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1974年的“五一”，突然不上学了，起了床，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只能每天早上听队长敲钟分工后跟社员们一起“上工”（到生产队地里干活）。我们队回来了五六个初中毕业生，队长先给我们定个工分标准。我的个子高，可能像个整劳力了，所以，每天工值定为十分，而与我同龄的两个人比我个子低一些都定了九分，为这事儿他俩生了好一阵子气。小小的差别给了我点点自豪和安慰，觉得应该安心干好队里的活儿。其实在干农活上我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按农村的说法就是“怕干活儿”，或是不太会干活。因为我的肚脐有点毛病，从小父亲对我有些娇惯，有什么活他干，有时我姐还跟我争着干。生产队割麦时，她天不亮就到地里，一次排六垄甚至八垄，等我去时，她已快割到地那头了，而我只能排四垄至多五垄，腰弯不下去，割不了几镰一休息，没割多远，我姐就从对面接着割了过来。不论干啥活，父亲、姐姐好像从来不怕累，却总是怕我累着。在家里，父母和我哥（被我父母抚养大的堂兄）、我姐照顾，生产队安排活儿时也给不少照顾。看护庄稼，记工分，这些轻活队长往往会让我去干，我一直心存感激。我的“怕干活”也是家里家外照顾太多惯成的。现在上学毕业了，而且小病早几年已经痊愈了，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劳动力了，父亲已年龄不小，我该干些重活儿，让父亲轻松一些。到景家洼拉煤，我要去，父亲坚决不同意，因为我没有单独拉过架子车出门，最后还是答应了只拉五百斤，父亲才勉强同意。当我拉着煤车往回走，刚下山走到寺街水库（郏县黄道山区以下的一个小型水库，距县城十里，离我家将近四十里），父亲已牵着牛接住了我。当时我想，父亲仍然把我当成个小孩子。
其实父亲一点也没有轻松，而且把农活抓得更紧了。因为我一毕业就面临着找对象成家，就面临着马上盖房子，父亲思想上的压力更大了。这时候他对我的出路问题肯定也想了很多，只是从来不说，他还怕我心里难受。
我们县是全国数得着的烤烟重点生产县，烟叶是县里的经济命脉（称烟叶财政县）。说起烟叶，村里的干部群众有很多话题。8月份，烟叶进入烘烤期，这期间生产队的农活当然以烟叶为主，我父亲在农活儿上样样通，多数还样样精。烤烟烧炕的负责人叫“炕把儿”（炕把式），这种活既要求有点技术，更要求有责任心，我父亲平时给生产队喂牛、耕地，炕烟时往往还兼“炕把儿”，分管一个烟炕。有几年还担任生产队队长，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儿，一个人比一般的两个人挣工分都多，这也是为儿女多生活困难所迫。
命运的转折往往在不经意间。很清晰地记得那天早上我给父亲往烟炕上送饭。父亲吃着饭，我在场里（打麦、打豆、晒粮的场子）转悠，忽听见石磙老师喊我。他说：“你去柿园学校教学吧！”好事来得突然，我当时竟不知道咋答话，停了几分钟才反应过来说：“我会中？”
“咋不中？不能教初中，教小学。德河叔（按我们肖姓辈分，石磙老师比德河校长低一辈，石磙老师对亲近的领导往往不叫职务而喊尊称）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有了这几句话，我觉得我不是在做梦，思想马上回到现实：“啥时候去？”
“这几天先到学校去见一下德河叔，开学了，咱俩一路去。”石磙老师说。
对于我们这些伴随着饥饿长大、被上学困扰着成长的一代人来说，去当个民师不啻一个天大的好事，何况父亲对我的希望首先是当老师。父亲听说后，高兴得笑逐颜开，走起路来好像又年轻了很多。
下午，我迈着轻快急促的步伐走到柿园学校。从我们村东地过河向东北三里地到柿园学校，这条路我走了三年多，平时肚子特别饿的时候嫌路远，今年上半年上学没兴趣时总觉得路太近，而那一天又觉得这三里地还真有点远，恨不能三步两步走到学校，立即见到肖校长。
到学校时已是大汗淋淋。为了稳定情绪，我捺着性子在学校门口的树荫下站了下来，嘴里喘着气，默默地注视着三年多来我视为圣地、视为父母怀抱的学校，注视着我洒了不少汗水、获得过喜悦、寄托过希望的地方，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我感谢这个学校给了我知识，给了我志气，给了我无尽的师情师爱，今天又给了我人生的希望——我爱你，柿园学校！
不巧的是肖校长当天早上去公社开会，下午没有回来。已离开学校近三个月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都有着无法释怀的痴情。我从校工屋里出来，绕着教室一步一步一间一间地看了一遍，在我曾经学习过的两个教室窗前倚窗向里边看了至少十分钟，那里有我太多的热情和梦想。
