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献皇帝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
冬，十月，曹操东击孙权。董昭言于曹操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乐保名节。然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乃与列侯诸将议，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荀彧以为：“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悦。及击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操军向濡须，彧以疾留寿春，饮药而卒。彧行义修整而有智谋，好推贤进士，故时人皆惜之。
我们再说说荀彧之死这段公案。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春，曹操开始了如萧何故事：“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十月，董昭（当年是他建议并做内应让曹操把汉献帝从洛阳移都至许都的）提议曹操进爵魏公，加九锡，这些待遇都是“超级大臣”才可以享受的，或者说一旦享受了这些待遇，说明他已经是“超级大臣”，不受皇帝的控制了。如果说最早萧何享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待遇，是皇家对老臣的一种优渥，那么到了三国时代，有董卓、曹操、司马父子做榜样，凡是“剑履上殿”，带着管制刀具见皇帝的都不是善茬儿，在公众心目中都是准备推翻旧世界开辟新世界的枭雄。
董昭把这个议题抛出，就秘密找荀彧咨询，听取荀彧的意见。
像董昭这样的热衷分子，好不容易想出一个讨好老板的建议来，按情理是不想让别人分享功劳的。所以董昭找荀彧估计是按曹操的意思办的。
董昭最初把建议递上去，曹操看了，不动声色，也不会表态，而是慢条斯理地对董昭说：“这种事嘛，涉及名分礼仪，你应该请教一下文若先生，他是这方面的专家，看看他是怎么说。噢，你去的时候，不要说是我让你去的，以免他有什么别的顾虑，你就说是自己有这么一个想法，想在报告给我以前，听听他的意见。”
董昭心里略有点酸，不过他也明白，荀彧的意见为曹操最重视，于是跑来征询荀彧。
荀彧的意见（正史上都是用“荀彧以为”而不是“荀彧曰”）是：“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荀彧也许不知道曹操已经知道这事，还真以为董昭尚在密谋过程中，方案还没出来，所以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天下尚在纷乱之中，不要给曹操添加政治上的麻烦。想想看，曹操刚刚下了《明志令》，而且刚刚开始“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你们又搞什么加九锡的活动，这样做是不是太急了，不利于曹公的国际形象。
董昭回到曹操那里汇报时，一定对荀彧的话作了节选，没有完整地、准确地汇报荀彧的意思，反而有可能加油添醋，说“老荀坚决反对丞相您继续进步”。
这事闹到最后，荀彧服毒自杀了。关于荀彧的死法，也有多种说法，一种是曹操嫌荀彧“反对进步”，冷遇荀彧，荀彧觉得没意思，服毒自杀；还有一种是曹操不仅是要冷遇荀彧，而且是非置其于死地不可，他派人送给荀彧一个空饭盒，意思是“您省点粮食吧”，活活把荀彧逼得自杀了。
不管怎么死的，反正曹操和荀彧这对合作伙伴最后是分裂了。
关于这段公案，主流的观点认为，荀彧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跟随曹操是分阶段、有条件的。在安定社会、化乱为治方面是认同曹操的，也竭尽心力帮助曹操；当曹操要篡夺汉祚、甚至只是刚表现出这方面的一点意思的时候，比如要搞什么“加九锡”，荀彧就不认同，于是就和曹操分道扬镳。
还有一种观点，以唐代杜牧为代表，他们认为，荀彧一开始就和曹操同流合污，用高祖、光武皇帝打比喻，用楚汉之事作比方，怂恿曹操“进步”，到了最后，荀彧为了求名，“乃欲邀名于汉代”，这才故意忤逆曹操。也有人说荀彧到此时突然痛改前非，翻然悔悟。
荀彧为什么会在后世被不断“重新认识”并成为话题，锐圆认为，杜牧、司马光皆生活在大一统时代，在大一统时代，忠是硬道理，正是在这种大一统的意识下，荀彧是不是忠于汉室才会成为一个话题。忠字当头，忠是最大的政治正确，曹操是需要否定的白脸人物，在他的核心圈子里都有人反对他“进步”，这就是说明曹操是多么不得人心，所以荀彧才有了汉室忠臣的光环。
荀彧为曹操出谋划策，引荐同类，和曹操同流合污，事实俱在，荀彧怎么配做汉室的忠臣呢？难道最后一死就能洗白以前的罪行吗？
