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试图构建一个仁爱的社会，也希望每个人通过修养能够达到仁爱的境界。仁爱的内涵就是宽厚、仁慈、关心、爱护、同情心、怜悯心，仁爱的外延就是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人人都有了仁爱思想，社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仁爱思想植于人心。
时至今日，生于斯，长于斯，自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要让其成为行为规范，需要通过一定形式，使其发扬光大。人们身上遗传的文化基因，毕竟不是通过身体与生俱来的，主要靠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一代一代地传承，这就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
现在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学习了西方文化，合理运用西方市场经济管理方式，但是却忽视了自己的东西，有些人几乎达到了言必称市场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才指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现在引进了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这个理论是与西方的个人价值观相联系的。而传统文化是集体价值观，如何将之与市场经济相融合，需要用理论去解决，否则也会走弯路。如果引进了市场经济，丢掉了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没有了民族的东西，众志成城就成为空话，也会失去竞争力。
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是总结了历史教训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让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选择的方向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理论来源于西方，社会环境不一样，照搬照抄肯定行不通，模仿计划经济模式已经有了教训，所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如果不区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核心价值观就没有了根基。
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偏离方向的发展，就会让我们走向歧途。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目标。“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发出了这样的铮铮誓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的态度是一贯的，鲜明的。2011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上再次鲜明强调，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解决市场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社会价值观冲突的根本途径，是在实践中回答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词是社会主义，目标是共同富裕，中国特色意味着吸收西方的和传统的合理内核，创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的民族的模式。认准了方向，就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政策上体现出来，让人们感受到所讲的与实际的是一个样。因为文化虽然有着独立发展的轨迹，但归根到底，仍取决于政治经济基础。如果在路线、方针、政策上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的特点，然后还要推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人们就不会相信，从而造成信仰缺失。
由此我们可以说：让人们遵守社会主义道德，需要向全国人民指明一个令人信服的方向，使其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的精神支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共同理想。只有务实地去实现这个理想，才会增强民众对核心价值的信任。如果只为发展而发展，忘记了社会理想，当富人为所欲为，穷人满腔怒火的时候，我们的一切努力终将化为乌有。
病因之四
马列主义的手电筒照人不照己，让道德成为镜中花。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应该传承的东西很多。但是，仅就儒家文化而论，其精髓是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做人之要，首先是加强个人修养。我认为，加强自我修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修身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做到慎独。
《中庸》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君子戒慎恐惧自己有什么状况没有看见与听见，内在的盲点常会在阴暗处更鲜活，细微处更显著，因此君子更要慎重承担自己具有独立性的生命，不要怀着攀附心态而自毁自弃。“慎独”是我国古代儒家创造出来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最先见于《礼记·大学》和《礼记·中庸》。
慎独是一种情操，慎独是一种修养，慎独是一种自律，慎独是一种坦荡。慎独，现在的意思是，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这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评定一个人道德水准的关键性环节。
看来，要改变社会主义道德成为镜中花的现状，需要重拾传统文化，强化自我修养。如果大家都提高了自我修养，做到了慎独，何愁道德不回归呢。如何才能做到慎独呢？在一次出国的路上，偶有心得。
我的烟瘾很大。每次到国外的时候，都会遇到抽烟不便的问题。在公共场合，再受不了也能忍住，因为有众人的眼光盯着，内心就会克制。可是，到了自己的房间会怎么样呢？
我在瑞典访问期间，每次在房间里都会看到这样的提示：Smoking in your room will incur a charge of SEK1500，意思是说，如果在你的房间里抽烟，将被罚1500克朗。可是，我老是想，在房间内肯定不会安摄像头，因为这是私人空间，我抽烟了，收拾干净，他们会发现？于是，忍不住的时候，就偷偷地抽了。当时想，要做到慎独真是困难，怎样才能做到慎独呢？
是非标准在心中，是慎独的前提。年龄大的会记得，过去可以与表姐妹结婚，称为“亲上加亲”，现在五代之内的血亲不能结婚，法定禁止近亲结婚，这就给人们一个是非标准，如果与近亲发生了性关系，属于乱伦。我们试想，在这种绝对是非标准下，即使你有机会与表姐表妹深夜独处一室，甚至独睡在一张床上，内心也不会有非分之想，因为你觉得乱伦是非人所为。同样的环境，与其他异性在一起，你就有可能控制不住内心燃烧的欲望，因为你觉得虽非道德允许，但这个是非标准没有达到绝对不允许的程度，即使做了也无所谓，有时候会放纵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慎独是困难的。正如抽烟，在自己房间里抽了，对别人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别人又不知道，干吗不抽呢？
