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说：有多少执着，就有多少束缚。执着就意味着持守和磨砺，也常伴随束缚。但人在世上，总是要有念想的，有时还要有所皈依。若执着于有形，则可能受缚于物欲而速朽；若固守于文化，则势必为精神所禁锢，但却可升华人性至永恒。
事实上，无论精神追求或物质享受都脱离不了某些制约，有多少执着就会表现出多大的束缚，即便执着与束缚成正比，也依然阻挡不住人类探究未知的精神期许，这是人之为人所独有的自我意识的自觉而独立的表现。
其实，于潜心创作的作家而言谁何尝又不是执着者。没有探究的痛苦，难有认知的通达；没有耕耘的执着，何曾有收获的喜悦。宋云奇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有多少执着，就有多少束缚”的文学创造者。
曾用笔名沉郁之狼的宋先生默默地笔耕在精神家园的沃土上，并宣称“为生命而艺术是文人的终极精神追求，生命不息，笔耕不止”，一贯对创作充满自信的他坚信自己的不懈努力可以抵达“追求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的艺术境界”。
宋先生1955年生于南阳南召县太山庙乡，因1958年开始建造鸭河水库，他作为淹没区的移民，于1964年举家搬迁至数百里之外的桐柏县固县镇。那时封闭、贫乏的文化生活使他格外渴望文学的滋养，常常梦想文学创作，但生存没有为他提供起码的阅读和写作条件，贫穷、动荡而乏味的乡村生活以及精神上的压抑和苦闷伴随了他从小学到中学的全过程，变迁了的居住地却没有改变他的贫困处境。然而这一切丝毫没有成为他颓废的理由，也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更不曾减弱他对文学心向往之的挚爱。相反，压抑与反抗的此消彼长却在一步步地强化着他的作家梦。在那个易于幻想和冲动、充满反叛意识的青春年少的浪漫阶段，他那种历经风雨、矢志不渝的创作欲望表现得更加强烈，渴求文学的日子更使得这种青灯孤影、了无着落显得愈加寂寥难耐。
但个人的命运终究与国家整个形势的走向不可背离，面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文革”燎原之势谁又能真的置身之外呢？命运绝对不会因谁有精神追求而格外青睐于他，而且，“在知识越多越反动”舆论的影响下，即便想要大量阅读书本都几无可能。他偶然能够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无非是《林海雪原》《烈火金刚》《苦菜花》和《迎春花》等极少量的现实主义小说。在这样狭窄的阅读范围内，他不可能汲取更多的营养，精神资源的贫乏和生存的艰难使他只好把文学追求暂且搁置起来。
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1972年高中毕业后，宋先生同当时万千农村青年一样，只能无可选择地回乡务农。在返回家乡这五年，虽说与书本距离更远，但对文学却是心向往之更甚，而且社会实践使他有更多机会可以对个人命运、家庭境遇、国家局势乃至存在本身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人固然是穷则思变，要改变命运只有依靠自己的奋斗，但国家大势如此，在“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中个人又能为之奈何，充其量能有多少作为呢？所以，面对如此环境，宋先生只能顺其自然，对眼前身后事唯有顾影自怜、回望茫然。
这一切，在1977年恢复高考才有转机的可能。由于对知识渴望的天性，也出于对自己前程命运与价值体现的关注和忧虑，更在于宋先生扎实的基本功和考前认真刻苦的复习，使他能够在背水一战中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命运在此终将改写。终于，他凭自己的实力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在他行将消失的青年时代的最后一搏中，他牢牢地抓住了国家赐予他的千载难逢的改变自身命运的宝贵机遇。
进入大学深造这四年中，他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完整、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充实思想内涵，接触了大量的中国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以及苏俄、欧美等世界文学作品并认真研读，从《红楼梦》《金瓶梅》《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名著以及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为代表的西方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以及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受到启发。他回忆说：“受鲁迅、高尔基的影响很大，西方主要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一类书对文学观的形成有重要作用。”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在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南阳地区文化局创编室和之后调入《躬耕》杂志社任编辑的最初几年，缘何他一直主要是以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小说创作。
