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熟人，是中国人无奈之下的选择；相信熟人，就是不相信公事能公办。在这种文化环境里，熟人在原则和制度面前没有红灯只有绿灯，让想公正的人也无法坚持原则，最终只能被同化，因为我们常说一句话：“胳膊肘不能往外拐。”护住自己人，看似合情合理，其实是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性，因为这样让许多人都深感做人之累做人之难，我们偏偏有这样的文化，而且人人都在不自觉中传播这种文化。如果能够追求公平的相处环境，大家都坦坦荡荡，这样都能活得更轻松。
体检报告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优秀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虽历经风雨，却绵延不断、生生不息。
优点不说跑不了，缺点不找不得了。我在大英博物馆参观时，从历史遗迹明显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也看到了民族文化的局限。
陶瓷，是中国艺术的典型代表之一，所以英文CHINA既是中国，又是陶瓷。中国的陶瓷技术由粗到细，最后发展到精致、极致，表现出古代中国人超人的智慧。同时我也发现，中国陶瓷上面刻的大多是花鸟虫鱼，很少有生活场面，而希腊罗马也有古陶瓷，上面刻的都是人们生活的场景。到中国展馆，都是精致的器物，很少看到人物；到希腊罗马展馆，看到的到处是人物雕像和生活壁画。
儒家文化研究了社会伦理秩序以强化封建统治，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如何控制人，对于民众来说是如何做人。这个理论没有建立在人性的需求上，而是把实施措施定在对人性的约束上，丢弃了对人本性的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强调人的生命价值在于社会性。中国传统文化，是由社会价值取向决定个人的行为，很少有独立的个性，就很难激发出社会中每个人的活力。
古代虽提出了民本思想，与现在提出的“以人为本”，有着本质的区别。民本思想，意在巩固政权，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居高临下恩赐于民。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就是做人的文化，而做人是为了社会，不是为了人性的展示。虽然研究人，却很少研究人内在的需求；虽然注重人对社会的贡献，却很少研究社会应该满足人什么；虽然有民本思想，却很少研究怎样实现。而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把人民群众当成社会的主体，尊重人的本性，一切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为了人民。这是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典范。用现代的观念发展传统的文化，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没有这种发展，传统文化只能陈列在博物馆里。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爱人、重视人，却不能理解人、不懂得彰显人性。中国人虽多，却“厚貌深情”，让人看不透，让人感觉神秘，也让中国人都感到做人难。今天提出“以人为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坚持以人为本，就要走出“人管理人、人依附人”的等级人际关系，真正尊重人性，建立民主、平等、尊重、友善的新型人际关系。在中国，只有真正理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让民主和法制建设走向康庄大道。无论处于社会上层或社会底层，每个人必须从心灵深处意识到：由民本思想向以人为本转变，必须让人感受到被尊重，有了认同感，有主人的感觉，才会有文化自觉。
①《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姜义化主编，中华书局，1998年，第40页。
②《谁将继承西方在世界中的主导地位》，汤因比，1994年9月，《思潮》月刊。
文化传播：历史留下的狭隘意识
现实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封建统治者思想禁锢留下的后遗症。
西方人不理解，像中国这样不依靠宗教信仰的国度，是如何凝聚起来的？学者们也在探索，为什么世界四大古文明，只有中国能够传承下去？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被统治者所掌握，并作为教化的工具，让全国民众都接受这种思想，有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民族也就统一了。可是，受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影响，民族健康吗？
现在，孩子要听父母的话，部下要听领导的话，年龄小的听年龄大的话，晚辈听长辈的话。这个服从几乎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现在处理子女与父母的矛盾，似乎只有一个原则：服从。即使父母做错了，子女也不能责怪，否则就是不孝，至少说是对父母不尊重。在父母跟前，不论对错，只有顺从。是非标准，在人际关系面前，完全没有立锥之地。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处理人际关系？
追根溯源
解释这种现象，我们得造一个新词——“官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按其存在形态划分，有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按其地域划分，有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岭南文化等。可以说，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笔财富，也让我们引以为傲。这么丰富的文化内容，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不可能全部领会其实质。古代民众接受的，只是当时封建王朝官方宣传的，经过口口相传、代代承继的东西。这些内容成为遗传到我们身上的文化基因。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人们身上的文化基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儒家文化？法家文化？道家文化？人们常误认为，几千年来封建王朝都推崇的是儒家文化，因而民众身上必然是儒家文化。其实，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普通民众，目不识丁的居多，加上愚民政策，不可能领会到儒家文化的精髓。民间接受的文化，应该是官方推行的儒家文化，与儒家学说有一定的区别，可以称之为“官文化”。
中国不是宗教信仰特别笃定的国家，但是，支撑我们民族的是几千年来的文化信仰。古代信仰的文化，是官方推崇的文化，其内容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兼容了其他流派的有利于统治的文化，其特色是文化、政权、国民教育“三位一体”，靠着政府强力传播，其目的是“御人”，批判者认为是“愚民”。从一定程度上说，“官文化”是中国以传统文化为内容、具有思想统治作用的现实宗教。
信仰是别人替我们思考，“官文化”是通过政权的强制力迫使国民必须接受这样的思考。“官文化”渗透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环节，具有强大的强制力和约束力，所以中国不靠宗教信仰，却能使国人的思想达到高度的统一。
