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较研究结论
通过采用大样本、长时期、多角度（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总量法和结构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细化和典型分析（选取单个典型国家作为研究每类国家的基础）的方法对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结构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四点结论。
1.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结构的变化有规律可循
投资率随发展水平提高和发展阶段提升呈现出“低→高→低”的变化趋势（倒U型曲线），体现在横向比较研究中，也体现在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纵向比较研究中。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横向比较研究中出现在中低、中高收入国家或处于工业化初期、中期和成熟期国家中，纵向比较研究中出现在人均GDP 1000美元～10000美元（多为3000美元～6000美元），或工业化初期、中期。
消费率随收入水平提高和发展阶段提升呈现出“高→低→高”的变化规律（U型曲线），体现在横向比较研究中，也体现在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纵向比较研究中。U型曲线的最低点，横向比较研究中出现在中低、中高收入国家或工业化初期、中期和成熟期国家，纵向比较研究中出现在人均GDP 1000美元～10000美元（多为3000美元～6000美元）水平上，或工业化初期、中期。政府消费率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和发展阶段提升而提高，居民消费率表现出与总消费率一致的“高→低→高”的变化规律（U型曲线），横向比较研究和对发达国家、除东欧、非洲、东亚国家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纵向比较研究得出了以上结论。
净出口率随发展水平提高和发展阶段提升，发达国家表现出“高→低→高”（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低→高→低”（倒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横向比较研究初步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纵向比较研究中得到了较好体现。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出现在人均GDP 1000美元～10000美元或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出口率和进口率随发展水平提高和发展阶段提升而提高，横向比较研究和对发达国家和除西亚资源型国家、非洲低收入国家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纵向比较研究得出这一结论。
归纳总结比较研究结论。
2.投资率、消费率受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的影响
倒U型曲线和U型曲线是不同发展阶段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的一般规律。一些国家的投资率和消费率与发展阶段没有关系，典型的如西亚国家，依靠出口石油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尽管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但却无规律可循。
遵循一般规律的国家，由于发展战略不同，投资率、消费率在相同阶段的平均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实行出口导向和赶超战略的东亚国家，为了维持工业品出口，必须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消费率被压低，这类国家几乎每个阶段的投资率都大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类国家。以投资率达到最大阶段为例，发达国家这一阶段投资率为19%～37%，拉美国家为21%～24%，东欧国家为27%～31%，而东亚国家这一时期为30%～45%。东亚国家的消费率在每个阶段都低于其他类国家相同发展阶段的平均水平，以消费率达到最小值时为例，发达国家这一时期的消费率均值为61%～84%，拉美国家为66%～83%，而东亚国家却仅仅为52%～67%。
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东亚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为6%～15%，与非洲国家基本相当，发达国家为10%～28%，拉美国家为6%～19%，西亚国家为10%～50%，东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稳定在20%以上。东亚国家的居民投资率总体水平在全球最低（在42%～74%之间，极少超过65%），发达国家为52%～67%，拉美国家为60%～73%，东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稳定在60%以上，非洲国家则一直高于80%。
3.净出口率高低是资源禀赋、发展战略、发展阶段、贸易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净出口率、进口率、出口率受资源禀赋影响，是经济学常识。西亚资源型国家的净出口率、进口率、出口率很高且波动幅度很大，充分例证了这一点。净出口率、进口率、出口率受发展战略影响也得到了广泛认同，本文的比较研究说明，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除了韩国出口率、进口率在40%以下，其他国家的进口率、出口率都在50%以上。新加坡和香港作为“大进大出”的贸易型国家和地区更高，由于出口率大于进口率，这些国家的净出口率一般都在3%以上，超过10%的年份也很多。总体而言，东亚国家几乎在每一发展阶段上的净出口率、出口率、进口率都高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拉美国家，由于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拉美国家的净出口率也高于发达国家，但低于东亚国家，比东亚国家稳定。拉美国家出口率和进口率一般在10%～30%之间，总体水平低于东亚国家，表明其经济对外依存度比东亚国家低。
比较研究发现，净出口率既与发展阶段有关，也与国际贸易环境有关。如前所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净出口率随发展水平提高和发展阶段提升分别呈现出U型曲线和倒U型曲线两种变化规律，都是发展阶段和国际贸易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发达国家净出口率在20世纪70年代前很高，与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大量商品关系很大；70年代以来，大多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经济“滞胀”，参与国际贸易活动趋减，这一时期净出口率下降，直至低点；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化步伐加快，各类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都在加深，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重新扮演主体角色，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输出附加值高的商品和服务，进口价格低廉的低端产品和原材料，净出口率得以提高。韩国、巴西、阿根廷等起步早、发展水平较高的东亚和拉美国家，净出口率低的时期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方面当时发展水平较低，出口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较差，另一方面，受发达国家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滞胀”的影响，国际贸易锐减；80年代之后，这些国家先后进入人均GDP 3000美元～6000美元时期，发展水平大幅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能力大为增强，发达国家也走出了“滞胀”，国际贸易日趋活跃，这些国家的净出口率达到高点；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国家进口商品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能力和需求都在提高，而且在全球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类国家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环境和本国自身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国家的净出口率开始下降。
