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江西余干人，字叔心，号敬斋。师从崇仁理学家吴澄，学成后回到家乡，不想考试为官，只想教书育人，于是在余干的梅溪山中先后创办了南岩、礼吾、碧峰等书院。他会同张元桢、罗伦、娄谅等人在弋阳圭峰、余干应天寺等地讲学，开启明代书院会讲活动的先河。他还应进士姚文灏之请，主持广信府贵溪相源书院。因此，独对亭胡居仁在江西教育界影响极大。
（一）
胡居仁于成化三年（1467）和十六年（1480）先后两次主持白鹿洞书院。
明成化元年（1465）春，江西提学佥事李龄督学至南康府（治今星子），次日即率僚属瞻仰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于明正统三年（1438）由南康知府翟溥福重建，距李龄到书院已经17年了。由于时间过久，原来修建的房舍又已梁栋腐朽，部分建筑已经倒塌。看到此种情况，他们遂有再修复之意。此时南康知府何浚到任，对白鹿洞书院的教学也非常感兴趣，就与南康知府推官沈瑛、星子知县周让、义民广廷华等招来工匠，筹买材料，又命主簿曹升、耆民廖笙和高鉴、教读唐维祯帮办维修事宜。明成化元年（1465）八月朔日动工，成化二年（1466）二月竣工，重修了房舍，又增建了两庑、棂星门、贯道桥，清除了垃圾，再种上花草树木，并添建了院墙，殿堂祠宇焕然一新。于是出榜招收郡人子弟入院读书。
李龄修复白鹿洞书院后，本来想请广东新会陈献章来主洞。陈献章力辞曰：“七月二十四，仆方困暑，闭斋独卧，而李、刘先生适至，书币交陈，辉映茅宇。仆再拜读书，识其所以来之意，不敢当！不敢当！”请求“收回书币，更聘真儒”。
棂星门
江西提学佥事李龄与南康太守何浚再三考虑，一致同意聘请学问渊博、道行端正的余干胡居仁前来主洞。胡居仁即复南康太守何浚云：“去岁佥宪先生辱枉下颜，今者贤侯善辞会，厚币帛，重烦郡学司训降临衡茅。然此聘贤厚礼，居仁愚陋，曷足以当之？但礼意已至，有不得辞焉者。是以不胜悚怯，对使拜受。”他接受了何浚的聘请，主持白鹿洞书院。
胡居仁到白鹿洞书院后，深感师资的不足，又写信给艾崇德、周镐、管瑞、刘希孟，请他们前来白鹿洞书院，“表率士类”。胡居仁给陈大中信云：“今洞中人才渐集，居仁一人难以独教，有进贤县辛卯科举人舒刚，其人安贫守道，望礼请到洞，则后学有所薰炙，士风必振。”
对于诸生的教育问题，丘时雍曾有信给胡居仁：“示以君子有教无类，不可有所择。”胡居仁对此意见颇有异议，他认为：“然其以慕道之心而来者，固然当懽然乐得其人。”“若本其心本非慕道，只因见上司作兴，为利禄而来者，教之以差则不听，导之以德则不从，成群作队，习为怠惰放肆之行，见利则争，闻义不服，坏文公之教，反玷上司作兴之盛意。”他不同意让此类学生入书院学习。他认为：“若崇道德，举英才，振士气，则四方豪杰必将渐至，迟以数年，将见人才辈出，又何患洞之不兴乎！”
对于学租的发放，胡居仁认为：“盖学租本以养贤，不足，此二者，义也。事合义则久而益安，不合义则久而必弊。”南康守钟司训欲一概供应，胡居仁认为不妥：“泽虽似善，然在洞者贤愚不齐，贫富不等，若愚者，富者亦与之，则滥矣，亦恐将来不足于用也。”他主张：“审其贤愚、高下、有无、贫穷而品节之，开具多寡之数，以凭支给，方为允当。”这种做法有如今天发奖学金，只发给品学兼优的学生，这样可以起到振学风的作用；而普遍发放，不但起不到好作用，还有害于学风。
胡居仁入主书院后曾两次离开。第一次是因丁母忧。第二次名以疾归，实际原因是：“在上者不知择人，多是奔竞势利之徒，教不可施，内中又任小人行事，故辞而归。”他于成化六年（1480）二月初三入洞，六月初二离开白鹿洞书院。但是他对白鹿洞书院还是非常留恋，他对钟司训说：“虑此病难愈，有荒教，伏望择请道隆德备者为之师，则后学有宗。”又说：“望招至贤俊，以聚洞中，庶可相观而善；若得道高之人为师，又得志气不群，趋向正者为之徒，则此洞之兴如反掌。风教既盛，则远方豪杰自至，将见天下贤才皆出自白鹿洞。一切不可使小人成群，必沮丧士气，才气高迈者不来，洞不可兴矣。”他在白鹿洞书院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但留下了讲义、教规、碑记和诗词。
明成化三年（1467），胡居仁来到白鹿洞书院，他见这里山川幽美，树木高大，花草茂盛，似进入了桃源之境，非常满意。附近府、县的优秀弟子听说胡居仁主持白鹿洞书院，前来就读的也特别多。由于白鹿洞书院在元末毁于兵火之后，很少办学，来就读的士子也显得非常散漫。他继朱熹手订《白鹿洞书院揭示》，又制定了《白鹿洞书院规训》六条。
第一：正趋向，以立其志。他说：“愚谓今学者，才气高者，则驰骛于空无玄妙之域；明敏者，类似该博为尚，利名为心；又其下者，不过务于诗词浮句，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尝知有圣贤之学也。”他提出正趋向，以立其志，批判好高骛远、利欲熏心、不求上进的思想。“要有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要做到：“学者当以立志为先，不以异端惑，不为文采眩，不为功名泪。”这样才可以读好书。
