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帝十四年（公元前233年）
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使韩非来聘。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善刑名法术之学，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十余万言。
王闻其贤，欲见之。非为韩使于秦……李斯嫉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令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王后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扬子《法言》曰：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韩非到秦国，一说是受韩王的委托，一说则是因韩王不能听其言，所以才跑到秦国寻求发展。《韩非子》里有一篇《上秦王书》，被扬雄指责其卖国，司马光先生也参加了对韩非的大批判。
后人考证，那篇卖国色彩很浓的作品并非韩非所写，诸子百家的著作里掺沙子掉包的情况屡见不鲜，我宁愿相信韩非到秦国，只是寻找个人的发展，找一个能接受自己学说的君主，使之发扬光大而已。他的行为和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并无区别。扬雄、司马光对此采取了双重标准，说明后世儒家缺乏宽容。
春秋战国时代，学者、客卿四处游说，兜售自己的学术思想，人才流动“国际化”，如果我们在他们那个中间倡导爱国主义，可能是件无厘头的事情。
对于韩非的死，史书上皇皇然记载着：韩非很有才，李斯很嫉妒，李斯同学到秦王那里打了小报告，说现在是秦并六国，韩非是韩国的高干子弟，内心肯定是忠于韩国，搞不好是韩国的间谍。秦王一听有道理啊，马上把韩非关到牢里，李斯同学不等审问结果，就派人拿着毒药，逼韩同学自杀。高啊！韩非同学写文章是一流的，但生来结巴，连“冤枉”都喊不好，就死在牢里。秦王本来是韩非的粉丝，当时听了李斯的意见办了韩非，回过头一想，李斯前些日子还写《谏逐客书》，今天怎么就要以间谍罪治自己的同学呢？马上派人释放韩非，可惜已经晚了。
这是一次同学害同学的典型案例，但在学问高深的大儒那里，此事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扬雄在自己的《法言》里，设置了一场法庭辩论，来表明立场：
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最后死在‘说难’，为什么他明明知道凶险，在认识上那么高超，在行动上却如此愚蠢呢？”
答：“作为君子，按照礼义行动，按照礼义停止，合乎礼义前进，不合礼义就停止。游说别人就根本不会有那么多顾虑了。韩非明知自己的一套不合礼义，所以他才写文章感慨‘说难’。你的游说合乎道义，就没有什么顾虑担忧的；你的游说合乎道义，对方用不用、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你就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和担忧。”
司马光则干脆批判道，因为韩非背叛祖国去帮助侵略祖国的敌人，所以他的死是不值得怜悯的。
在《史记》里，司马迁把韩非和老子放在一篇列传里，并且引用韩非的《说难》全文。司马迁因“说难”而致腐刑，所以，他理解韩非。
《说难》是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把“说”与“被说”者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很清晰，游说和被游说其实是一场心理战。有共同价值观当然好游说，但我们的经验是，经常需要与虎谋皮，被游说者处在极其强势的地位，生杀予夺皆由人主，向这样的主子讲世界潮流、普世价值，你不留点心眼，绕着弯说，那还不马上让你彻底闭嘴？
人主都有逆鳞，撄人主逆鳞的都没有好下场，这是韩非的伟大发现。但是，历朝历代都有所谓的“文谏死”，专门找皇帝不自在的地方下药。
韩非死在秦国，并非撄秦王之逆鳞，而是死于李斯同学的嫉妒和秦王的一时昏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