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血腥的战争中走出来后,汉朝的皇帝们名义上是天下的共主,但皇帝的意志和命令实际上并不能在全国通行,一些诸侯王从开始就对皇帝极度不信任,总觉得皇帝整天在憋着坏心眼儿,想把自己嘴里的好东西抠出来。大家都知道,诸侯王们的怀疑和担心并不是无中生有。比如,实践表明,刘邦就以各种借口,消灭了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用不太要脸的方式,把以前说好的地盘,重新拿过来。然后,刘邦拉着大家共同发誓,以后只有姓刘的皇族才能封王,只有立军功的人才能封侯,谁敢不同意、不满意,且违反这个誓约,大家都可以打他(如果愿意的话)。从此以后,从道义和法理上讲,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比如,嫉妒和看不惯),揍这种人,不犯法,不缺德。那时候,大家思路很乱。在长安坐在金銮宝殿上的那个人,不管他是谁,时刻觉得诸侯王们都是捣乱分子,哪怕是自己的亲叔伯堂兄弟,哪怕是和自己共享一个爹。而在地方上的诸侯王们,也不傻,对此是门清得很。
以后,虽然被封王的刘氏子孙都有着血缘关系,有着一个祖宗,按说大家应该都消停了,从此手拉手过上其乐融融的好日子,地方上诸侯王们一起维护在中央坐龙椅的那个刘姓子孙,中央的皇帝以老大的姿态关心和爱护这些诸侯王的福祉和幸福。但正因为大家都姓“刘”,都感觉自己掌控天下也很合法,也很合理,这些刘氏的孙子对中央的态度并不是大家主观认为的那样,始终能够真心实意地拥护,死心塌地地跟随。吕后驾崩后,齐国来的诸侯王就以极大的主人翁精神,投入诛杀吕氏集团的战斗中,这当然是让已经变鬼成魔的刘邦欣慰的,但杀完吕氏宗族之后,这些立功的刘氏子孙就很自觉地表达出要在长安城长居不走的意思。而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觉得他们实在太彪悍,撺掇他们搞窝里斗还很好使,但这种人一旦称帝,还指不定会闹出多少让大家提心吊胆的事,功臣集团当然不会答应。从这点看,刘氏诸侯王们确实是时刻准备翻身做主人的一群人,是那时和谐社会的定时炸弹,一不留神,这些人就要爆炸。
文帝即位后,如何处理与这些王爷的关系,如何让王爷们既老实又听话,真心实意地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是一个让皇帝头疼的问题。汉中央里的能人贾谊看出来了,他告诉皇帝,虽然这些诸侯王还很乖,表面上很恭顺,是因为他们都还小,没发育好,但“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到那时,想天下大治,就是皇帝变成尧舜这样的帝王,也是没啥用的。而要想真正长治久安,就是让这些有能力找事的诸侯王,变得很弱小,最后都变成有贼心没贼胆的货色,这样看,应该“众建诸侯”。
贾谊的意思很明确,如果天下是块大奶酪的话,在一定时期内,奶酪的大小不变化,那么参与分这块奶酪的人越多,每个人得到的奶酪就越少,也就意味着参加分配的人实力就越小。如果这样的话,皇帝再拿着刀分奶酪,即使有人不满意,说皇帝偏心,光想着自己拿大份,让别人拿的奶酪都不够塞牙缝的。但是,因为这些人地盘小,实力弱,一旦表达不满,皇帝给小鞋穿,根本就没能力反手一击,甚至龇牙咧嘴的表情都不敢显露,只能干瞪眼,没咒念。文帝听了觉得很在理,落实了贾谊的建议,比如,把齐国砍成六块,把淮南国劈成了三份。
不过,把火腿肠砍成数段,这一段段的火腿肠还是火腿肠,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在汉朝的封建制度下,诸侯王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和皇帝的权力是一样一样的。尽管汉朝为了防止诸侯王们“上房揭瓦”,干出太出格的事,也为他们送去了辅佐施政的国相,但这些人一般都是外乡人,身份是中央派来的特务和眼线,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这些国相是“死心眼儿”,对诸侯王们指手画脚,严格按照汉中央的指示办事,对诸侯王们的不守规矩的行为追着不放,且下手太狠,诸侯王们也会明里暗里使绊子,甚至放黑枪,把他撂倒后,还要设置现场,布置出他被好人报复,或者自己吃错药死了的假象。如果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安逸,这些国相对诸侯王们温柔,假装自己眼瞎,皇帝也不会饶他们,往死里整他们,也不是不可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些心眼儿坏、脸皮厚的诸侯王不但不觉得皇帝在杀鸡吓猴,还会在旁边抱肩、跷腿看笑话。实践表明,这种往诸侯国里掺沙子的做法,除了让大家堵心,真正起到的作用很有限,不做也罢。