司马光为荀彧作了精彩的辩护。司马光说，管仲帮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就桓公本人而论，这家伙连猪狗都不如，差曹孟德远了去，但管仲不以帮助他为耻，因为管仲志在生民。司马光说，汉末大乱，天下涂炭，荀彧要救国救民，他只有通过帮助曹操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荀彧帮助曹操平定天下十之七八，老百姓是深受其惠的，要说功绩比管仲都大。荀彧生为百姓，死为汉室，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司马光认为荀彧比管仲还牛，这里面大有讲究。在孔圣人眼里，管仲是实践“仁”的典范，孔子的学生拿了一大堆名人请孔子品鉴，看谁能达到“仁“的标准，以便树立为学习的榜样。孔夫子评论这些人，有的“忠矣”，有的“清矣”，除了管仲，没有人能达到“仁矣”的水平。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 吾其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事，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孔夫子认为，为国为民就是仁。不要让蛮夷统治百姓（披发左衽）就是为国，让百姓安居乐业（不以兵事）就是为民。
在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教义里，“仁”是最高价值，“仁是硬道理”，后来儒家遭到专制权力强奸，“忠”升格为最高价值，成了硬道理。唐宋以降，大家总结前面天下混乱的历史教训，最后发现对皇帝不忠是最根本的原因，往上顺着一追查，曹操父子最浑蛋。一旦以忠为纲，看问题会很简单，形式主义概莫如此。所以杜牧认为，曹操不忠，荀彧和曹操共事，就是不忠，末了反戈一击，也不过是为了邀取忠的名声（他以为荀彧一样和他很看重“忠”）。司马光毕竟有历史眼光，能够从实际出发，认可曹操及荀彧维护秩序恢复民生的历史功绩，他内心也觉得“仁”的价值需要提倡。当然他不敢公开反对“忠字当头”，所以他说荀彧为曹操出谋划策并不损忠臣之节，是又仁又忠，又红又专。
那么，今天不需要再以忠为纲，我们该怎么了结这段公案呢？
其实，在包括荀彧在内的曹操集团的核心圈子，鲍鱼这道菜是可以点的，曹公是可以进步的，而且条件成熟后是必须进步的，这已经是共识了。曹氏将取代刘氏，这个趋势大家都心照不宣，这帮文臣武将呕心沥血、流血牺牲不是冲着汉献帝的，汉帝国国祚已尽，在当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事实归事实，汉天子仍然存在也是一个事实。
形禁势格，大家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走一步看一步。包括曹操在内，一班老人对汉帝国汉天子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正统的观念很强大，“取而代之”能做不能说，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相信曹操对荀彧这样的心腹谋臣都难以启齿。曹操没有推心置腹地和他讨论这个问题，荀彧按照士人的操守和谋士的职业道德，对董昭这样的人，也只能按曹操一贯的公开表态来表态，劝之以“君子爱人以德”，这也是非常适合身份的。
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以令诸侯”是利润，“奉天子”就是他的负债，这样账面上才平衡。汉天子汉献帝的利用价值越来越低，但如何处置，是一个难题。对曹操来说，在没有万全之策之前，这个问题不妨拖着，何况孙权、刘备等还没有彻底剪灭，在他们平定之前，这个问题并不是很迫切。转移汉祚是个大问题，会带来社会心理的震动，对于这类问题，大政治家是有耐心的。邓小平说五十年不变，曹操也说我活着的时候不变，他们都相信下一代的人“有智慧”解决问题，其实上一代不是没有智慧，而是拉不开面子。
我愿意相信，荀彧在这个问题上和曹操是心有灵犀的，也是曹操的知音。你曹操都搞模糊策略，不争论，我荀彧自然也没必要起哄，到底姓社姓资，五十年以后再说。但是有些人则不一样，曹公不进步，自己也就不能再进步，所以，总想挑起这个话题。这就和“台独”在台湾一样，有急独也有缓独。
从大历史背景看，荀彧这样的士大夫对国祚迁移、王朝轮替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从现实看，汉室不可恢复也是既成的事实。献帝迁许以来，趋势是越来越衰，不是越来越强，就算荀彧是汉家天子的卧底，也应该在一开始想办法强化献帝的权威，引导曹操向恢复汉室的方向上前进，怎么会一直默认曹氏篡夺的野心渐渐膨胀呢？何况曹操做魏公和做皇帝毕竟不是一回事，荀彧何必这个时候以命相搏呢？
所以我认为，荀彧不想参与、有心回避“取而代之”的相关事宜，这是有可能的，曹操不找他，他不会谋划这事，但要说他心存汉室坚决反对却也未必然。
因为曹操和荀彧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面对面地深谈，不免相互会错了意。曹操实行“单边主义”，伤害了老盟友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