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手擎太阳镇中建雕塑
毛贼偷花菇灌河兴产业
春亭是在4月底离开灌河的，直到次年3月份，县委才安排邓中坤来接任镇长。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只得书记、镇长“一肩挑”了。一肩挑有一肩挑的好处，一是并不觉得更忙一些，二是独断专行、随心所欲时就没有了顾忌，不必要再做党政两个正职商量来商量去那种官样文章。“一肩挑”时，确实能够体现出党政领导团结得无比坚强。
当头头的，干工作有时就像“猴子掰玉米”，夹着了这一个，把另一个给丢掉。灌河中学已经建成，我就没有再考虑还有什么善后的工作要做。一天，已经退休的老镇长周礼让和本地教育界德高望重的林恒昌老师几个人，又来找我。
一见他们到来，我心里说，八成又是灌河中学的破事儿，脸上就有点烦。果然，“大炮”周镇长说：“贺书记，你曾经答应过，灌河中学建好以后，要刻石碑留念，好给集资的社会贤达、人民群众一个交代。这一年多了，你再也不提这事，我们有点着急，要是不办这件事情，你就是调走了，我也抱着你的腰，不叫你走！”我一想，是有这么一回事儿，看来不能再拖了，应该办一下。就让他们几个与教办室田万春主任一道拿方案，搞预算。
不几天，他们一群人就要求汇报，我就召集几个副书记和副镇长鲁新慧听一下。不听则已，一听觉得一无是处。他们要在学校院子的正当中立上一块巨大的石碑，把所有参与集资的人员及数额都刻上去。
我想一想，这不是墓地，又不是寺院，也不是道教圣地；集资人不是谁的后代，又不是善男信女，也不是为了烧香还愿。所以在学校院子里立一块石碑实在不伦不类，把青少年茁壮成长的地方搞得阴森森的，有点大煞风景。我说，咱们不能这么办，是否把捐资的人员按照贡献大小，分别刻在一块块小石板上，镶嵌在院墙周围？
大家讨论了以后，觉得还可行，只是不太醒目。一说醒目，我计上心来，认真地思索了一番，下了话：“这样办，我们就在学校中心处，建一个标志性的雕塑。最下边，搞一个五花瓣花坛，像征祖国的花朵；花坛的中心处建一个四面体，象征着四个管理区的人民群众，四面体周边贴上红色大理石刻，前面刻一个集资重建灌河中学的由来、意义类的碑文，另三面就刻成捐资人的名单，万元以上的占东面，千元以上的占西面，其余放在后边。四面体的上方搞一双大手，大手托起一个鲜红的太阳，用这个雕塑寓意我们全镇的父老乡亲、社会贤达用双手托起明天的太阳。有了太阳，下边的五花瓣则象征我们的孩子向阳茁壮成长。”
老实说，这个构思太直白了，没有什么奇巧之处，可大家仍然叫绝，又建议把旗杆座建在花坛前边，每周在这里搞一个升旗仪式。这样一来，可以把爱国主义教育和纪念建校的功臣们紧密结合起来。我点头说：“行，不错，不错。”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他们几个人和教办室几个秀才把碑文起草以后，报给我审阅，我一看那些半文半白的、没有一点现代气息的狗屁文章就来气，毫不客气地给“枪毙”了，亲自写了一个碑文，交给那个小镇书法家林老师：“书丹去吧。”
落成以后，算了一下花费，用了差不多四万元，心里确实有点疼。因为，让那几个老头子跑到鸭阳，沿门托钵，一个多月才集了四万多元，一下子全部用在这个雕塑上了，怎不叫人心疼？后来想想，搞这个东西的社会意义还是大于经济价值，心疼这点钱有点小家子气，也就没有把这个意思顺嘴捅给这几个古道热肠的老同志。
经过他们紧张筹备，又选了“黄道吉日”，以镇党委政府的名义发出请柬，把老灌河中学的学生、集资的带头人，北京的大画家梵清、云南省政协的副主席康廉和范城县第一任县长、鸭阳市政府退下来的副专员章世龙、武汉的省级离休老干部舒澧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一个个请了回来，搞了一个隆重的揭幕典礼。
这一伙老先生看到新的灌河中学，返老还童，热情洋溢，追思过去，遥想未来，心潮澎湃，禁不住书情大发，诗情大发，讲情大发，纷纷留字、留诗、留影，搞得热热闹闹。他们的自我感觉肯定是功德无量。毫无疑问，在充分肯定我的“巨大功劳”时，就更能肯定他们的至仁至善之举。于是我这个一把手，就成了大家的第一个吹捧对象。
揭幕时，我讲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振兴灌河，教育为本；支柱产业，教育为本。不关心教育事业的领导不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不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群众也是一个糊涂的群众。我们一定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发展我们镇的教育事业”等一大篇云山雾罩的大话。在向大家发表玄妙、空泛的讲话前后，听到了会上会下劈头盖脸的赞扬话。心里想，可见还是当这个党委书记好，别人的功劳，都算到你的头上，也没有人敢争风吃醋。有了这个平淡的想法，脑袋就拒载了，谁唱颂歌都如同清风过耳，了无痕迹，一点也不像人们常说的，从左边进来，从右边出去。
这事不必再提，真正装满我心里的还是搞食用菌这个支柱产业。种罢麦后，镇办香菇场以及单位办的香菇场，陆续长出了香菇。这一个过程，我几乎天天去看，兴奋得像孩子们春节拾炮。我看那些先是冒出菇蕾、后是长成菇朵的袋子，就像是心里发酵酿成的美酒，有种晕乎乎的感觉。各村来看的群众就更多了，天天都有一拨又一拨的人，边看边问，十几个“老转”不仅成了“专家”，还成了“教授”。
我不能仅仅满足这些，究竟怎样才能把全镇群众搞这个产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觉得还要搞大动作。
班子会上，大家集思广益，提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关键的两条被采纳了，一条是在全镇各村的墙上写标语。我说，不要写那些空洞的大而无当、无用的大话、废话和屁话，要写就写一些朗朗上口、入脑入心的大实话。万通他们几个脑子转得快的同志，立即深刻地领会了我的意图，很快编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标语稿子。有几条特别精彩，如“一斤栗梢几分钱，种菇能赚好几元！”“搞木耳，种香菇，都是致富好门路！”等等，印发下去，各村都写了出去，声势就形成了。
另一条是要求各村报上十来名愿意学习技术的人，男女不限，年龄不限，都可以来镇里的香菇场学习。同时要求村里给这些群众每人每天一元钱的生活补贴，村里纷纷叫苦说：“哎呀书记，我们干部工资都发不下来，哪里有钱往这里扔？”想一想，村里拿不起钱，镇里也拿不起钱，一个大钱憋死一个英雄汉，没有钱定这些规矩等于嘴上抹石灰，白说。于是定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看哪个村来学习的人多，最后统计，人来得最多的村，将来给予奖励。到最后，因为来的群众都不少，也没法统计，这个决定就随风逝去，再也没有人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