汉初的政治架构实际上是半封建、半专制。皇帝当然想搞彻底的独裁、专制,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始终是让他恶心的苍蝇,或者是让自己肚子疼的蛔虫,不除去,总是不好受。从方便搞专制的角度看,皇帝其实喜欢的是郡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那些在地方上当县令和郡守的人,都是皇帝按照一定标准选拔上来的人,这些人手中的权力也是皇帝亲手给的。在制度构建上,县令和郡守受到中央的直接控制,皇帝派个检查工作的官员(那时候叫刺史)来到这些人地盘上视察,这些人也都是跪接、跪送,如见圣颜,比见亲爹还亲,比见神鬼还惧。皇帝还用虎符这种东西,遥控郡县地盘上的军队,任何图谋不轨的行为一旦被风吹到长安,皇帝拿出一根指头一戳,这些人立马就彻底完蛋。更关键的是,这些人既不是皇亲,更不是国戚,一旦有一天不好好干活,甚至动心思想搞独立王国,皇帝不答应还在其次,老百姓也会觉得你算老几,也敢消极怠工、称王称霸,俺们都没想过,还在当着低眉顺眼的良民呢,仅仅出于嫉妒、不忿,这些不老实的郡守和县令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更何况,这些县令和郡守自己出身一般都很“白丁”,正常情况下,很少想着从“走狗”变成“牵狗的”。对他们而言,能得到皇帝的宠爱,得到皇权的安抚,就是自己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如果最后能搏一个封妻荫子的下场,这些人感动得为皇帝去死的心都有了。
可惜,汉景帝即位后,其老师晁错是个暴脾气,而皇帝也是“一根筋”。在消除诸侯国、推行郡县制的改革大方向上,晁错唆使皇帝赤裸裸地颁布“削藩令”,使出了直奔出题的笨招,出招如此生猛,谁吃了这样的果子都不容易消化掉。诸侯王们消化不了的后果是,闹出了“七国之乱”这只硕大无朋的“幺蛾子”,差点把汉帝国掀翻在地。汉景帝的削藩计划虽然失败了,但也是有价值的,最起码为汉武帝的成功积累了失败的教训。
在武帝时期,曾经受过儒家、法家和术家等多学科训练的主父偃为皇帝提出了一个叫“推恩令”的削藩策略。大家都知道,这个策略的做法就是,打破各个诸侯国长子继承王爵的铁律,诸侯王的儿子们都可以继承诸侯国内的一片土地,但这些非长子继承的地盘只能是侯国。而侯国和王国在基因构造上是存在本质区别的,按照汉朝制度的规定,侯国要归郡守管理,也就是说,非长子继承的侯国实际上要归中央直接管理的。侯国们因为对地方没什么管辖权力,没钱没粮,没人追随,造反连想都不用想了。
当然,这个制度的核心还不在此,而在于如何为王爷们的儿子分家产和地盘。“推恩令”提出,对诸侯国如何分、分不分、分多少,诸侯国的君主自己看着办,只要诸侯国提出方案,皇帝就批。与文帝时期相比,皇帝并不直接出手分割诸侯侯国。主父偃打着儒家所主张的孝悌理论,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削藩,对此谁都不好意思公开反驳。他长期修炼术家理论,精准地把握了人心中最隐秘的自私本性,知道兄弟之间为了绿豆大点的利益都会打得鸡飞狗跳、狗血喷头,更何况是分家这种大事,继承王业的老大一定会在弟弟们的压力下,主动出手分割自己的王国,否则弟弟们不答应。如果老大死顶着不干,弟弟们马上就会去都城上访。当然,弟弟们也不傻,不会说老大不厚道,想吃独食,让中央帮着他们抢,而是说老大不爱兄弟,没有当长兄的样儿,父亲尸骨未寒,弟弟们就衣食无着、度日如年了(这是相对于老大而言,不是相对于老百姓的),这样的人不配做一个诸侯国的表率。顺便表达一下老大有不臣之心,中央自然会顺水推舟,拉下脸,下个敕令,没效果的话,中央军肯定会做出准备杀过去的姿态。实践表明,还真没有哪个不识时务的王国敢顶着“推恩令”就是不执行的。
一般而言,诸侯国的国王们有钱、有实力、有精力,娶老婆很多,生的孩子也很多,据说,中山靖王刘胜就生了100多个儿子。如果这些儿子和儿子的儿子们都被封侯的话,大家一定会被一个个地封成乡侯、亭侯,当个县侯想都不要想。依此类推,他的孙子们最后都应该变成土里刨食的老百姓。这样看,他的后代刘备(如果刘备没瞎掰、乱攀祖宗的话)从小卖草鞋求生,自力更生打天下,也就很合情合理了。因此,从实际效果上看,“推恩令”确实不错,很多小王国和侯国很快涌现出来。这些王爷和侯爷即使有想法搞串联造反,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这种联合做事的成本如此之高,每个人的收益却很小,让人想想都泄气。
削藩大政顺利实行,郡县制度真正成为汉帝国版图上主流的行政管理制度,面对那些谨守皇令的郡守、县令,汉武帝和他之后的皇帝们可以安安心心地搞起专制独裁了。搞独裁自然离不开申不害、韩非主张的以术治国的套路,可是这时候,大家即使都看出来了,觉得被皇帝忽悠,很不舒服,但也没几个人敢反抗,甚至出来说几句怪话、发几句牢骚都没胆。大家往往还会非常配合地做些皇帝喜欢看到的表演,特别是帮助皇帝运用儒家提出的那些让老百姓听起来很入耳、很在理、很贴心的说法,把术家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包裹起来,使皇帝在牧民施政过程中把权术耍得更艺术、更玄妙。
在皇帝支持、官僚配合的大好局面下,中国政治从此走上了“儒术融合、阳儒阴术”的新时代。因为在战国时期,术家也曾钻到法家壳里示人,比如,商鞅和韩非实际上遵从的以术为主、以法为辅的治国理念,但他们都叫嚣着以法治国,所以,后世也说中国从此进入了“儒法融合、阳儒阴法”的时代。“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们因此没少骂法家净干些为虎作伥、祸国殃民、贻害千年的坏事。说实在的,纯的法家主张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不会同意皇帝随着自己的兴致胡来。法家在近代被大家群殴,显得很无辜。不过,即使法家感到很憋屈,也没什么办法。术家这种东西因为是皇帝们的最爱,也一直以来把儒家当衣服穿,想想孔子、孟子这些顶级圣人都被术家把玩了两千多年,法家们其实在心理上也应该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