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其实怪不得那家出版社，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工作规范和处世准则在办事，谁叫我事先不打听清楚呢。但我就此联想到，一本书的出版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都得经历七灾八难，越是斯文遇到的麻烦可能越多。只要一步不慎便会全盘毁弃，能像模像样存活下来其实都是侥幸。况且文人本身的毛病也多，大多既有点孤傲又有点脆弱，不愿意为了一种精神成果而上下其手、四处钻营、曲意奉迎，往往一气之下便愤然投笔，毁琴焚稿。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延续史上，真不知有多少远比已出版的著作更有出版资格的精神成果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其间自然还包括很多高人隐士因不想让通行言词损碍玄想深思而故意的不着笔墨。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精神成果的大量耗散和自灭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而由于一时的需求、风尚、机遇、利益而使历史上某些人的某些书得以出版面世，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连篇累牍的书籍文明的隐显有无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十分困惑的现象。我记得有一位当代青年美术家曾将几十万个木刻印刷汉字层层叠叠地披挂在屋顶和四壁，而细看之下却没有一个字能被我们认识。这个奇特的作品传达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文化怪诞感，曾使我深深震动。当然话又说回来，历代总有不少热心的文化人企图建立起一种比较健全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以求在偶然性和怪诞感中渗入较多明智的选择，尽管至今这还是一种很难完全实现的愿望。
既然如此，我这些零篇散章的出版也仍然是一种侥幸。许多因不趋时尚而投递无门、或因拒绝大删大改而不能付梓的书稿一定会比它好得多。能侥幸就侥幸了吧，读者诸君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它，那就随便翻翻。
此文为叶文化苦旅曳一书的后记袁题目为编者所加遥不敢爱书
邓乃刚
记得上中学时，教室里曾挂着高尔基等中外名人的语录：“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泉源！”“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名师高人的教诲和箴诫，使我们从小就爱上了书，懂得书是知识的宝库、文明的先导，人生的伴侣、精神的家园。
书是人类智慧的载体，其功能是传播文化，普及知识。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这神圣的书，其品质和功效却变戏法儿似地发生了变化。过去只知道人能变成鬼，而今是钱能把什么都变成鬼。一些出版商贩，一些拜金之徒，他们自己不学无术，更不把知识和文化放在眼里，把书纯粹当成了牟取暴利的工具。
一部好端端的《水浒传》，只因为一百单八将中有三位女性，便被肆无忌惮地改名为《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的故事》。一本介绍马、恩、列、斯生平事迹的读物，被庸俗地篡改为《四个最有吸引力的男人》。如此篡改名著，你还敢爱吗？
更有不择手段的，把一些与作品内容根本不沾边的“淫”、“奸”、“艳”、“裸”等字眼一古脑儿强加在封面和书脊上。茨威格的传记文学名著《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位普通女人的写照》，被改名为《断头艳后---从合欢床开始的悲剧》。其封面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露着乳房。封底则在一个裸背女人旁边赫然印着：“历史抛着神秘的梭子，织出命运的天书奇闻：一个女人的性异常使整个世界卷入了动乱！”真是耸人听闻！世界名著进入了时下的中国市场，竟被糟踏得如此不堪入目。这是让读者掏钱买名著呢，还是向读者兜售“性骚扰”？这样被恣意篡改了的书，你还敢爱吗？
