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地处偏远山区，1980年初的镇平县城，可以说没有什么像样建筑，全城最高的大楼便是四层高的镇平县人民银行大楼，这还是1969年军队“支左”时突击建成的。当时，为了突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风范，将整栋大楼的外墙，用灰蒙蒙的水泥色彩做基色，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坚固的碉堡。
县城也没有像样的街道，一条长约一公里、东西走向的道路穿城而过，这就是今天城中路的雏形。在城中路东端靠北一侧，由东向西至戏院岗再往下一字儿排着新旅社、人民银行、百货公司、中医院、农林水委、县一小、陶瓷门市、烈士亭岔口、水电所、照相店、镇平大饭店、文工团、经委、交管局、县政府大楼等机构和门店；而城中路的靠南一侧，由东向西至戏院岗则依次排列着：县农业银行筹建大楼、县财办、建设银行、外贸局、供销社、第二储蓄所、县汽车站、第二饭店、药品门市、食品公司、果菜门市、日杂门市、新华书店、大百货大楼、电影院、财政局、水厂、体育广场等单位。
可以说，城中路是中心镇商贸集市的主要地方，每逢农历二、五、八圩日，是农户赶集的日子，这条街从早上七点钟开始便被挤得水泄不通，煞是热闹。
起初，镇平县城并不是现在这个中心镇。
镇平从1562年建县至1952年的390年间，县城一直设在豪居镇。1952年6月，镇平与蕉城合署办公，领导土地改革，8月，省人民政府行文“保留镇平县名”，县治设在蕉城镇；1954年3月，镇平与蕉城分县而治，镇平县治才迁往现在的中心镇；1958年11月，为适应当时“人民公社”、“大跃迸”的需要，镇平并入兴城县，县治设在兴城镇；1961年1月，又分为两县，从此，镇平县治搬回镇平中心镇。
县城中心镇原名蟠龙圩，1950年前，无一家工厂，仅十几间低矮简陋的私营小商店和几家妓馆、赌场、鸦片烟馆，圩场中间那后来称为戏院岗的小土岗原本是乱葬岗。?
真正让古老的蟠龙圩与现代生活接轨，是从1954年3月开始的。当时，蕉城、镇平两县分治后，一首高亢的《东方红》乐曲撩拨起人们建设新县城的热情，决策者干脆选定乱葬岗作为中心镇从“零”走向文明的突破点。他们将老车站、米行、干货店等危屋统统拆掉，将狭隘的马路扩展成公路和街道两用的宽阔大道，开挖下水沟，改变污水横流的旧貌。接着，以乱葬岗为中心，建设戏院、工人文化宫、百货商店、人民旅社、体育场、烈士纪念亭、图书馆，等等。
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县城的国家干部、军人、教师与学生以饱满的热情，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信念，迅速投身到建设新县城的热潮中来。当年的建筑工地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硬是靠手提肩挑将乱葬岗平整出诺大一片的操场和戏院场地。
从此，戏院岗便成为镇平人眼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此后五十年间县里经济、文化、商业的中心。
虽然中心镇作为县城是1954年和1961年才断断续续开始的，但是，镇平县却是个历史悠久，充满故事的宝地。
镇平县治始设于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设4都2图，即义田都、义化都、长田都、石窟都，石窟一图、二图。明祟祯年间割石窟一图二图与镇平，仍有四都，后改划为15乡。当时以广东程乡县的豪居都为中心，并析福建的武平、上杭，江西的安远，广东惠州府的兴宁四县边地，以原设在豪居都林子管通判府馆址为基础，扩大筑城，罢馆置县。初隶江西赣州府。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调整县域，归还闽赣两省武平、上杭，安远三县原析之地，增析程乡的义化、长田、石窟三都及兴宁原析之大信一里，仍组成镇平县，改隶广东潮州府，县治仍设在豪居都。明崇帧七年（1634），析镇平的石窟一图、二图，及程乡部分地域，增置镇平县。清雍正十一年（1733），程乡县升格为嘉应州，镇平改隶嘉应州，与程乡、兴宁、长乐，镇平4县并称嘉应并属。民国成立后，废除原有建制，省县之间另设道。民国3年（1914），设潮循道，镇平为下属之一县。民国9年（1920），裁道，镇平直属于省。民国25年8月，两广还政中央，广东取消绥靖区，改设9个行政督察区，镇平属第六区。民国30年（1941），实行新县制，调整为142保，1676甲。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朱德、陈毅和****率领红四军于1929年11月和1930年5月间先后三次到达镇平县城豪居镇，为拱卫******在寻乌开展农村调查和为红军筹粮筹款等重大任务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在豪居镇，至今还保留很多当年工农红军留下的历史遗迹。
抗日战争后期，因为镇平南山乡通韩江水道，省国民政府整建制搬迁到以南山乡为中心的镇平县，作战略后方。从此全县车水马龙、十分热闹。
