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赧王五十八年（公元前257年）
秦太子之妃曰华阳夫人，无子；夏姬生子异人。异人质于赵；秦数伐赵，赵人不礼之。异人以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
阳翟大贾吕不韦适邯郸，见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异人，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异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门！”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异人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不韦曰：“秦王老矣。太子爱华阳夫人，夫人无子。子之兄弟二十余人，子傒有秦国之业，士仓又辅之。子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争为嗣矣。”异人曰：“然则奈何？”不韦曰：“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立子为嗣。”异人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吕不韦娶邯郸姬绝美者与居，知其有娠，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请之，不韦佯怒，既而献之，孕期年而生子政，异人遂以为夫人。
现在如果问投资什么回报最高，答案也许有很多。锐圆认为，在中国，投资于权力的回报最高。
吕不韦是商人出身，中国有重农轻商的传统，重农抑商被定为基本国策，被历代帝王罕有地一致坚持了几千年，其中的道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包括政治家都各有说辞。
从皇帝的角度看，种地的比经商的好统治是不争的事实；从宰相的眼光看，赋出田亩；从道德家的眼光看，农民憨厚，无商不奸，商人距圣贤之道更远；在宗教的眼光看，商人是典型的异教徒；至于在军事家眼里，则总是这样设想，大家都经商，打起仗来，银子不能当粮食吃，所以坚决奉行“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老主意；从一般百姓的眼光看，商人除了缺斤短两，似无所长，而且生活富裕，经常到包厢卡拉OK桑拿暗摸，让人想起来就义愤填膺。所以，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成重农抑商。
吕不韦经商赚了钱，把投资方向从纯商业领域转移到政治权力领域，这是稍有见识的商人都会去做的事，以富求贵，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伞，在中国商人眼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历来都不承认私有财产，尤其认为经商所得的财富极不道德，随时可以收归国有。资本主义认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中国专制主义则认定皇帝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
吕不韦及他身后的中国商人，赚到钱以后除了高消费，一是贿赂官员，寻求政治庇护；二是直接买官加入官僚队伍，走先富后贵的金光大道；还有就是购置土地，回归农业。中国“农业上的盈余从无有系统地积累，进而有秩序地发挥到工商业上，再伸展到服务性质的事业，有如保险及律师之雇用等”（黄仁宇语）。财富变不成资本，无法加入现代商业的扩大再生产领域。中国五千年有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独无商业英雄。吕不韦堪称杰出的商人，但他在无法成为商业英雄的社会，还是主动地转型从政了。
吕不韦在秦国当了十二三年相国，其中做秦始皇的相国就有十年，号称“仲父”。那时，秦始皇还是个孩子，吕不韦应该是大权独揽，从史书上我们看不出吕不韦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理想和行政才干，也没有弄权的不良记录，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一部综合反映当时各种思潮的著作，为其门下客卿集体创作。吕不韦慕齐之孟尝、赵之平原、魏之信陵、楚之春申，以养士为荣，私人养士到此算是最后一幕，吕不韦是中国最后一个有条件养士的人。
吕不韦所养之士来自五湖四海，各国都有，他让他们在有经济保障的条件下进行自由创作。《史记》载，《吕氏春秋》编撰好之后，吕不韦“在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予千金”。这看得出来，吕不韦对这部著作颇为自诩，敢命之以“春秋”，说明编撰之初就有传世的雄心。在各国朝不保夕的时候，以这样优裕的条件，肯定会吸引大批优秀的人才来到秦国，应该说为秦帝国完成统一作出了贡献，起码为统一后文化方面的建树作出了贡献。
吕不韦经营金钱，赢得了权力；经营权力，通过组织编撰《吕氏春秋》，赢得了千古的名声。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个伟大的相国，从他培植文化这方面我们就完全可以这么评价他。
后世俗儒咒骂秦始皇，不惜卑鄙地进行人身攻击，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明代李贽在他的历史著作《藏书》中，竟赫然将秦始皇名为“吕政”（秦始皇名“嬴政”）。儒家传统是不语怪力乱神，用此下作手段，有失风度。吕不韦因秦始皇被儒家辱骂了两千多年，“文革”中尊法批儒，表彰秦始皇，吕不韦又变成了“代表复辟势力”的儒家，其被秦始皇流放后又自杀，又成了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