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孝章皇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
太尉郑弘数陈侍中窦宪权势太盛，言甚苦切，宪疾之。会弘奏宪党尚书张林、雒阳令杨光在官贪残。书奏，吏与光故旧，因以告之，光报宪。宪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诘让弘。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绶。弘自诣廷尉，诏敕出之，因乞骸骨归，未许。病笃，上书陈谢曰：“窦宪奸恶，贯天达地，海内疑惑，贤愚疾恶，谓‘宪何术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祸，昺然可见’。陛下处天子之尊，保万世之祚，而信谗佞之臣，不计存亡之机；臣虽命在晷刻，死不忘忠，愿陛下诛四凶之罪，以厌人鬼愤结之望！”帝省章，遣医视弘病，比至，已薨。
太尉郑弘是一位有完美履历的官员，他从乡啬夫（乡长）、县令到郡太守，各级地方官都干过，后来做京官，从尚书令（宫廷书记）到大司农（财长），一直升到三公之首的太尉。
上回说到廉范为牵连到楚王案的老师薛汉收尸。无独有偶，郑弘的老师焦贶（kuàng）也同样因楚王案入狱，并且死在狱中。死后焦贶的妻子仍然系于狱中，“掠考连年”，郑弘的同学都躲得远远的，生怕牵连。郑弘这时还没做大官，应该是被举孝廉等待任命期间，他甘冒风险，自己剃光头发、戴上刑具，然后上书汉明帝，要求宽大处理老师的家人。可能正赶上明帝刘庄反思楚王扩大化的问题，刘庄赦免了焦贶的家人，也没有追究郑弘。
留着犯人发型的郑弘把师母送回故乡，他和廉范一样，受到了广泛的赞扬，“由是显名”，创出了品牌，也为后来官运亨通打下了基础。
从此也看出，在汉明帝刘庄时期，一边大搞文化教育事业，一边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看似相悖的事情，帝王家操作起来绝对是并行不悖，得心应手。
两汉政治斗争的大格局，基本上是皇权之下的三种势力的角逐。在前期，三种势力是宗室、外戚和功勋集团；在后期，功勋集团衰微，士大夫集团兴起，而且是历史性地兴起，这个集团超越了王朝更迭，一直传续了下来。至于宦官势力，其实是皇权的一种变态，皇权缺位造成了宦官补位，后汉是这样，晚明也是如此。
士大夫阶层是中国专制政治中最值得观察和研究的对象，这个和专制统治伴随了两千年的阶层，有自己的道统。士大夫阶层和外戚斗，和宦官斗，也和皇帝斗，自己内部也斗，当然也有团结和谐的一面，有苟且合污的一面。正是这种矛盾和斗争，平衡和制约了极易极端的皇权，使皇帝专制体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
皇帝个人比较强势的时候，士大夫、外戚、功勋、宦官相互之间的关系，基本为皇帝本人掌握，相互之间的矛盾、斗争“一切尽在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紧张、松弛状态也似乎可控；一旦皇帝本人宽厚或者荒淫不理政务，这种矛盾和斗争就会浮出水面，相互的攻讦、厮杀就会表面化。
在汉代绝大多数时期，三种势力的斗争，在中央和地方表现状况是不一样的。在地方，士大夫（代表中央）和宗室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虽然从七国之乱到武帝推恩令政策执行以后，宗室的势力削弱了，这种削弱，更多的是他们问鼎中央事务的权力削弱。在地方，在宗室的封地，他们和中央仍然有矛盾；在中央，士大夫面临的政敌主要是外戚，宗室在中央事务中没有发言权，也不愿意发言，因为他们要避嫌疑。
士大夫的优势，是他们有自己的道统，有儒家经世治国的一套社会理想和行为准则，这让他们具备了相当的社会使命和道德勇气。另外，一批又一批的平民知识分子会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进入这支部队，相对来说，外戚则明显地有“任期”，宗室和外戚是天生的利益分赃集团，是皇帝专制家天下自私性的延伸。汉代的皇帝，个个都不假思索地眷顾外戚，把国家权力当成了金银财宝赏赐给了大舅子小舅子，这是汉代政治的痼疾。
郑弘身居太尉，三公之首，按道理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却不得不和官位仅为侍中的国舅窦宪面对面地PK，而且被窦宪略施小技就打败了。今天看来既诡异也正常。
其实，问题在于皇帝不能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就是传统史家所讲的“乾纲不振”。汉章帝刘炟放在中国历史上N多的皇帝里面不算差的，但是他同样也是“乾纲不振”。窦宪曾经用低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园田，亲戚欺负到本家头上，刘炟也不过是骂骂而已，并未采取组织措施，纲纪败坏的第一责任人往往就是皇帝本人。
中国的皇帝专制制度，经过儒家文化的装裱，乍看上去还不错，有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也有物与民胞的关怀，还有貌似刚直不阿的谏臣监督，但是皇帝本人出坏，谁也没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