4.比较研究不能为需求结构找到整齐划一的所谓“标准”，但可以确定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和变动范围
本文尽管采用大样本、长时段、多角度、结构细化和典型分析，但还是没能为需求结构找到一个统一的、合理的标准，甚至没能为几类国家或一类国家中的所有国家找到一个统一标准，这个标准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由于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发展模式、国际（贸易）环境和国内人文政治环境存在差异，各国需求结构及其变动出现差异，缺乏规律，很难找到一个整齐划一的所谓“标准”。尽管如此，对多国进行大样本、长时段、多角度比较研究仍然具有价值，在考虑发展基础、发展模式、资源禀赋、地域特征、国际贸易环境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从中确定需求结构在不同类别国家、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和变动范围，为各类国家调整需求结构确定参照系和比较基准。
投资率保持在30%以下是普遍的，长期超过40%实属罕见。消费率保持在60%以上是普遍的，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如果一个国家消费率长期低于60%，表明经济发展存在潜在隐患，就应对宏观需求结构进行调整。净出口率小于5%是普遍的，小于-5%、大于5%都属于特殊类别国家的变动范围。政府投资率总体变动范围为15%～20%，小于10%、大于20%也属于特殊类别国家或特殊需要所致，这种情况下政府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就值得关注。居民消费率的总体变动范围为50%～70%，小于50%、大于70%都属于特殊类别国家或特殊需要所致，对于发展条件正常的大多数国家而言，长期出现异常就需要从宏观层面进行调整。确定出口率和进口率的合理变动范围似乎很难，但大于50%表明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经济发展稳定性将受到影响。
（二）对我国的启示
结合本文对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结构比较研究的结论及当前我国需求结构存在的问题，以下几点可供借鉴。
1.国际经验表明，我国已进入需求结构需要大幅调整的阶段
2001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进入中低收入阶段，2008年突破3000美元，开始进入中高收入阶段。2003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为12.8：46.0：41.2，按照库兹涅茨标准，进入工业化中期。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需求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是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不断提高，消费率大幅下降。从所处发展阶段看，这种变化趋势符合国际规律，投资率和消费率目前分别处于倒U型曲线、U型曲线的左侧，净出口率处于倒U型曲线（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左侧。
如前所述，中等收入阶段和工业化中期是消费率U型曲线和投资率、净出口率倒U型曲线发生方向性变化的重要时期。在采用总量法对发达国家需求结构进行纵向比较研究时发现，英、美、德、意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率达到最大值出现在人均GDP 3000美元～6000美元，日本和澳大利亚出现在人均GDP 1000美元～3000 美元。与先前发展起来的国家相比，后发国家投资率在更低水平或更早阶段达到了最大值。这一规律在东亚国家也得到印证，韩国投资率最大值出现在人均GDP 6000美元～10000美元，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出现在人均GDP 3000美元～6000 美元，而发展起步晚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出现在人均GDP 1000美元～3000美元。同类国家投资率达到最高时的发展水平出现差异，表明后发国家更早地开始工业化进程，一般也将更早地完成工业化。此外，与先前发展起来的国家相比，后发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居民消费转型升级的量级在提高，居民追求舒适生活的时期在提前，全球化趋势加快背景下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程度在加深、竞争日趋激烈，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包括投资率、消费率、净出口率等变量在内的需求结构发生转折点的阶段可能提前。从现实情况看，当前我国内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已经成为影响国际贸易关系、国内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综合以上，本文认为，在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后，我国进入需求结构迫切需要大幅调整的阶段。
2.从发展阶段和继续稳步发展看，我国必须尽快大幅度降低投资率尤其是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
2001～2008年，我国投资率逐年提高，年均投资率为41.2%。列出了横向比较研究总量法中五个年度中低和中高收入阶段的国家的平均投资率，结构法中五个年度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家的平均投资率，纵向比较研究总量法中不同类别国家中低和中高收入阶段投资率最高的国家及其投资水平，结构法中不同类别国家工业化中期投资率最高的国家及其投资水平。相比之下，我国当前的投资率，无论与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其他国家处于同一阶段时相比，还是与马上要进入的发展阶段相比，都明显偏高。
比较研究还表明，高投资率经常伴随着明显的产业结构转换。我国在连续多年保持高投资率的同时，产业结构转换幅度并不很大。2003年以来，我国投资率都保持在40%以上，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2003年的46.0%提高到2008年的48.6%，五年提高了2.6个百分点。与连续四年保持这一投资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提高2.6个百分点的新加坡相比，我国投资对工业化的推进作用不很大。从投资主体看，政府投资在我国还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投资方向看，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用于房地产比例大，投资在提高工业化水平中的作用还很有限。投资率过高，尤其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大规模投资，会抑制居民消费合理增长，引起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同时，更多财政资金用于投资，必然会减少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必须降低投资率，尤其是降低政府投资和用于房地产领域的投资。
综上，无论从国际比较角度看，还是从现实情况看，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我国，为了顺利进入更高发展阶段，必须降低投资率尤其是政府投资率。
3.从发展阶段和继续稳步发展看，我国必须大幅度提高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
20世纪末以来，我国消费率逐年降低，从2001年的61.4%降低到2008年的48.6%，2001～2008年平均消费率为53.9%。横向比较研究总量法中五个年度中低和中高收入阶段国家的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结构法中五个年度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家的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纵向比较研究总量法中不同类别国家中低和中高收入阶段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最低、政府消费率最高的国家及其相应水平，结构法中不同类别国家工业化中期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最低的国家、政府消费率最高的国家及其相应水平。相比之下，我国当前的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水平，无论与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其他国家处于相同阶段相比，还是与马上要进入的发展阶段相比，都明显偏低。