不仅有肆意篡改的，还有随便胡编乱造的。一位辞书编纂家主编了一部《语言大典》，这套上下两大册的巨著，竟把“白日见鬼”解释成“大白天看见鬼”，把“菜单”解释为“菜单上的菜”，把“谈恋爱”解释为“特指散步时求婚”，等等，不胜枚举。更有荒谬的，该“大典”竟把“知识分子”解释为“致力于空洞的心理研究或思考，并经常不恰当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自称属于知识精英或上层知识界的人。”真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这样的书，简直让人哭笑不得，哪还谈得上爱它？
实在不敢再爱书。就是有些正儿八经的出版物，也是粗制滥造，错别字连篇。有的书印刷装订根本不管质量，甚至把油墨浓淡不匀，有污迹、有重影的废张也装订进去。所谓的“高雅礼品书”错漏迭出，有一套《家居花卉丛书》，竟张冠李戴，把《观果花卉》的前言给《插花》一书安上。这么不负责任编印出来的书，又让人怎敢青睐？
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好书。这么个泱泱大国，每年出书恐怕不止几万种，自然也不乏鸿篇巨著、精品佳作。然而，洛阳纸贵，书价年年攀升，而读书人中绝大多数又不是什么“大款”“大腕”之类，无奈囊中羞涩，也只能望书兴叹。这倒也罢了，可偏偏又出令读书人心寒的故事。听说一家书局和海南一家什么文化公司合作出版大16开本的《二十四史》，封面选用的是优质小山羊皮，封面和书脊文字、图案均用24K金箔烫成，书上口全部滚金。这部皇皇巨书售价多少钱呢？一套16万元，可以买一辆轿车了，真是令人咋舌。真不知耗费重金出这种书干什么用，如果仅仅为了让阔佬阔太放在客厅里当装饰品，何不装进一些砖头木板之类？既然有文化的看不着，没文化的又不看（就是翻看，也看不懂），还煞有介事地往“书”里印刷文字干什么！
出版业弄到这步田地，难道不是一种堕落？除了铜臭，还能有什么，哪儿还有一丝半点儿的书香？罗曼·罗兰说：“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气。”如果和我前面介绍的那些书籍生活在一起，让你有永远叹不完的气。
呜呼，不敢爱书，不敢再爱书！
八股焚书论
卢杨村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火用来点灯，给人以光明，但善于点灯的人入不了正史的列传，而秦始皇用火焚书，却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所以，现在知道秦始皇焚书的人比较多。至于八股也能焚书，前人虽曾论及，但现在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就比较少了。
清朝一位诗人对秦的焚书有过这样的批评：“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焚书。”这就是说，秦始皇用焚书来统一思想，既没有达到目的，又背了一个恶名。以后的统治者不断地总结经验，办法是更多更巧了。一是禁，不准出版。二是删，如清代的《四库全书》，就把不利于自己的文字整段地抹掉。然而最好的办法还是八股文。自然，发明八股的目的，则是为了独尊儒术。
在科举时代，八股文是士大夫猎取功名利禄的一块敲门砖。读过《儒林外史》的同志都知道，穷得来三天没米下锅的范进，一旦用这块砖把门敲开之后，金银田地，丫头奴仆，就会接踵而至。无怪乎范进要发疯，也无怪乎八股文一出世，天下的读书人就都像发疯一样地去揣摩它，追求它。
据说，这种文章还是很难做好的。所谓八股，是就其格式而言，起承转合之中，又一正一反，故俗名八股。有的时候，每股的字数句数都有严格的限制，行文布局，有固定的框框，是不能自由创造的。文章的题目，又多半来自《四书》，故就其内容而言，八股文又称为四书文。《四书》的注解，一律以朱熹为准，立论推理，也有固定的框框，也是不能自由发挥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就是八股秀才独有的学风。中国传统的讲经世致用的学者，都关心国计民生，是不会不闻窗外事的。所以，八股最大的特点，就是代圣贤立言，模仿古人的语气，而绝不能有自己的见解；如果别出心裁，言之有物，就不像八股文章了。明末的黄宗羲称八股为抄撮之学-抱住儒家圣贤经典东抄西凑的学问。到了清代，它又博得一个雅号：八寸三分帽子-到处都套得上的。这些意思，翻译为现代术语，就叫做公式化和本本主义。