要想做到慎独，还需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正如抽烟，你平常就没有这个不良嗜好，在自己的房间自然不会抽了。我到芬兰赫尔辛基城堡参观时，适逢当地居民举办上千人的音乐会。我惊奇地发现，每个人走时，都把自己吃过东西的包装袋、喝过的饮料瓶以及其他垃圾收拾得一干二净。上千人的音乐会结束后，草坪上竟是干干净净。人们这种自觉的行为习惯，保证了环境的整洁。让当代人解说柳下惠“坐怀不乱”：有人说他生理有了问题，他才能够坐怀不乱，因为本性的需求，正常人都难控制；当代年轻人说他是伪君子，内心里汹涌澎湃，却装好人；还有人说是古代人弄错了，是“坐槐不乱”，意指坐在槐树下不乱，而不是妇女坐在他怀里。我觉得这些解释，是为自己不遵守传统道德找借口。“坐怀不乱”是能够做到的，只要脑子里有传统道德这根弦，养成了从不拈花惹草的行为习惯，有什么可乱的呢？如果习惯了拈花惹草，就会为自己找借口，多做一次又何妨？
践行道德对自我的要求是：有强烈的是非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就能做到慎独，有了慎独人生就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文化变异：咋就不愿分清是非
潜规则是不成文的行为准则，人情是无奈接受社会交往的原则，这些排斥着威严的法律和刚性的制度。
中国人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搞好人际关系不讲原则是不是好人？不敢直言相谏的是不是好人？如果一个国家自上而下，都当了老好人，党纪国法谁去维护？人亡政息了，还有人说你是好人吗？都成了好人，意味着一个民族再也没有了是非观，行政过程中再也没有了原则，大家视党纪国法如儿戏。如果真的变成了这样，实在是太可怕了。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心中的是非标准
《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叶公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会出来指证他。孔子说：我的家乡不是这样的，父亲犯了罪，儿子会代他隐瞒；儿子犯了罪，父亲会代他隐瞒，（人）率真的本性就体现在这相互隐瞒之中。这就是著名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且不说叶公与孔子孰对孰错，二者结论不同，是因为看问题的视角不一样：叶公从爱他人的角度，对儿子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举报父亲给予赞赏；孔子从爱亲人的角度，认为父子相互隐瞒是人性的表现，无可厚非。
儒家的仁爱思想，出发点是亲亲，对自己的父母兄弟付出爱，然后拓展到爱亲朋好友、爱民众，最后到爱物，即爱自然。这实际上是为了构建宗法社会。由于儒家文化倡导首先爱自己的家人。受这种文化的影响，中国人通常为了自己的家庭，特别是为自己的子女活着，心中很少想着自己，没有个体。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违法犯罪。
由于走不出狭隘的亲情，出现了很独特的现象：儒家文化很崇尚群体。《荀子·王制》云：“（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正是由于儒家文化重群体，所以才十分重视群体社会秩序的构建。民族的思维里基本上是以集体为中心去思考问题，而不是从个体需求角度上去思考问题，这与西方个体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但是，中国又出现了“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说明了中国人缺乏合作意识。由于我们的群体以“熟人群体”为先，所以中国人缺乏与“外人”合作的意识。
受此影响，中国经营企业比较注重请家族成员、朋友来管理，有个小发明是祖传秘方，决不能让外人学会。这种狭隘性，影响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专利发明的转让普及。如公司上市了，本应属于包括买股票人在内的所有股东的公司，但在实际控制人心中，公司仍是他的，股东只是为他集资而已，什么股东大会，走走形式罢了，形同虚设，这是对《公司法》的挑战。
在封建社会，构建亲亲社会是合理的。生活在农耕时代，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家庭成员既是自己的亲人，又是生产的合作伙伴。可是，在现代社会大生产时代，合作者变成了与己毫无亲情的人，再延续着这种观念就显得不合时宜了。由于每个人还或多或少受儒家“小爱”思想的影响，缺乏大爱精神，衡量是非的标准局限于对“自己”的好坏，而不是着眼于社会的公平正义。
毛泽东同志以博大的胸怀，把中国狭隘的族群“小爱”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大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个贡献是很大的。在延安的时候，一个西方记者反复追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宗教。毛泽东同志答复这位记者：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宗教的话，它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教。他一生实践着如何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号召学习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让人民群众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政党，坚定不移地为人民大众谋幸福，是共产党的信仰。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有地种；发展工业，让工人有活干，还成了主人；当走了弯路后，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实行了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共产党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为民族和人民的兴旺发达。有了这样的视角，为人民谋福利就是正确的，所以倡导的是非标准是大公无私。
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事物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如“打土豪分田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这是正确的；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看，侵犯了别人私人财产。如果人们心中只装着“小爱”，没有对社会的“大爱”，心中自然没有是非标准。
摆脱“家文化”的束缚，走出狭隘的亲情，是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亲情凝聚的国家，正是由于你连我，我连你，才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可是，我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农耕时代，宗法观念已经成为当代推进基层民主的阻碍力量，可仍在坚守，或在不自觉地坚守。亲情破坏了现代公平原则，就会动摇爱国爱社会的基础。留下亲情，抛弃俗情，是现代社会应该发出的呐喊。
传统文化告诉我们：群体的理念，已经渗透到了现在每个人的血液里，集体主义精神是这个理念的传承。但是，如果集体仅局限于熟人群体，就会成为推进现代社会公平的阻碍。留住亲情，走出宗族，从小爱走向大爱，才能让民族的胸怀更宽广。
交往中的原则
儒家讲爱亲人之后，就是爱朋友、熟人。与人交往的感情有亲有疏，爱的程度有深有浅本是正常的。但是，把爱蔓延成庸俗的人情，并破坏着社会的公平，就不是真正的爱了。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