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进入文景时代，专制皇朝的各种基因渐渐形成，孝女缇萦成功救父的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汉文帝废除的连坐制为什么能源远流长？汉察举、以孝治天下、重农抑商、大赦天下等是皇权社会中习以为常的制度，这些制度为什么能够形成？它们背后有哪些尘封的秘密？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汉文帝活着的时候，是中国人活得不太累的几个幸福时光之一。从文帝的行止看，他对自己约束得比较严，平时勤俭节约，能省就省，很少找别人麻烦。对人能放一马就放一马，讲人性，通人伦，有人味，很少板着脸喊打喊杀。愿意与民同乐，与民休息，天下在他手上变得很平和、很和谐。文帝成为皇帝楷模，应该不是宣传工具的功劳，有很多可以坐实的光辉事迹，作为佐证。
那时候，在山东地区，有个医生叫淳于意，专治疑难杂症，十里八乡的百姓都来找他看病，名气很大。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他与神医扁鹊是一个档次的专家。救人多了，他的好名声积累得足够广，被官府吸纳过来，做了齐国的太仓长，就是保管仓库的主任，从此，大家也习惯上称他为“仓公”。
汉文帝四年期间，有人上书告发淳于意，说他受贿。因为做过政府的官，按规定，受罚时，人要带到长安。淳于意有五个女儿，没儿子。女儿们见老爹被抓走，跟着囚车哭哭啼啼，这也是人之常情。按说，神医应该很感慨，表一下离别情，洒两滴痛惜泪。不过，他没有，而是对着几个女儿怒斥道：“生女儿不生儿子，危急时，没有可以顶杠的啊。”一脸很悲愤的样子。
这话确实太伤人了。他的一个女儿叫缇萦，很悲伤，但不服气。直接陪着囚车，一路西行，到了长安，亲自给皇帝上书，说：“我的父亲做官吏，齐国的人都说他清廉正直，是个好人，也是个好官。如今犯法应当获罪受刑。我为死的人不能复生而感到悲痛，而受刑的人不能再改过，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舍身做官府中的女仆，来赎去父亲的罪过。”皇帝看到后，很感动，那根柔弱的神经被深深地拨动。
文帝为此专门下发诏书，他说：“虽然国家设立了几种肉刑，已经够狠了，但坏人还是经常冒出来，以身试法。这说明我当这个皇帝，目前德行还不够，对百姓的教化也还不到位，我很惭愧。百姓虽然犯错，但如果是国家没有好好教育的原因，不分青红皂白，就加以刑罚，这合适吗？如果人家已经立志改恶从善呢？我其实对这种暗自发誓变好人的人，是怜而惜之的。对这种人还施加肉刑，让人家从此缺胳膊少腿，终身痛苦。那些作为百姓父母的恺悌君子，看到这种情形，会好受吗？好意思好受吗？”后来，文帝废除了很多肉刑，这一有利于罪犯们身心健康的事情，让文帝赚足了好皇帝的名头，并作为一项重要而闪亮的德政，被流传下来。
一般认为，皇帝制度是一个吹毛利刃的好刀。用在心眼儿不太好的人手上，这把刀就成了凶器，刀光闪闪下，大量的“屈死的鬼”会应运而生。相反，心地良善之辈有幸握上一把，这把刀就变成斩厉鬼的兵刃，一刀下去，扫荡宇内，天下从此清静。以前，平头百姓没法换把刀试试，只能盼望好人用好刀。虽然经常被逼着（个别人是自愿和上赶着的）为皇帝们打磨刀刃，而内心的真实想法却是，“自己可千万别被用于试刀”。从缇萦救父这个事件上看，文帝使着这把刀，让人确实放心，是大家的福气。
沿着这个思路，传统观点认为，皇帝是个好人，这是缇萦成功救父的源头。很多人希望以后的皇帝们，都向文帝学习。在他们看来，文帝时期的德政样样红、样样好，让人高山仰止。在缇萦救父过程中，文帝体现出宽仁的品格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做到了不矫饰、不诿过、重教化、轻刑罚，这些都是皇宫里稀有的东西，更值得各类皇帝原封不动地拿来应用。可是，我们知道，文帝始终是特例，后世的皇帝没几个真心实意地学他。即使学了，也是学个皮毛；或者昨天学了，今天不学；或者别人让学，就学两下，没人督促，就算了。被骗久了，大家也都清楚了，对握刀的人，如果没有人管着，不让他去嗜血吃肉，只吃蔬菜和大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以后，大家即使规劝皇帝，拿文帝说事，也就是起个由头，谁都不太当真了。