明清时代的有识之士，大都批判八股和科举制度，认为它不仅败坏学风，消耗人材，而且成了树立门户，结党营私的工具。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此话怎讲呢？廖燕的《二十七松堂文集》作了一个尖刻的解释：原来当时的风气，关于历朝典章制度的流变，特别是关于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学问，都叫做“杂学”，只有八股才算正统，读书人除《四书》和八股以外，皆束之高阁，是一概不读的；既然不读，“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其实，问题还应进一层分析：尽管先圣先贤留下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八股变秀才为学究”，非圣人之言不敢言，非圣人之行不敢行，读书人成了书呆子，治国的理论成了虚无的空谈和不切实用的玄学，本本成了一堆废纸，于是用不着动手放火，圣人的书也就不焚而自焚了。例如前边提到的范进，中了进士，点了学道，但连苏东坡是宋朝人也忘乎所以。道理很简单，因为从《四书》中是找不到苏轼的名字的，至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那位范进先生更是一窍不通。他只会做八股文，但可惜八股又没有用处。
八股秀才奉孔子为宗师，但依我看来，孔夫子的《论语》就没有八股味道。可见，代圣贤立言的人，未必能读懂圣贤的书，而且往往离圣贤很远。试看孔夫子提倡的不耻下问，多闻阙疑，再思而行，等等，有多少八股秀才照办过？清初的四川学者唐甄在《潜书·自明》中说：“圣人有书，读其书者不能治天下；道在书而非自得也。是故上世无书而道出，中世书少而道明，下世书多而道亡。”事物的道理来源于生活实践，不管有本本，还是没有本本，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着的-此即无书而道出之意。后人对圣贤之书，生吞活剥，照本宣科，或摘取片言只字，使其支离破碎，于是书归书，自己归自己，两者毫不相干，脱离了实际运用的理论，就成为没有生气的死物-此即书多而道亡之意。书多道亡，这些书也就不焚而自焚了。
清代禁书
单士元
清康熙初年，成立明史馆，藉为明朝修史名义，征求明天启、崇祯年间史料，趁机销毁了大量有违碍的书籍。清初最大文字狱庄廷《明史》案，就发生在此期间。胤禛（雍正）在位虽短，也曾发生过查嗣廷、谢济世、陆生枬等文字狱事件，销毁触禁的史籍。康、雍两朝在根基巩固后，逐渐加紧了对汉族文人的著作与民族思想的限制，但对于明末人指斥清人的种种著述，流传在民间的，还没有定出怎样把它们一扫净尽的政策。及弘历（乾隆）即位，汇辑《四库全书》，命令各省采访遗书，于是明末人的奏疏、野史、诗文集等，在修《四库全书》的名义下，就大量收缴上来了。
当日系由办理四库修书官员负责查勘各书忌讳处，分全毁、抽毁等等。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仅浙江一省，先后缴进违碍书籍24次，计书538种，共13862部。光绪初年，姚觐元氏汇刻当日销毁违碍咨禁各书目，有四库馆奏进本，军机处奏准通行各省本，以及各省缴进违碍书籍单。除四库馆奏进本外，尚有千余种（见姚氏所刻《禁书总目》）。光绪末年，邓实氏复搜辑各省进呈书目，为姚氏所未见者，合姚氏所刻，其总数已多至3000种（见《国粹丛书》第二集）。这样大规模销毁书籍，不能不说是很惊人骇世的事件。
辛亥革命后，残留在民间的禁书陆续出世，持校《禁书总目》，已十不存一。从现存禁书内容看，知其被禁，约有下列原因：
1．明末关于东北史地著述，或文集中奏疏和记事与清代开国历史有关者。
2．原书本无关政事，或因序文为著述被禁的人所撰，或其名列入参校中，亦为例禁。
3．旧籍中南宋人斥金、明初人斥元的文字。清初本以后金自居，其后始讳言之。旧史于北方民族-东北包括在内，皆视为虏人，所以视明初斥元的文字为触忌。
4．清初文人诗文词章中，有怀念前明思想的字句，或经清代妄揣意旨，肆意苛求，指为讽刺或有违碍的。
禁书3000余种的罪状，不外乎上面所举各项内容。在故宫藏书中，有清代列为禁书的若干种。昔日清政府深恐这类禁书有片纸只字存在天壤间，若民间私自持有，一经发觉，罪至族诛。清宫中反有存留，至甚怪异。实际上这并不矛盾，这正反映了清代统治者的专横。这些禁书中的50种，故宫博物院曾于成立初期特辟专室展出，按旧籍经史子集分类办法陈列，供观众阅览。
读禁书目录有感
董乐山
自从人类有了传播思想的需要，书籍就应运而生。书籍既起传播思想的作用，它必然也引起企图阻挠某种思想传播的反作用，这大概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吧。禁书就是这种反作用的表现。
禁书的原因有多种多样，有的是出于道德的原因，有的是出于宗教的原因，有的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但其目的之一：阻挠某种思想的传播。
禁书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是个人自发，有的是社会协力，有的是教会出面，有的是国家干预。禁书的后果，则从没收、罚款，到放逐、坐牢、杀头，甚至株连九族，更是应有尽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