第二天见了肖校长以后才知道，以他为首的校领导对我这样的“听话学生”两年两次因故没有去上高中都觉得很遗憾，尤其是德河老师对我寄托了深厚的爱和无限的期望。学生会主席不能上高中，要回家种地，他真的于心不忍。带着感情解决问题，有的是办法。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学校班级增加，急需老师，一方面向上级要求增配公办老师，另一方面要求柿园、朱庄和李子曰庄每村增加一位民师，工分各村自行解决，学校为每人每月解决临时工资六元。李子曰庄指名道姓要肖根胜。听了过程，我只能是感谢、感谢，还是感谢，我感激得不知道说啥好。当时德河老师的一句话让我一直记着：“好好学习，认真教学，把学生教好比什么都好！”
我要到柿园学校教学去了！消息传开，同学们一群一群地来祝贺，那时最好的祝贺就是晚上吃完饭后到家里坐一坐，村里村外的事儿议论一番，把在学校里老师、学生的一些趣事笑话挑出来逗几句，热烈加兴奋热闹一阵子散伙。
我的性格属于温和型，在街坊中间人缘还算不错，乡里乡亲平时对我都特别高看。听说去教学了，好的议论就更多了，这时候我是如沐春风，心升阳光，成了村里最幸福的人。
正式开学以后，给我分配的岗位是小学二年级语文兼班主任老师。为我第一个指路的还是我的老班主任魏松岳老师。
我报到的当天上午，魏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先问家里的情况，然后从当班主任带小学生的言行举止、细枝末节都详详细细给我说了一遍，最后对如何教好二年级语文提出了很严很细的要求。三天以后开始上课。开课的第二天，魏老师让我拿着备课本到他办公室。他看了一遍后，在我不到三页的备课笔记上划掉两段，新添了三小段，又改动了几十处。字里行间表现出的师生关爱之情让我终生难以忘怀。
我在学校的办公室兼住室与孔繁重老师一个房间，他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表姐夫（我六姑家的女婿）。他性格活泼，为人真诚，教学也非常有经验，强项是教体育。有了这层亲戚关系，他又成了我的第二个教学指导老师。在柿园学校教学我很有兴趣，很有信心，也很有理想。
这一年秋天，父亲竭尽全家积蓄和能力把我们的三间西厢房盖了起来。有我这个代课老师“地位”，加上添了三间房子（尽管不是很好），我们家的社会层次算是提高了一个小小档次，属于中等偏下吧！这时我的婚姻问题成了热门话题。在这方面我家里有优势——姑姑多、姐姐多、姨多、老表多，那段时间不隔几天就有人上门介绍“人长得不错”，“不憨不傻”，“会烙馍、会擀面条，还会套被子”，“上过学、会干活、可懂事”如此这般的良家女子。我只是觉得刚开始教学，需要学习，而且家里刚盖过房子，经济很困难，所以都一一谢绝，为这事，我两个姑姑、两个姐姐好长时间不高兴。最后还是石磙老师的父亲出面提亲，才有一点眉目。这关系是不一般的关系，而且他在公社卫生院工作，眼光和层次肯定不一般。他介绍了本公社一个村的老中医家里的女儿，初中毕业，年龄比我大一岁，他哥是村干部，家里条件还不错。老父亲说：咱不说人家条件啥样，只要人家愿意就中。
到柿园学校教学，让我看到了命运的第一缕希望之光，生活有了滋味，青春有了光彩，这使我的人生年华进入了亢奋期，但仅仅两三个月，我的思想出现了一些变化，变化的缘由还是从订婚开始。
这次毕业正赶上深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虽在学校内照毕业相，也仅由班主任于盘根（二排右一）谨慎地坐在一边。
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70年代成婚的人，基本上是沿袭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先结婚后恋爱，先有家后有情，在媒妁之言下，婚姻定了却情未定，甚至是感情的花蕾还没有真正地出现，这时能让人感受到的是婚姻的压力，婚姻的困惑。我当时所定的对象长相不错，气质也好，而且比我要成熟，几次接触并没有看出对我有多少不情愿和多么的嫌弃，但也没有看到对方的主动和热情。虽然对方父母及家里人对我也挺好，但总让我觉得彼此有一种无形的距离、说不清的酸楚。这期间就又想到我们一个生产队两个在部队当干部的“军官”，家里条件并不怎么样，却找上了家庭条件好、社会地位高的学校“校花”、街村“美女”订婚，结婚都是那样的从容、自由，婚姻是那样的美满和幸福。部队干部转业到了地方还可以安排工作，而且还有一定职务，有一定地位。如我这般的代课教师并没有改变生活的方向，没有真正改变人生的质量，长此以往该是如何？！
我并不是那种思想复杂的人，可是这简单的问题也让我好长一段时间思绪绵绵，寝食难安。
就是在这个时候，1974年的征兵开始了。有一天下午放学后，像往常一样，到石磙老师办公室约他一起往回走。到门口见门锁着，问了隔壁老师才知道他去公社开会了。第二天早上去他家见面时他告诉我，他又被抽到公社征兵办公室帮助工作。这个消息让我飘忽不定的思想更加动荡，又是两三天的焦虑失眠。最后，想到了石磙老师在征兵办公室，他一定可以给我帮忙，就下定决心：“当兵去！别人能干好，我咋就干不好！走出去可能就有更好的出路。”
想法已定，但必须先找石磙老师说说。
这就有了开篇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