难道当个好一点的皇帝，把自己锁在深宫，不扰民，不闹事，就真的是很难吗？真的不知道当坏人会挨骂吗？如果当好皇帝，真的是不可能的话，反过来，我们就有必要细究一下，是不是有别的原因，才导致文帝成为不世出的好人、好皇帝。
文帝即位的时候，天下还未完全从秦末战争的旋涡里走出来。死的人太多，还没来得及补齐。人少地多，大量田亩被抛荒，白给都没人要，要了也没工夫好好侍弄。物质很匮乏，百姓中感到生活富足的比较少，觉得活着不易的占多数。国家贫弱得很带样儿，任谁都能看得出。北边的匈奴，经常不老实，自己没吃没穿时，就提兵来索，不给就打，打了继续要。南边的南越王和中央若即若离，不痛快时，也敢寇边犯境。
对外面的坏蛋们，文帝尽量虚与委蛇，愿意低头做人，能忽悠就忽悠，也不在乎多掏俩钱、送个把美女，买个平安，国防上基本上保持相对安宁。对内而言，文帝尊崇黄老之术，也就是“无为而治”，国家尽量少掺和老百姓的事。比如，考虑到老百姓也很忙，减少百姓服劳役的时间和频率，保证大家有足够的劲头，用于种粮食、生孩子。把赋税降到“三十税一”的水平，就是要把财富藏于民间，鼓励生产的积极性。对商业贸易，也不再鄙视，对商人发财致富，也不眼红，主动废弃通关文书等烦琐手续，促进货物流通。对以前由国家独占的山河湖泽等国有资产，国家也不再吝啬，主动拿出来和老百姓分享。最关键的是，皇帝有事愿意和百姓商量。文帝多次下诏，鼓励大家对国家政事发表言论。说错了，皇帝不介意，说对了，还给好处，完全摒弃了“皇帝屁股摸不得，摸了就咬人”的霸道作风。所以，缇萦的上书才能到了皇帝手上。那时，虽然大家一个比一个穷，国家也不富裕，但从上到下，大家的心情普遍还是比较平顺的，至少没有感到太憋屈，行动上也很少窝里斗和穷折腾。至今想起来，还让我们向往不已。
大家看出来了吧，文帝时期，皇帝非常需要安定团结，保护生产力，积累财富。非常需要能干活的劳动人民，精神振作、勤恳工作的人民更加珍贵。为此，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要有利于经济增长，即使对市场经济，也不再像秦朝时候那么不信任，而是拿出了鼓励的姿态。淳于意这种专业技能强的人，能干活，业绩佳，即使犯点错，国家惩处时，下手也愿意轻点。让他保持劳动能力，对他而言，对国家而言，是件双赢的好事。同样道理，文帝更不会同意，一个人犯罪，株连一大批人，在即位之初，他就废止了连坐法。对于往脸上刺字之类的刑罚，尽管不伤害劳动能力，但伤害人的情感，让人不快乐，降低了工作效率，文帝当然也愿意废止。到了汉文帝十三年，国家就废除了墨（往脸上刺字）、劓（割鼻子）、剕（砍手足）、宫（这个不用解释了吧）四种肉刑。当然，都是以文帝爱惜百姓的名义废掉的。
不过，在后世，因为很多皇帝没有掉到文帝掉进的坑里，没有严酷的压力，皇帝经常忍不住肆无忌惮起来，这些刑罚也都陆续复活了。特别是，随着科技进步，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凌迟”这种刑罚，成功太监刘瑾、失败英雄袁崇焕等大人物和无数以身试法的蒙昧小民，都曾亲身体验过。完成这种刑罚，需要对犯人行刑3600刀，之后，还让人家活着，保持痛感，最后留下一副完美的人体骨架，堪称集残酷刑罚之大成。从五代以后，一直到明清，不管皇帝自信还是不自信，从未舍得把这种刑罚废了。
现在大家是否觉得，不是实在没办法，谁愿意当好皇帝？如果是的话，这说明，以前用舆论和道德的大棒，残酷地逼着有条件、有意愿做坏皇帝的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是很不厚道而违反人性的。以后，大家应该可怜皇帝们，别再跟着道德家们瞎起哄。如果还不信，你就选一个国富民安、吃喝不愁的时代，当个皇帝试试，看一看，死的时候，能不能躲过大家的口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