21世纪以来，我国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2008年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下降到48.6%、35.3%，已严重影响到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消费需求不足必然带来高储蓄，高储蓄带来的则是高放贷和高投资；国内消费不足，高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只能通过对外出口来释放，导致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加强，需要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带动经济增长。扩大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自主增长的必由之路。
综上，无论从国际比较角度看，还是从现实情况看，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我国，为了顺利地进入更高发展阶段，必须提高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
4.从发展阶段和继续稳步发展看，我国应抓外需扩内需并举，并尽快降低净出口率
东亚地区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最典型的当属日本和韩国。考察日本和韩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由中低收入阶段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时的净出口率变化情况，有助于协调好我国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日本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3000美元（1966年～1972年），净出口率为1.53%，人均GDP进入3000美元～6000美元、6000美元～10000 美元时，净出口率分别降到0.66%、0.01%。韩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3000 美元（1977年～1986年），净出口率为-2.32%，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6000美元（1987年～1989年），净出口率反而提高到5.42%，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10000 美元，净出口率又下降到-1.05%出口率高的德国在人均GDP 3000美元～6000美元（1971～1974年）、6000美元～10000美元（1975～1985年）时的净出口率分别为-1.20%、-2.87%，与当时发达国家出现滞胀有关，不可作为反面例证。日本和韩国从人均GDP 3000美元攀升到10000 美元，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净出口率并不一定都大幅下降。换言之，他们没有马上放弃出口导向型战略，但他们放弃了依靠低成本优势换取高出口的发展战略，转变为依靠产品创新和差异化来获得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优势。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必须内外结合，统筹兼顾，既要抓好外需，也要立足本国，不断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要加快培育竞争优势，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才能有效地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在较短时间内进入中高收入阶段。
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净出口率偏高。处于中低和中高收入阶段国家的平均净出口率，以及不同类别国家处于中低和中高收入阶段时的平均净出口率。无论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马上要进入的发展相比，我国的平均净出口率都明显偏高。
综上，无论从国际比较角度看，还是从现实情况看，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我国，为了顺利地进入更高发展阶段，必须内外结合，既抓外需，又扩内需，并尽快降低净出口率和经济对外依存度。
附录1 世界银行1980、1990、1998、2004、2007年
划分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世界银行关于国家发展水平，1980年划分标准为：人均GNI低于410美元为低收入国家，420美元～1410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1410美元～4500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4500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1990年划分标准为：人均GNI小于5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546美元～2200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2200美元～5999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6000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1998年划分标准为：人均GNI在760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761美元～3030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3031美元～9360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9361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2004年划分标准为：人均GNI小于82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826美元～3255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3255美元～10065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大于1006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07年划分标准为：人均GNI低于93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935美元～3705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3705美元～11456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超过1145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附录2 用总量法和结构法划分发展阶段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实证研究
本文同时用总量法和结构法来划分发展阶段，从研究中可以看出，二者存在很大的一致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用横向比较研究（总量法）中选取的1980、1990、1998、2004、2007数据齐全的国家为样本，计算了每个年份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划分出的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国家的三次产业结构，然后用库兹涅茨标准值，判断出以人均国民收入划分的发展阶段对应用三次产业结构标准划分的阶段。
用库兹涅茨标准判断发展阶段，对20世纪80、90年代的判断结论与用人均国民收入判断出的发展阶段存在很大的对应性和一致性，但新世纪以来，只能得出近似于工业化准备期、初期、中期或后期的结论。说明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与国之间产业界限趋于模糊，产业融合度提高，库兹涅茨标准的适用性越来越差，以产业结构来判断发展阶段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大。换言之，用总量法和结构法划分发展阶段在全球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此外，报告用库兹涅茨标准来判断发展阶段时，很少国家能显示出工业化成熟期的产业结构特征，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工业化成熟期与工业化后期是重合的，说明本文结构法分析中很少能找到处于工业成熟期的国家，或划分典型国家的发展阶段时很少能显现出工业化成熟期，也是合理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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