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同上）
蔡邕不顾政治正确，一死于己；但是王允杀蔡邕，却不全是因为这个原因。蔡邕“怀其私遇，反相伤痛”，当时不少人认为因此下大狱已经是“所坐至微”，罪不至死。但友人为了救他，措辞不当，蔡邕也可以说二死于友。
蔡邕关在监狱里，同为三公的太尉马日向王允求情，他说：“蔡邕是旷世逸才，他熟知汉事，是撰写本朝历史的不二人选，要知道，完成一部史书，是一代之大典啊！何况老蔡不就是因为那个为董卓的死难过了一下下嘛，这也不是什么大罪，大家都是从董卓的黑暗统治下过来的嘛，呵呵。杀了蔡邕，是会失去天下人望的。”
马太尉不提续成汉史也罢，一提这个，王允跨过班固直接想到了司马迁，王允说了一句话，得罪自此以后的所有读书人：“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王允接着说，现在是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危机四伏，这个时候不能让这些耍笔杆子的人胡说八道，扰乱人心，既不利于小皇帝的圣德与威望的建立，反倒我们这些做实事的人还要常常受到他们的监督和批评。（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你马太尉不提这事也就罢了，关关这老头子，杀杀他的拧巴劲也就算了。你这么一提，嘿嘿，这蔡老夫子看来还真留不得了。
只要是大权独揽，一般都听不进去批评，甚至听不进去劝解。站在维护专制的立场，杀一个有可能“作谤书”的人，打个防火墙，防患于未然，这也正常，蔡邕不是第一个因此被杀的，也远远不是最后一个。王允杀蔡邕，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董卓乍除，董卓在朝廷的余党特别是凉州的军队还在，这时候，王允需要一种高压态势，蔡邕跳出来为董卓悲哀，王允也就不管他是不是什么旷世之才，他妈的又不能为我用还要给我找麻烦，一个字：杀！
蔡邕是史家，后世史家看在同行的分上，多有为他惋惜，对王允也多有微词。甚至不惜借他人之口诅咒：“王公其无后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
王允执政能不能长久，活得能不能长久，和杀蔡邕有关系也没有关系。说有关系，就是他对蔡邕的量刑过重，让他处理凉州兵时失去了政策准绳，洒几滴悲伤泪都给杀了，那边还码着一大群拿着真刀真枪的部属，对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又该怎么想？要说没关系，如果王允出于维护专制独裁体制杀了一个有自己见解的文人，就该遭什么报应，那老天爷也太有种了！事实是，所有的暴君和独裁者，才不在乎什么报应呢，拿这个吓唬他们，屁用没有。
蔡邕死后一千八百多年，对他同情惋惜者有之，对他决不宽恕的亦有之。蔡邕的经历和悲剧其实非常具有典型性。
古今中外，很多国家和人民都曾遭遇入侵者或是本国暴君独裁者，都经历过政治上绝对不正确的黑暗时代，偏偏在这些时代，当权者为了强化统治，同化百姓，都要请一些原本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出面，或者真的需要他们的帮助，或者只是要他们点缀太平。这些被选中的人，他们接受不接受侵略者和暴君的威胁和礼遇，他们会不会被迷惑或一念之差以后与之合作，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这都是文化史和人类历史中始终关注的话题。
近百年的中国，经历过数次外敌入侵，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独裁专制，和当权者合作过的知识分子也不在少数，或助纣为虐，或帮忙帮闲，比如周作人。
蔡邕和周作人起初都遭遇到“霸王请客”：蔡邕本来不想和董卓合作，董卓说“我可族人！”这话可信也不可信，结果蔡邕还是来了；周作人刚开始态度也很暧昧，但是被打了暧昧的一枪以后，结果也就坡下驴与皇军合作了。董卓对蔡邕极尽礼遇，“三日之间，周历三台”，相当于一天升一次官，比曹操对关羽还客气，蔡邕对董卓从讨厌恐惧变成了感怀知遇；日本人后来对周作人也相当礼遇，周作人对日本本有好感，礼遇之下，对日本侵略者也一样不当外人了。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要不愧于“大丈夫”三个字，不是那么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