当然，大学之前的农村生活既磨炼了他的意志，又馈赠给他文学创作必需的生活富矿，这为他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不再迷惑于生活表层而直接掘进到存在层面的写作提供可能。他的写作和文本也由此在对现实批判和对人性挖掘中显得更加成熟，自己的创作风格也逐渐显露并明晰起来。那时的他说“我当下的创作风格是率性、洒脱、无拘无束，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我从小艰苦的农村生活以及目睹一些社会不公平现象有关”。当然，他这种草根出身的生活经历，天然地使他的思想更容易与现实主义达成一致并融为一体，因为毕竟“现实主义因对人性挖掘的深刻而具有强烈的穿透力和震撼性……这些现实主义包括批判现实主义东西是文学的基本潮流”。他关于自己创作风格及如何形成的概述，真实地表明他对现实主义偏爱的原因。
宋先生最初是以散文作为他写作的开端。他的处女作——即散文《春风又绿白河湾》是在1982年《躬耕》发表的。自此开始，他先后创作了百余万字的小说、散文、杂文、文学评论及报告文学作品。
在他自己比较满意的《疯狂记忆》《举火者之死》《恍然若梦》和《黑梦无声》等几篇小说中，他自认为是下了功夫的，作品凝聚了他的心血。写作中，他情感的投入也很大，曾为作品中的人物喜而乐、悲而哭、恸而哀，为他们的遭遇的不公和不平而愤怒，为他们的无助无奈而慨叹不已。所以，尽管这些作品现在看来还有很多不足，但他却认为这几篇作品的思想是深邃而隽永的。对作品的评价，宋先生在坚持认为内涵深邃而隽永“才是作品的生命力”这一点上，他毫不含糊并一直为此而津津乐道。
其实，《黑梦无声》的单线叙述，从厚重性上讲，与他后来创作的一些有着更为开阔视野和复杂人物关系的作品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后来的作品由写一两个人物发展到写众多人物，是多层次、多线索交替进行的叙事，涉及机关、家庭、官场、爱情婚姻等复杂社会关系，情节也比较丰富，人物也血肉丰满。
实际上，从《火眼与满目春色》开始，他的创作在艺术上有了新的更大的突破，主要表现是作品有点超越现实主义的味道，甚至比较接近意识流，是在意识流基础上加上魔幻色彩，因而现实批判性也更为强烈一些。当然，从作品的发展不难看出，他的思想资源和伦理价值大多来自希腊神话、西方基督教及中国的儒释道；从表现手法上看，主要受现实主义影响，他尤其“喜欢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和批评性的文化，也就是那种颠覆性的”，他坚持认为“颠覆某种意义上就是创新，文化就是在不断颠覆中创新”。这种认识经验对他的小说创作很有帮助，他作品中那种独立意识和某些对主流社会的反叛精神也许来源于此。
而且凭“经验写作”的宋先生，好像不太看重超验，他认为“超验的基础还是经验”，这自然与他所钟爱的现实主义并行不悖，这种创作习惯又会影响并强化着他的惯性思维，似乎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他的写作。即便如此，他仍然并不打算有更大的改变，依然陶醉在现实主义创作中。作为现实主义的忠诚实践者，他曾旗帜鲜明地说过：“应该说现实主义的创作最见功力；要注重‘写什么’，‘怎么写’是第二位的技术问题；思想内容是第一的，对于长篇小说创作，生命意义的质询更为重要。”这些都表明他所秉持的现实主义为主、其他手法为辅的创作倾向。
像很多初学写作者一样，宋先生最初的小说创作也是模仿生活。但写到一定程度后却猛然发现而顿悟：其实有时是生活中没有的东西才反而是艺术的真实，“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必须高于生活。当然，这种‘生活’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所谓‘真实的生活’。现实中的‘真实的生活’是一种人为而成的‘假象’，文学作品中的‘虚假生活’才是去伪存真的‘真实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本来是‘一切皆有可能的’，但是现实生活却将这种许多的‘可能’变成了‘不可能’，而文学作品却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他的这些观点表明他文学创作从自发到自觉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
