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慢慢合上双眼，把来日本和谈的情况细细梳理一下，看看以后该怎么走这步棋。
抵达日本后的第一次会谈先交换全权委任书。会谈地点在藤野公馆，也就是“春帆楼”。
下关（马关）在日本本州岛的最南端，春帆楼乃是一木制小楼，位于此地一座小山丘上。
伊藤博文就是马关所属的山口县人，春帆楼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据说春帆楼的名字也是伊藤所取。他常站在窗前思考，站在春帆楼之上，可以远眺大海，目接千里，一抒浩瀚之志。
而在春帆楼山丘之下，便是日本的一处军港。在春帆楼上谈判，中国代表当然会看见海面上日本军舰耀武扬威，冒着黑烟，进出于军港。
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中日和谈的场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自然是别有一番深意。
春帆楼不仅有闻名的河豚宴，楼下正有要让中国代表看到的风景，它显示的是伊藤个人的成功，更可以炫耀日本海军的胜利。
这回全权委任书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前次日本以全权不足为由驱逐中国使节，在国际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当然，严格地说，清政府的委任书是不够完备的，但历来清政府同外国交往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这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不少国家都认为“日本做事太过分了”。
伊藤博文说：“李鸿章那张脸就是委任书，交换只是形式而已。”接着，中方提出一份备忘录，希望在谈判媾和条约之前，先议定休战条款。日方明天作答。
于是，第一次谈判草草结束。
正式会谈结束后，开始了个人闲谈。
春帆楼里修葺一新，地上铺着华丽的地毯，甚至为李鸿章专门准备了痰盂。
“10年不见了……”伊藤首相说道。
1885年签订《天津条约》，至今整整10年了。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借机出兵朝鲜，逼迫朝鲜政府同意日本军驻扎朝鲜。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夜，开化党人与日本人联手，在井上角一郎的亲自指挥下，按原定计划发动政变。共杀亲清之大臣6人，重伤1人。至此，所谓“事大党”诸大臣被戮杀殆尽。国王李熙被迁入景祜宫。
但由于袁世凯率驻朝清军兵2000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入宫保护国王，朝鲜军民包围日本使馆。后来，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知难久持，次日自烧使馆，率兵列队迳赴仁川。”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30多名日本人被杀。
这次日本所参与策划的开化党人政变，史称“甲申政变”，终以失败而告终。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
虽然如此，日本政府还是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不仅要向日本谢罪，赔费惩凶，而且进一步承认日本在汉城有永久驻军权。
当时日本主战派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伊藤博文等考虑到日本国力和军事力量准备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唯预备打仗耳！”
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其中规定“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
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便为后来日本乘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挑起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我们相见，总是为了解决问题，真想有那么一次不带任务的畅谈！”李鸿章说道。
“职务在身，不可能哟！上一次我也忙得不亦乐乎……对了，就是那一年……”
伊藤去天津，是在1885年。那年，日本废除了太政官制度，创设内阁制，他当上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这10年间，贵国变化惊人，乃阁下执掌国政、经营得当所致。相比之下，我万分惭愧。我国国内发生了许多事，政治上却无所改革。也作了一些努力，不过……”
“各国有各国的事，日本虽有些改革，但我觉得还不够满意，力所不及呀！”伊藤谦逊道。
“这次的事真是万分遗憾！”李鸿章面露沉痛之色。“在亚洲，我们两国是近邻，而且是同文之国，本来不存在什么仇怨，这次竟以兵戎相见。我们愿意尽早停止敌对行动，恢复和平。对我国有害的事，未必对贵国有利。我不希望我们两国处于这种关系中。试看今日之欧洲，各国的军事训练都极严格，军队也极精良，但他们并不轻易发生纷争。我们两国应当学习欧洲诸国的优点，成为好邻居。我们两国使亚洲大局安定，永结友好，亚洲黄色人种今后就不会被欧洲白色人种侵略、侮辱。”
