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百年校庆之前数月，有位研究生接受了某种校史的写作任务，前来采访，要我谈谈“文化革命”期间的复旦往事。但附带提了一个条件：“领导上说，写‘文化革命’运动，不能涉及政治。”我说：“那场‘文化革命’本来就是政治运动，谈‘文革’而不准涉及政治，就如写复旦校史而不准涉及文化教育一样，从何谈起？”他一定要我谈，我只好撇开这条戒律，谈点实际情况。凡我所说，他皆感惊异，有如听《天方夜谭》，后来我谈到“炮打张春桥”事件，他忽然问道：“张春桥是谁？”这回轮到我惊讶了。时间才过去三十多年，这样一个主宰上海人的命运，而且在全国翻云覆雨，窜至高位的人物，却已被上海的学生所遗忘了。这使我直觉地想起了鲁迅所说的那句话：“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忽然想到（三）》）鲁迅所说的事虽然与现在有些不同，但可见民族健忘症却是渊源有自。
不过转而一想，觉得这也并不奇怪。我们的忌讳实在太多，有许多史事都是避而不谈，不能直书，所以许多人对于实际的历史情况就渐渐地不甚了然起来，同时也丧失了历史研究的兴趣。这种现象是好是坏？说法不一。有人说我们应该向前看，过去的事情何必再提。这种说法，看似姿态很高，但却忘记了一条古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而历史却具有惰性，如不认真加以总结、清算，有些事情难免就会重演。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如果你把历史从门口赶了出去，他就会从窗子再飞进来。我们这个民族，重复性的灾难太多，就是因为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之故。马克思、恩格斯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可见历史科学的重要性。
其实，历代统治者也并非真的不重视历史，史官的设立，私家修史的严禁，就是明证。只是他们并不希望史官如实地纪录历史，而是要求他们依照统治者的利益来编写历史。司马迁违背了这个要求，敢于按照历史事实，对于本朝帝王提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没有为尊者讳，却是写出了刘邦的流氓性，他的《史记》就被称为“谤书”。后代许多史官虽然大抵是隔代修史，不涉及本朝之事，但仍多所避讳和粉饰，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这是正史难以避免的缺点。
这种情况，外国似乎也并不两样。就近世而论，前苏联在斯大林掌权时期，对史书的编写就抓得很紧。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在1934年5月16日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苏联各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的决定》，并指定了各类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组人员；接着，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还联名发表了《对“苏联历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和《对“近代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新的历史教科书当然只能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编写了。特别是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更是以当权者的意志来写史的范本。在我读大学时，这本书是作为政治课的教材使用的，我读了之后，信以为真，以为联共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直到苏共二十大之后，问题逐渐揭露出来，特别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陆续读到一些相关的野史杂记，这才知道历史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由此，我也领悟到“以论带史”说的渊源和流行的原因。如果不是“以论带史”，而是“由史出论”，那么斯大林就不能这样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用以打击别人而垫高自己的历史地位了。
有识之士一向注重历史真相的探寻，而对于官修的正史心存怀疑的。鲁迅早就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忽然想到（四）》）鲁迅所批评的是中国古代的所谓“正史”，显然并不包括那些为了明显的政治目的而编造的史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类，是连“点点的碎影”也看不到，所有的，只是连篇累牍的谎言。
野史杂记的作者不如写“正史”的史官那样专业，史料也不如后者掌握得多，但是在思想上却比较自由，顾忌也比较少，因此也就比较能写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来，虽然所记往往只是所见所闻的一鳞半爪，并不全面，但却比较真实。鲁迅的许多史识，就是从野史杂记中得出的。如在《立斋闲录》、《安龙逸史》里看见明代皇帝的暴虐，从《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里，看到清兵入关后的凶残。有许多东西，是在正史里得不到的。
但野史杂记，也并非完全可靠，并非每本都有参考价值。有的作者受正统观念的束缚，往往也是“非礼勿言”，虽然他阅历丰富，但许多事情却避而不写，没有比正史提供更多的材料；有些人自己纠缠在某些历史事件中，写起回忆文章来，每每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毫无自我批评精神，自然也很难写出历史的真相来；还有些人仅凭道听途说来写作，也就易于以讹传讹，离真实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在“正史”与“野史”这对名目之外，还应该区别出“信史”与“伪史”之不同。
伪史虽然能假某种权势之力，而风行一时，如上面所说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但终究不能久长，到一定时候就会暴露出它的虚假性来。我们所要的是信史，即真实纪录历史事变并从中引出教训的史书。只有这种信史，才于我们的民族国家有益。而且，历史书籍本身，也是要经受历史的检验的。
——发表于2006年2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