所以，当1996年他的短篇小说《与美女同行》发在《热风》上后，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小说在技法上的尝试有了较大的突破，并且，他试图把这种由必然到自由向更为宽泛领域推进扩展开去。于是，他2001年编辑了评论集《走进南阳作家群》一书，其视角随着他创作理念的更新而对小说的观照有了更大的改观。同时，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也处于丰硕期，200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个中短篇小说集《疯狂记忆》，2003年文学论著《情爱无语》问世，2005年出版了第二个中短篇小说集《城市的狗》。
《疯狂记忆》与《城市的狗》这两个集子基本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其间，一些篇目也夹杂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特别是《城市的狗》对小人物的成功描写，塑造了不同于他以往所塑造的城市小职员的新形象，其逼真刻画在南阳同类题材中并不多见，这体现出他此时应具有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同时，作品也蕴涵着一些他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看法，他说：“目前状态下，我对中国社会官场的认知比较深刻，比较关注城乡之间小人物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是社会的悲剧而不是人生的悲剧。”这一番话颇有点将要向宏大叙事挺进的意味。
耿占春在《宏大叙事：关于苦难与解放的叙述》中说：“宏大叙事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更是一种关于解放的话语。”又指出：“而今，我们看待苦难的眼光，叙述苦难的话语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颠覆……人们更愿意以个人的、个体的因素来讲述苦难，有意识地将社会问题分解为个体的事务。”宋先生显然更愿意从制度和社会权力层面切入进去揭示人性和生活本相，以小人物的命运透出时代的大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深刻和警醒正契合着美国当代批评家詹姆逊的观点，即“一切文学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一种政治无意识的东西，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思考”。
或许正是出于“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思考”，宋先生的小说集《城市的狗》才会艺术性地、不厌其烦地对蜗居于城市中的小人物的生活片段进行形象而生动的展示和表达，才会犀利而准确地反映出社会转型期中人性善恶的变化不居以及难以捉摸的世态人情，才会对普通人生存的艰辛和无奈充满同情，从而明确而充分地张扬出文学对存在阐释的精神向度。
不唯如此，宋先生还始终认为“诗言志是思想性的，是第一的；诗缘情是内心心灵深处的东西，是第二位的；没有思想，光有灵感那是无本之木”。并充分认可“文学对社会的潜移默化作用与私人化创作相统一”。这也是他始终坚持“文以载道”文艺观的具体表现。在这里，他承认文学的社会作用，却不作无谓夸大，他说“文学对社会是一种微弱的声音，对现实生活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像宗教一样，在疼痛中留给人们一种希望或可以当作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这使我想起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所说的：“很难说现代社会有哪个国家的作家对统治者的政府产生了什么影响，并且能够为社会人道化和民主化直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而且起作用更持久，更潜移默化。”
诚然，文学的作用是微弱的，但文学的确可以通过影响人们的情感和心灵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通过预言性、寓言性、前瞻性的形象呈现来塑造民族精神，作家也因之完全可以凭借良知获取对社会正确发言的资格，通过写作使自己的作品彰显时代气息和知识分子的风范气度。
宋先生正是对文学抱有热切希望，所以，他才能在《城市的狗》中对公平正义充满渴望和期待，对金钱和权力的异化予以深刻揭露并痛加鞭挞，对权钱交易的社会公正性的缺失以及人们不再相信利益之外的任何东西的道德沦丧、信仰缺乏进行无情的批判，由此也可以看到他的真诚和正视现实人生的一面。不仅如此，他在充分信任文学的同时，加深对文化作用下的人性嬗变的进一步理解，并对人性的发展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说“人性有善有恶，而且善恶对半，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人与文化的关系中，主动性在人，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塑造人并创造新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