李鸿章很有辩才。
“不错！”伊藤对李鸿章的中日友好论调应了一声。
伊藤略微沉吟，面色中不觉有几分自得的喜色，继续道：“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日中两国的政治体制在“明治维新”和“同光新政”以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伊藤言下之意是说日本为民主政体，有议会里的议员们牵制着，所以和谈的回旋余地不大。而中国仍是专制政体，李鸿章权力很大，谈判可以说了算。
李鸿章当然知道这是伊藤博文在利用日本议院民主政治和他讨价还价，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
虽然他也知道伊藤博文这是在炫耀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就，有了中国没有的“三权分立”民主政体，李鸿章还是不露声色地说：“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
伊藤微露不快之色，温和的客气中却有尖酸的刻薄，道：“10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曾劝（中国）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
伊藤话锋一转，“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几乎是同时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
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是1853年；1856年，中国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日本开放口岸，1857年，印度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1863年，日本萨摩藩和英军开战失败。
是啊，中日两国都曾经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被迫寻求自强变法的维新之路，但是两个东亚“同文之国”在经历了30年的现代化努力后，为什么中国现在却输在起跑线上呢？
这确实是李鸿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李鸿章心中一沉，答道：“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10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这次的不幸战争，我认为有两个成果。”李鸿章探出身子，继续说，“第一，日本利用欧式陆海军组织，大大成功了。这说明，欧洲人能做到的，亚洲人也能做到。第二，由于战争，中国人从长期的睡眠中醒来了。也许有很多人怨恨日本，但我却深为感谢。若不是同日本打了一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呢？怕是还要长期昏睡下去！”
“噢？”
“日本之所以强盛起来，是因为有像伊藤阁下这样的优秀领导人。而中国，还是我这把老骨头，力不胜任。”
“哪里……”伊藤有点儿难以对答了。
李鸿章声调也变了，比以往低沉得多，说道：
“这次战争，缘起于朝鲜问题。日军把朝鲜全土夺到手中，又进兵我国领土之内，如真正希望永久和平，日本不但要考虑自己的立场，还应当考虑中国的名誉。天津、大沽、山海关是我国国都的门户。我认为这个方案太过分了。日军在战局上握有主动权，什么条件都提得出来，这一点，我们也明白，但是，物有极限，若一意孤行，则恐怕日本得和平之空名，也将有失掉实利之虞。”
伊藤答道：
“我倒不认为这些条件超过了限度。天津等处的占领，只作为一时的担保，我们并不想破坏城镇。”
“我们的目的是媾和，不是休战，伊藤阁下不也这么想吗？”
“是的，我们希望尽早恢复和平。停战是贵方提出来的，为此，我们才提出条件。先休战后讲和，不过是中国的意向。至于日本，不休战议和也行，休战议和也行，现在提出了后者的条件，我们没准备第二套方案。”
“那么，请拿出媾和方案吧。”
“贵方不撤回休战问题，就不能拿出媾和方案。而且，请注意，一旦撤回，休战的事就不能再议了。”
听了这话，李鸿章犹豫了。
“让我考虑几天吧。”李鸿章希望宽限。
“考虑倒可以，不过，全世界都注视着这次会谈，尽可能快些达到会谈的目的是我们的义务，所以不能老这么拖延，三天为限吧。”
伊藤给了李鸿章三天的考虑时间。
返回接引寺，李鸿章把日本提出的休战条件电告总理衙门，表示日本以三地为抵押的要求坚绝不能答应，并叮嘱要在大沽、天津、山海关一带严加戒备。并告知：“昨日电报所说去台湾方面之五千日兵，或是开赴北方，望通告各地军队严加防范。”
据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的日记记载，次日光绪帝看了日本的休战条件，“为之动容”。
年轻的皇帝受到极大打击。他想请示慈禧太后，但她还在病中，不禁犹豫了。然而，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让慈禧太后知道。
其实，日本方面征清大总督小松宫还没有出发，日军真要进攻辽西，最迟也得半个月以后。——李鸿章总算明白了事态：谈判期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斗，何必为休战条件而增加苦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