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
诏振贷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又令：“八十已上，月赐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赐帛、絮。赐物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
……
时有献千里马者。帝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于是还其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
帝既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乃修代来功，封宋昌为壮武侯。
事迹者，事情之遗迹也。但在现代汉语里，事迹成了褒义词，不过汉文事迹，也确实多有可赞之处。
汉文帝接棒时，距大汉开国已有四十二年矣。太史公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世，三十年，有三十年的治理，基本上可以达到仁的水平了。孔夫子还确实是了不起，他谓人三十而立，谓国三十而仁，看来，中国的事情一般都得按三十年打谱，急不得。
汉文帝是站在三十年台阶上的巨人，姑且这么评价他，当然，不是过上三十年就一切OK，三十年一代人可以成长起来并且能影响到下一代人，有这个底子，才敢讲天下大治。
关于这一点，我倒想插段闲话，有人发现，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是每二十年要大打一次，为什么呢？一代年轻人长大以后，发现自己的老爹一代被以色列欺负得都了，感到很恼火，当然更不服气，于是起来和以色列再干一仗。结果也和父辈一样，遭到强有力的打击，血也流了，家人朋友也牺牲了，也到了娶妻生子过日子的时候了，于是也消停了。
政治资源也是需要积累的，“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副对联在旧时乡村到处可见，其蕴涵的道理对帝王家也一样适用，也是积德才能长久。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他们对加之于自己的暴虐很容易忘记，但对施舍的仁德却不愿忘记，帝王先世积下的仁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后世的暴虐。
前面说过，汉王朝建立以后，虽然剪除功臣，内部相残，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影响并不大，动乱都在上层。吕后以来，治国崇尚无为，也就是所谓的黄老哲学。无为而治，我看多半是后代总结出来的，搞总结这一套我们都很熟悉。汉初之治，与其说无为，还不如说无所为，以当时粗糙的政治、战乱后的经济、尚未整合的文化意识形态等条件来看，中央政府也难有所作为。男人有钱就变坏，政治也是一样，有了行政资源就想瞎折腾，老子所期待的“小国寡民”，在汉初巧合而成了“大国寡民”，社会民众进入了一种自我的修复状态，这种状态中是否含有近代学人所称颂的自由主义精神，抑或“小政府、大社会”，不妨见仁见智。
文景之治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经济水平以及人口状况都“配合”了政治上的清静无为。所以，汉文帝的事迹就不可能轰轰烈烈，可歌可泣，反而平平淡淡才是真。
文帝发布了中国最早的社会福利政策，活到八十，有酒有肉，活到九十，有穿有盖。这个政策在今天实施起来享受的人口比例也不会太高，当时就更不用说了，但这毕竟是一种态度，有这样的态度，就足以感动中国了，不是说态度决定一切吗？
文帝也重视反腐倡廉。有人献千里马，文帝说：“平日出行，前面有仪仗，后面有卫队，哥哥我一人骑上千里马，一不小心，就变成‘带领’群众了，我还是‘深入’群众比较好。”其实，汉文帝还是很喜欢飙马（依“飙车”造的新词）的，袁盎同学为这事掏心扒肺地谏劝过。送礼之人也是做过调查的，知道文帝喜欢骏马，但是文帝还是能够克制自己。
中国传统的仁政，并不见得一定就是减刑罚，搞福利，只要帝王收敛个人欲望，大家就千恩万谢了。宋仁宗好吃炒羊肝，有一天早晨他对近侍说，昨天晚上想得我都快疯了。近侍说，那还不好办，您吩咐一声不就得了。仁宗说，我后来还是忍住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只要我叫上一次，御膳房就会形成惯例，就会天天晚上杀羊。这就是传说中相当“仁”的仁宗。
上德如风，某种意义上，能管理好御膳房不如克制一下口腹之欲，除弊不如不兴弊。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领导人能够清静一点，我想应该是好事。
文帝在做了以上的好事后，没有忘记从代王府带来的老班底，他封宋昌为壮武侯，九卿之中，有六个来自王邸。表面上要大公无私，私下里还是要惠及左右，官越大，越要明白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