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官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先秦讲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汉代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唐代外道内儒，继续传承古代伦理秩序：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宋明三教合流，八德四规：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忠孝节义。到了近代，维古派认为忠孝仁义，“扶纲常，继往古”。
据此可将中国的人际关系简单归纳为：家庭关系，如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以“顺”为基本原则，体现的是孝道，这是我们常说的“孝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义”为基本原则，体现的是信义，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三结义”，是典型的代表；君臣之间、官民之间以“忠”为原则，体现的是服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很形象的说法。中国的伦理规范：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时，几乎不论对错，只分长幼上下。
中国封建社会能够延续如此之久，与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与准则有着密切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确定了卑之于尊、幼之于老要服从或顺从的原则。“官文化”的实质，是让全国都接受这种思维。这些文化理念，经过代代传承和强化，逐步深入人心，人们就有了服从和顺从的思维，也就有了维护当政者的自觉行为。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才会处于超稳定的状态。
传播途径
现代传播文化的途径很多，例如电视、广播、板报、报纸、网络、文艺节目、会议，等等，可是，我们并没有感到主流文化强烈的冲击波。在古代，信息闭塞，传播的途径少，为什么能让“官文化”入心入脑，融化在血液里？
礼制和科举制度，像两个轮子，一个是民众，一个是知识分子，共同推动着“官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走了几千年。“官文化”的礼制，其作用在于以形式强化内容，最后达到接受统治者的道德培育，按统治者的标准陶冶情操的目的。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成为“官文化”的信奉者和传播的主力军。有了强大的文化推动力，加上儒家文化本身的包容性和现实性，官文化遂得以入心入脑。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无不受该文化的影响。
理解礼制的传播途径，可以从宗教说起。任何宗教，都规定了一定的礼节、节日和定期的仪式。宗教的这些礼仪礼节，目的是通过形式上的东西，使你日日熟悉教义；通过礼仪礼节，使教义逐步入脑入心，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习惯。礼仪，起到固化人们思想的作用。
由此不难理解传统文化，也是通过“礼制”，逐步使人们认可并遵守的。儒家文化成为“官文化”，也制定了很多礼仪礼节。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儒家规定的礼节，比宗教更易操作，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融化在每个人的言谈举止中。用“礼制”来强化儒家文化，更好地为政权服务，以“礼制”达到“人治”。
儒家文化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礼仪礼节之中，如每天早上向公婆献茶问安，久而久之，孝道就成为行为习惯，不怕你不信奉。中国的大礼是跪拜之礼，男儿膝下有黄金，一般是不能下跪的，但是君臣之间、臣民之间、父子之间，在一定的场合，是必须下跪的。有了这样的礼仪，再愚钝之人，也知道了应该孝敬谁、服从谁。
科举制度成为传播“官文化”的另一重要渠道。古代只有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为了控制他们，封建王朝就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让知识分子把功用到读书上，史称“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以官方选定的儒家经典为教材。
科举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通过科举制度，把不好统治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也统一到服从上。让知识分子参加科举制度的另一个作用，是让这些读书人作为“官文化”的传播者。“学而优则仕”，有了“当官”这个吸引力，让天下知识分子有了努力的方向，也营造了尊重“官文化”的社会氛围。
在社会稀缺资源追逐过程中，失败者自然会有一种挫折感，而科举制度却有着一种可以称为“自我消解挫折感”的功能。这是因为，每次科举取士虽然只有少数幸运者获得功名，但由于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这样，它就为每一个失败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而只要存在着这种机会与希望，个别的科场失意人固然可能成为现存秩序的反叛者，但群体性的社会不满就不会凝结起来，而且不会形成对现存秩序的巨大反抗性的政治参与压力。
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分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的“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现如今需要形成新的“礼制”，作为现代文化传播的载体。如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也是现代道德的重要内容，要将之发扬光大，可以把社区内独居老人的需求向社区公告，发动社区居民义务奉献；可以规范见了老人后行“见面礼”，比如微笑、问好，让老人感到社会的尊重。日本人学习了中国儒家文化，人与人之间见面后都会深鞠躬后说：“嗨！请多多关照。”我们为什么不能将需要传播的价值观融到平常的礼节中呢？还有不少农村把“好媳妇评比”制度化，让人们意识到孝敬公婆是一种美德。这样久而久之，敬老爱老就会蔚然成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文化传统就会被传承。再如强化共产党员的宗旨意识，凡是党员，必须佩戴标有党徽和“为人民服务”字样的胸牌或徽章，这是在向人们宣布：我是共产党员，我的最高信仰是为人民服务。每天戴着、看着，不断地提醒着党的宗旨是什么。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最喜欢佩戴的是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毛主席像章。他说：这样可以天天提醒自己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不是过时的形式，这样做总比某些领导干部挂观音像祈求保佑强吧。
现在要求党员干部讲学习，很难落到实处，关键是在酒桌上的时间多了，留在书房的时间少了。在酒桌上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困在书房就会感到寂寞。试想嘴上常说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你根本不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保持一致？新时期，应该由科举选人到制度选人，推行岗位条件标准化，即将每个岗位需要的理论和技能固定下来，进行岗位标准化设计。想得到这个岗位，就需要通过极其严格的考试获得道德资格认证，否则就别想晋升。可能有人会说，会考试不一定能做到。如果连这些知识都不知道，不更难做到吗？
历史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