第二：主诚敬，以存其心。他认为：“今之学者，但尽己之心，毋使有一毫虚妄，齐庄严肃，毋使有一毫博驰，则所谓真实无妄，主一无适者，自可至矣。”他提出“主诚敬，以存其心”，以达到“穷理、修身、齐家、治国”的目的。
第三：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他用朱熹的话来解释：“盈天地间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则心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言，各有悠主，不可乱也。所谓理也，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也。”“致知之方，或考之事为之者，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于天地鬼神之变，禽兽草木之益，自其一物之中，莫不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必其表里精粗无不尽其类以通之。”
第四：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他认为：“人生日用之间，起居动息，以至设施措置，不能不与物接……故必于事物初接，本心萌动之际，谨察精辟，敦为天理，孰为人欲，使善恶、是非、公私、义利判然于前，然后从其善而去其恶。”
第五：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他认为：“人之有生，便有所以为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赋，非人力之所为。孟子所谓践行是也。今所以不能为圣人之从容中道者，是气质有偏，物欲所蔽……苟或知而不行，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无以为己有。”
第六，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他引朱熹的话来解释：“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所当爱，无一事非吾职所当为……窃谓学者须要有如此心胸，则规模广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岂有一民不被其泽，一物不得其所哉。”
胡居仁这个学规的主要意思是书院不比一般的学校只为科举而设，书院的学生“应敦厚好学，举业已通，欲复求进乎古圣贤之域，以尽修己治人之道者”，所以应善加培养，使那些学生成为道德高尚、于世有益的人才。
（二）
在白鹿洞书院读书，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史书及其他有关先圣先贤的著作。《白鹿洞书院志》存有胡居仁在白鹿洞书院的《讲义》一篇。《讲义》就是对学生的讲稿，其基本精神与他在书院制定的《规训》一致。他提出：“古之学者，必以修身为本，修身之道，必以穷理为先。理明身修，则推之天下国家，无不顺治。”这是儒家学说的根本，要求每个学员，读圣贤书，以圣贤为榜样，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胡居仁要求“今诸在洞者，务必用功于此，虚心一意，绝去杂虑，而于圣贤之书熟读，精思明辨，及之于身，而力行之，及于日用之间。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动一静必实践其迹，则所学在我，而于酬应之际，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事，必沛然矣”。胡居仁提倡学习古人，有些学生反对。他对学生说，古人为什么不可学？“诸君以为今人之性，与古人之性，同乎异乎？今人之心与古人之心，同乎异乎？苟异矣，不敢强诸君。”他提醒学员，“若吾之心、吾之性不异于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学哉？诸君共勉之。务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的白鹿洞，今日之学，即昔日文公（朱熹）之学，今日道即文公昔日道，不惟能尽乎吾身所赋之理，而于国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诸名公作兴之盛意，庶不负焉，诸君勉之哉！”古代社会，以孔孟学说为根本，读的是圣贤之书，走的是科举之路，束缚了学生发明创造之能力。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胡居仁也只有走这条路，所以他得到了当时人的赞扬和推崇。
