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雨果《悲惨世界》的读者也许还记得，第一部“芳汀”第三卷“在一八一七年内”里的四个花花公子，在勾引了四个姑娘后又把她们给抛弃了，因为他们想要结束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回到社会上去追求他们的“辉煌前程”。在给姑娘们的告别信中他们写道：
陷阱，就是你们，呵，我们美丽的小姑娘！我们回到社会、天职、秩序中去了……祖国需要我们，和旁人一样，去做长官，做家长，做乡吏，做政府顾问。
若干年后，他们果然纷纷成了绅士与“精英”，而留下那些轻信的姑娘们在贫困与耻辱中挣扎。
类似的场面，几乎可以在世界各国的小说中看到。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这也是一个传统的主题。我们在《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小说中，可以看到这一主题的多种变奏。这些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们，总是徘徊在不为社会所承认的恋爱(主要是和妓女的恋爱)与为社会所肯定的事功之间，尽管他们最后的决定以及小说家的倾向性各各有所不同。
在有一些小说中，男主人公先是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妓女，但后来在面临上述矛盾时，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屈服于事功的压力，“忍情”牺牲了自己与妓女的爱情。如在《莺莺传》中，张生之所以对莺莺始乱终弃，据有的学者研究，乃是因为莺莺是一个妓女，张生作为官宦子弟，为了自己的“辉煌前程”，是不便与妓女正式结婚的。只是他用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掩饰了他的这一真实想法。在《霍小玉传》中，李益先是对妓女霍小玉山盟海誓，但在两年后做了官以后，却屈服于其母亲的压力，娶了豪门之女，做了一个负心的情人。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中，李甲也是为了自己官宦人家的门第与前程，而轻易地牺牲了与妓女杜十娘的爱情的。只是作为明代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在李甲的忘恩负义中，金钱充当了罪恶的角色。小说中的这些男主人公，往往受到小说家、小说中的舆论以及读者的谴责，但他们的行为却是符合当时的正统观念的，在当时的社会上要比小说中更为常见，也更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
在另外一些小说中，男主人公不像张生、李益和李甲那么负心，但是他们所面临的矛盾却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他们在小说家的种种巧妙帮助之下，成了鱼与熊掌兼得的幸运儿。在《李娃传》中，郑生忠于他与妓女李娃的爱情，为此差点被代表正统观念的父亲打死。虽然最终父亲原谅了他并承认了李娃，但这却已经是在他在李娃的帮助下取得了功名以后。这象征了爱情与事功的矛盾的消解，但这却无疑是小说家所虚构的理想化的结局。在《玉堂春落难逢夫》(《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中，公子的处境与郑生没有什么不同，他忠于与玉堂春的爱情，为此父亲不让他进门。只是在他后来取得了功名以后，他才得以和玉堂春重续良缘，这大抵也是小说家所虚构的理想化的结局。以上这些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们，尽管受到小说家与读者的肯定，但他们的行为却是不符合正统观念的，在当时的社会里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就小说而言，则出于小说家理想化虚构的成分更浓一些。
这些小说传入日本以后，在日本也出现了不少翻版。在都贺庭钟的《繁野话》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被翻案成了《江口游女愤薄情怒沉珠宝之话》，写一个按制度要世袭父职的青年小太郎与妓女白妙之间发生的有始无终的爱情悲剧。在森鸥外的《舞姬》中，舞台被移到了德国，与德国姑娘爱丽丝相爱的日本留学生太田丰太郎，最终为了自己回国后的辉煌前程牺牲了自己的异国之恋。据说这是森鸥外根据自己的类似经历写成的，但学者们认为其中或多或少也有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影子。
透过这些小说的种种写实性或理想化的具体描写，我们看到了男主人公所面临的一个矛盾：一边是他们心之所好却不为社会所承认的恋爱，一边是他们心之所愿并为社会所肯定的事功。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势均力敌的，一般来说几乎总是后者占了上风。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观念并不像今天这么重视爱情(？)，所以遇到上述矛盾的时候，几乎总是爱情被牺牲掉。《玉堂春落难逢夫》中，朋友们那劝公子不要迷恋玉堂春的话，便赤裸裸地显示了当时一般人对于二者关系的看法：“功名是大事，表子是末节，那里有为表子而不去求功名之理？”而当《单符郎全州佳偶》(《古今小说》第十七卷)里的单飞英，不念杨玉沦落风尘的旧事，仍守前约与之成婚时，上司们那称赞他的话，同样显示了存在着相反的实情：“上司官每闻飞英娶娼之事，皆以为有义气，互相传说，无不加意钦敬。”而一般人则是“山盟海誓忽更迁，谁向青楼认旧缘”。但是我们应该已经注意到，单飞英与杨玉原本就是有婚约的，而且单飞英此时已经取得了功名，所以对他来说矛盾还不是很大，但他这样做已经让人觉得很不容易了。
在阅读以上这些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时，我们的同情几乎总是在女人一边。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因为在这类爱情悲剧中，女人总是受害最深的一方。同时，因为我们同情女人一方，所以我们便会憎恨男人一方，因为他们竟然为了自己的功名，而不惜成为负心的情人。
但是如果我们过分拘泥于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我们就有可能忽视另一个较为次要的事实，那就是既然爱情是男女双方的事情，则当爱情因其他因素而被牺牲掉的时候，受害的就必然会同时包括男女双方在内，尽管其程度或有深浅之分。在传统的男性中心社会里，男人往往被赋予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也就是事功的由来)，这就迫使他们在从事不为社会所承认的爱情时犹豫再三；而相对来说社会对女人却没有这样的要求，因而女人可以全部献身于这种爱情而不必遑顾左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上述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们，也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环境的牺牲品，尽管他们在作出牺牲的同时也得到了很多补偿。
从这个角度考虑上述小说，则一向不为我们所注意的“男人的困境”问题，便会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以上这些小说的价值之一，便也正在于除了揭示“女人的受害”之外，也向我们揭示了“男人的困境”的存在。
男人的这种困境是由过去特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不过现代的社会环境也还远未能完全消除这种困境。尽管诸如门第之类观念已经显得有点过时，但其他新的时髦玩意儿也还在不断产生，同时也不是所有形式的爱情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于是碰到这种困境的现在的男人们，是否还能轻松地嘲笑过去的男人们，是否还能超脱地保持心理上的优越感，便恐怕也仍然成了一个问题。
小说家们对于这种困境的倾向性是值得重视的，但是他们对于这种困境的注意本身也许更值得重视。因为注意到了男人的这种困境，也就注意到了男人所面临的一种人性的考验，或者说至少是恋爱中的男人所面临的一种人性的考验。
而且，这种过去仅仅为男人所单独面临的考验，今后随着女人的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女人的日益被赋予更多的社会责任，恐怕也会为女人所面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