二百多人死于非命。甘地谴责殖民当局“像魔鬼般穷凶极恶”，同时又说自己犯了一个“像喜马拉雅山一样的错误”，没有意识到人民还不能完全约束自己。为此，他宣布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
1920年，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甘地提出的“不合作”运动决议。决定发动全国各阶层人士：辞去公职和爵位，不接受英国人的教育，不向法院起诉，抵制英货，使用土布，不在英国银行存款，不买英国的公债等等。随即，印度国内办起了印度人自己的学校、商店，制造了200万架手纺车。1921年7月，甘地带头在孟买焚毁英国布。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效仿，并有50万工人罢工，把不合作运动推向了高潮。
工农运动的发展，必然会冲破甘地设置的框框。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兴起的同时，一些地区发生了激烈的农民运动以至农民起义。甘地忧心忡忡，感到自己无法控制局面。1922年2月，终于在曹里曹拉村发生了惨案。农民同来镇压的警察发生冲突，22名警察被烧死。根据甘地的建议，国大党急忙通过了决议，决定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也因此被捕入狱，1924年因病获释。
20世纪20年代初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过程，说明甘地“非暴力抵抗”的斗争策略完全是为了适应印度民族资产阶级需要而制定的。“不合作”是用来向帝国主义施加压力，以实现他们的要求；“非暴力”是用来限制群众，以保护他们的利益。
此后，甘地为了迫使英国让步，又发动了两次不合作运动。1930年3月，他率领信徒举行煮盐进军，掀起了对抗食盐专卖等法令的全国运动。为此，他又一次被捕。1931年3月，甘地和殖民当局签署了甘地-欧文协定，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国大党参加讨论印度地位的问题。由于英国的阻挠，谈判不欢而散。1942年8月，对战争一直持反对态度的甘地利用英国陷于战争的困境，提出英国应立即退出印度的口号。当时的日本在亚洲的大肆侵略与屠杀，激起了世界人们的反对。而且，当时的印度也是日本的侵略目标之一，因此，国大党内部对此意见不一，于是甘地就发动了个人的不合作运动。第二天，甘地就被捕入狱，直到1944年5月才被释放。
从20年代起，甘地除了发动不合作运动之外，他还以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反对和歧视不可接触者，消除教派冲突，提倡手纺车和使用土布，以及劝说不要酗酒、吸毒等工作，他把这些称为“建设性纲领”。
甘地虽然一向主张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团结，但他还是无法左右“二战”结束以后两派教徒之间的关系。1947年8月，巴基斯坦自治领宣布成立。8月15日，印度联邦宣告成立。当日，印度举国欢庆，甘地却在加尔各答绝食。他认为没有能使印度人民团结起来，这是他毕生所宣传的原则的失败。他为教派的分裂和国大党领袖忙于抢官夺权而痛心不已。此后，甘地继续为平息教派纷争而努力，呼吁人们不要再互相进行仇杀。甘地的行为，引起了那些狂热的印度教徒的不满。1948年1月30日，在去祈祷的路上，甘地被一个印度教徒枪杀，享年79岁。
【余论】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坚忍和爱心，无疑将人性中善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可这种善，在德、意、日法西斯的屠刀面前是那样的苍白与无力。但无论如何，甘地在印度独立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号召作用，是无人能够取代的。
（吕厚轩）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
（1904～1997）
【传略】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林兴乡牌坊村。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1929年12月，同张云逸等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次年2月，又发动龙州起义，创建了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夏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代表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撤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央秘书长，并以此身份参加了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奔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从此，与刘伯承长期并肩作战，并称“刘邓”。刘邓大军英勇善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开辟了全国最大的解放区。1947年6月，和刘伯承一起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后，任总前委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等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作战。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与刘伯承率部进军大西南。1952年7月，奉调进京，任政务院副总理。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自此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达10年之久。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撤销一切职务。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1976年4月，再一次被撤销一切职务。1977年7月，恢复原任的职务。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1981年6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92年2月，巡视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