（三）
胡居仁还写了《贯道桥记》《贯道门由礼门记》及《延宾馆记》。白鹿洞书院门前有贯道溪，水从五老峰的折桂寺和犀牛塘而来，溪流曲折流入鄱阳湖。溪水清澈，鱼虾游于其中。成化元年（1465），江西提学使李龄在新修白鹿洞书院之际，看见桥圯，于是出资请人，于成化四年（1467）冬开始修建。考虑山涧水易涨易退，于是以花岗岩构筑，以作久远之计，第二年的春天完工。桥高而阔，厚而坚，横跨涧水，士子宾客徐行稳步，徜徉游息，其乐无穷。帮助李龄建成此桥的还有同知谯赞、推官沈瑛、星子县教谕吴慎、检校黄恭。胡居仁于成化十六年（1480）再来主洞，因感谢李龄及其同事的功绩而作记《贯道桥》。他在记中提到：“贯道门者，白鹿洞书院师生宾客出入之门也。贯道桥在贯道门之左数十步，凡入是门者，先由是桥而进，故桥与门同名而不异也……经书院门而入书院者，必渡涧水然后达，况经雨雪，则山岩溪谷之水奔趋湍泻，苟无是桥，则往来隔绝，桥之所以不得不作也。”说明建此桥的重要。此桥现已倒塌。贯道门即御书阁前之门，后为明伦堂。
胡居仁还作了《贯道门由礼门记》。成化十五年（1479），星子县训导、书院主讲方文昌于棂星门、贯道门之东建由礼门。因为贯道门在明伦堂前，那是书院的讲堂，师生出入多由贯道门，而由礼门则在延宾馆前，以尊师重道之意，宾主揖让则在由礼门。由礼门建成后，方文昌请胡居仁作记。此记对由礼门和贯道门作了精辟的解释，记曰：“白鹿洞书院旧有贯道门与棂星门，并西数十步，乃明伦堂之外门也。凡师生出入俱由此。成化己亥重兴书院，司训方君董其事，视贯道之废而新，复立门于延宾馆前，名之曰‘由礼’，在棂星门数十步之东也。二门既立，于是师生出入多由贯道门，宾主揖让则在由礼门，方君既成是门，嘱于并记之。”他进一步解释说：“予谓贯道者，取吾道一以贯之义。由礼者，即孟子所谓礼门也，惟君子能出入是门之义。”他认为：“入是书院者，知贯道之义，则必操存省察，穷理力行，以求贯道乎体用之全，有以脱乎辞章俗学之陋矣。春风楼如是而先生之教不复，圣人之道不明，未之有也。自省则在乎人焉。”他把贯道门和由礼门之区别讲得清清楚楚，通篇贯穿了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
胡居仁还写有《延宾馆记》。延宾馆始建于朱熹，历代均有兴废。成化元年（1455）李龄重修书院后，“好友乐义之士，自公卿至岩穴之贤来游是洞者”络绎不绝，于是李龄出资建延宾馆，以接待四方学者。成化三年（1467）冬天开始施工，四年（1468）初建成。帮助李龄建成延宾馆的有谯赞、推官沈瑛、检校黄恭等。明成化十三年（1477），胡居仁再主白鹿洞，追记其事，以纪念已经去世的江西提学使李龄以及迁调的同知谯赞。文中还记述了成化十五年（1479）参政祁顺与副使钟成、佥事庄恭、知府于秀重兴书院之事以及星子县训导、书院主讲方文昌复加修葺事。记中提到：“潮阳李公龄既新白鹿洞书院，置学田，延师儒，聚英俊，拳拳以德行教，揭朱子学规以示学者，书院既兴……公欲立馆以延宾客，而重用民办，乃谋于宪府及牧伯同寅，恤民旱灾，而蠲其粮税，漕运又拨米以其饥困，至戊子（1468）冬，岁稔民安，乃于农隙兴工，木价、匠工、砖石、灰瓦之资，皆公捐己资，未尝有毫末敛于民……民不告劳。”
枕流
胡居仁到白鹿洞后，深感书院师资不足，有道之师更少，来学士子参差不齐，良莠相处。他为此心急如焚。他撰写了《希贤吟》一诗，以抒发自己的感叹：“颜渊刚且明，己私方可克，曾氏报弘毅，戟兢终易篑。《中庸》首谨独，屋漏无愧惬。集义孟氏贤，浩然气充塞。降自汉唐下，谁能践斯域？河洛程氏兴，焕开千载惑。大哉敬义功，外方并内直。致知务穷理，为我开阃阈。践履极其纯，昭然万世则。晦庵集其全，精微尽剖析。穷理务反躬，万世立人极。我今生何迟，人亡世已隔。因言求其心，抚卷倍警物。道无古今殊，今人何自画。奋此希贤心，勇猛日不息。逸驾虽难攀，驰驱紧鞭策。鹏鹗不易碰，数飞无停翼。敬义两夹持，知行互相益。扩北天理公，去彼人欲贼。彼我皆丈夫，到头奚可择。”表达了对贤师贤士的期待。
胡居仁的心情是矛盾的，但他对白鹿洞书院还是非常眷恋的，他对书院的风景也赋诗以赞。
《咏洞前流水》：“洞前流水洞前流，洞里书生静里修。信是本原无一息，莫将道体更他求。有形可睹无形妙，今日应同昔日游。识得显微元不间（一作问），此心此理日相求。”
《题风雩石》：“五老峰南鹿洞前，和风满袂暮春天。道随日用无他慕，何独当年点也贤。”在书院贯道溪之北有“风雩石”，明嘉靖四十年（1561）江西巡抚蔡克廉根据胡居仁诗意写“吾与点也之意”刻于“风雩石”上。此语出自《论语·先进第十一》孔子与诸生讨论“志向”的问题时说的话。
《枕流石》：“三峡涧头眠巨石，字有枕流留古迹。一枕千年永不移，清流昼夜无时息。”朱熹曾题“枕流”二字于枕流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