镇平客家人，是古代中原汉族的后裔，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客家人独特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意识。全县以耕田为主业，禾分早、晚两季，农忙时村人互帮互助，不计报酬。男人多外出谋生，理家与耕作由妇女担任。妇女上山割草代名叫割鲁萁，客家妇女鲁萁担最有特色，一担鲁萁二头共八捆，用竹杠勾索绑担，四平八稳，旧时，园中种苎，妇女用其织为夏布，名曰家机布。另种黄麻以编绳，作萝索、牛索等。
在长期劳作中，养成了镇平客家妇女勤劳泼辣的性格。每逢圩日，她们将自己生产的青菜、红薯、大豆等土产拿到街上去卖，然后换回家里需要的油盐酱醋、肉食布匹等生活资料以及化肥农具等生产必需品。这样一来，造就了中心镇圩日的繁荣，常常到了晚上七八点钟还是煦煦攘攘，十分热闹。
却说张元正安排在信贷股从事工业信贷工作，而林小军则从事商业信贷。两个股长也有侧重：主持工作的陈天一侧重商业与粮食贷款，赖杜美侧重工业与小水电贷款。
一晃三个月就过去了。
起初，赖杜美经常与张元正一起到工交企业去，后来，赖杜美干脆与陈天一结伴，俩人同进同出，将张元正和林小军放单飞。张元正觉得奇怪，便注意观察陈天一的举动，发现他经常不给好脸色，好像有什么疙瘩解不开。
一天下午下班后吃晚饭时，张元正将饭菜端到父亲张昭新的房间，父子俩摆开小饭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张元正小心翼翼地看了父亲一眼，说道：“我到信贷股这几个月，起初陈股长还算重视，他虽然管商业，但还是经常三人一起出去活动，最近一个来月，都是俩股长一起出门了。我观察陈天一好像对我有点不满，但又不明说。”
张昭新问道：“你是不是在哪里得罪他了？”
张元正回答说：“没有啊！我知道他平日里喜欢到你房里喝茶，我一直把他当长辈看待。”
张昭新思考片刻，坦诚地与儿子交心：“陈天一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心眼小，喜欢闹情绪。计划与信贷没有分开时，他就是与计划股那个陈仁桓闹得势同水火，但陈仁桓倒是个品行不太好的人，反右派的时候，他搞人事工作，与年轻气盛的刘行长搭档做了不少坏事。现在，那些曾经被整过的人便与他杠上了。”
张元正吃了一口饭，继续听父亲介绍：“你倒是要注意赖杜美。他的情况很复杂：他出生于1939年，早在1960年的时候就是县里的民警，当时是兴、平合县，他在兴城上班。那时，他跟县委组织部工作的一个外县女青年钟影红结婚。1961年，镇平县恢复建制，县城迁回我们这中心镇，他的老婆钟影红回到镇平县委组织部当科员，而他自己则仍是兴城县的民警，造成了新的两地分居。半年后，他的老婆被众人眼中稳重忠厚的组织部长陈永祥媾上了，从此闹出了一段惊天动地的绯闻。可怜这个陈部长，原本提为县委副书记，文件都到了，就是没有宣布，便被他几个月折腾下来，搅黄了——不但官没升成，反而被开除党籍、撤职，后来到县里的农林水办公室当了一名一般干部。”
张元正听后恍然大悟地说：“难怪有一回，他当着我的面说：‘我把她的内裤都撕烂了，就是不给我睡。’我当时没有往他的夫妻关系上想，以为是谈恋爱时的事，原来这里有故事。”
“故事还长着呢！”张昭新侃侃而谈：“当初为了整倒组织部长陈永祥，他把民警工作一丢、自动脱了警服。后来，他这事被定性为：‘自动脱离革命队伍’。他回到镇平县后，隔三差五到县委大院像耍猴一样折腾，结果，不但陈部长倒了霉，连她的老婆也被整到一所小学当教师去了。这家伙还没有完，在泗坪老家，又与现在你们行里会计股的丘华的老婆黄秀梅公开勾搭上了，他这是用公开的手段报复他老婆偷汉子。这事直让一瘸一拐的丘华做声不得，只能暗生闷气，因为若是跟老婆闹腾吧，又怕她一走了之；要是不跟她理论吧，这顶绿帽子的确难戴。”
张元正觉得纳闷：“那么，赖杜美怎么还成了银行干部呢？”
张昭新回答说：“啊！那是文革期间，赖杜美加入了泗坪信用社的临时工，一干就是十年，1975年被吸收为农行干部，后来调到支行会计股。在会计股，他经常谎称业务不熟，时不时弄个破绽人为错帐，害得每日汇总的张友祥经常为扎帐推迟下班。但是，你还别只看到赖杜美的不是，他那两个眼睛算长对了地方，有些领导喜欢他，要提拨他。可是，他入行十多年来，每每要升职、入党时，总是有人拿他脱离革命队伍这个历史旧帐说事，所以，他的入党和提职是你回到支行前几天才宣布的。”
张元正点点头，然后问道：“我刚来时，看到一张大字报讲吴股长的，银行系统就这么复杂吗？”
张昭新回答说：“这是没有分设农业银行前，主持银行日常工作的刘焕国副行长的人贴出来为刘焕国造势的。依我说，吴股长还是可以结交的，他算是性情中人，讲义气、喜欢用权，但他是可以把握得住的人，就是文化水平低点。”
张元正点头称是。
“还有两个人，”张昭新说：“会计股的张友祥是可以结交的，而丘华这人则要注意提防——他心计很深，是个喜欢暗算别人的角色。”
“对了，”张昭新补充说：“对会计股的刘亦贤也要十分注意，他是去年刚刚因为贪污案被留队察看两年而调到会计股的。现在，行里从基层调来的谢争风当了会计股长，他就与谢争风整日里喝酒聊天，我看他俩一个是争风、一个是吃醋，就是借力打力想压张友祥。日后，这个刘亦贤不可不防。”
张元正记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