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称：“凡有井水处，必读二月河。”在2000年，美国华人读者把二月河评为“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拥有如此众多读者并深受欢迎的作家来说，二月河先生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他的艺术成就及在国内外文坛的地位和影响。
世间事有果必有因，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二月河先生亦一样诠释着“智慧源于勤奋，伟大出自平凡”的必然。今天的二月河，正是昨天凌解放的不懈努力的结果。当然，除此之外，任何成功都还离不开诸多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二月河先生的成功起码还会有时代精神的塑造和地域文化滋养的缘由。
本名凌解放的二月河，1945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南李家庄村的凌家大院，他出生时的名字——凌解放，记载着抗战胜利的信息。这个刚刚享受抗战胜利的喜悦并给自己的传人命名为“解放”的抗战世家，先后走出了凌解放的伯父、父亲、母亲等三位志士，他们踏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征途，在抵御倭寇、抗击侵略的浴血奋战中，包括其伯父在内的凌氏一族及近亲属共有数条生命为国捐躯。这一脉忠良，或许可以阐释二月河倔强性格遗传的来历。
美国女作家威尔迪说：“小说的生命来自于地域。”所以，如果我们说历史是民族根基、文化是民族灵魂，那么昔阳县南李家庄村凌家大院之于二月河先生，则是孕育他生于斯之血脉相传的地域符号的基因所在，这当然也体现了他的故土情结。之后，他及他的精神追求也由此出发，跟随征战的“职业革命者”的父母，乘着中国革命摧枯拉朽的胜利之势跨越黄河、走过洛阳，径直一路南下至中原历史文化名城——南阳。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南阳都是对二月河先生长篇历史小说的风貌特征产生重大影响乃至对他整个创作生涯具有生命本体意义的艺术再造地。
公允地说，南阳在全国肯定不是最有名气的地方，但历史以来，南阳都不容置疑地是一个灵山秀水、人才辈出的地方。毫无疑问，是南阳秀丽山川的文化滋养，才最终造就了二月河。尽管他生于昔阳，但幼小的他对于昔阳已无多少印象，少年的洛阳之居（1948年三岁到滦川），也仅有寥寥的童趣印象。九朝古都的典章仪式、王者霸气早已被历史上十数次改天换地的暴力革命荡涤殆尽，加之当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毕竟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与以往截然不同，因而，当时洛阳的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可谓是微乎其微。
最终，一个与昔阳、洛阳、南阳“这三阳”有着不解之缘的人的一番大作为、大气象，就毫无悬念地、历史地注定要定格在南阳发生，从而实现了从昔阳、洛阳走来的凌解放到南阳二月河的飞跃。而且，凌先生在风陵渡被捂窒息、滦川县险遭狼袭、洛阳城屋塌被埋的那些遭遇，虽最终吉人天相、逢凶化吉，但有惊无险也着实令人后怕。唯独到了南阳，凌先生再无凶险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南阳不仅是他的福地，也是他张扬精神创造的开端地。可以说，由昔阳起始到洛阳过客再到南阳发达的三点一线，不能不说他是沾着昔阳的地气来到洛阳，从洛阳而后南阳，才凝聚成他的才气加运气加力气，而最终成就了名扬天下的二月河。
南阳确实是一片沃土，似乎它特别有利于人才的缔造，也更有利于精神的滋养，是一个在全国都并不多见的能够传千年文脉才气、承盆地楚风汉韵的好地方。特别是东、西两汉的冶铁业和官盐经营使南阳帝乡厚积成为东汉史上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这一座生长人才的摇篮，产生了百里溪、范蠡、张衡、张仲景，也以其自身魅力吸引着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当年，出生于山东的诸葛亮，在他生命力最为强盛、增长智慧最为紧要的关键时刻，选择隐居于南阳卧龙岗，学习天文地理之经典、演练经天纬地之谋略，在此待价而沽、寻求明主，应该说绝非偶然，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南阳距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魏都许昌是朝发夕至的一天行程。在这里，他可以得天子信息之灵、行交通中枢之便，进可入主中原，退可居守川陕，且南阳作为帝乡陪都，地位适中，人才辈出，商贾云集，文化发达，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富裕度都是其他地域无可比拟的，他后来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与他在南阳这个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环境中的文化熏陶相关联。
事实上，二月河先生只在昔阳老家生活两年，后随父母过黄河、入滦川、经陕县、走洛阳，在1958年他十三岁时来到南阳地界。如果说，他出生祖籍地的昔阳是他禀性天赋的根本，那么他洛阳的停留充其量也就只能算作是过客，这些虽都对他日后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铺垫，但从南阳出发而后的军旅生涯，才真正是他人生事业的起点。经过解放军大学校的熔炼后而再次回到南阳的他，一接南阳文脉地气，二受盆地文化熏陶而终成事业，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我们可以说，南阳成了他小说创作的精神家园，也是他振翅高飞和安然落脚的嘉华福贵地。南阳，也只有南阳这个枕秦岭而襟荆襄、通江河而贯东西的南北过渡带上的文化交融、繁复、厚重而凝聚而成的楚风汉韵，才能够托负得起从黄土高坡的山西昔阳奔腾而下、沿黄河之畔的洛阳一路走来的二月河先生。
“我总有一个感觉，我做事的胆气和豪劲是母亲给的，而脑力和智慧则受赐于父亲。”秉承母亲豪劲和父亲智慧的二月河先生，由于天性使然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他在少年时期显得无忧无虑和自由奔放，常常不仅没有去循规蹈矩地读死书，而且还时时充当“逃学大王”，“一逃就是半月，一月的时候也有的是”。尤其在滦川、陕县、洛阳，由于他父母职业和工作的经常流动，无暇顾及或干预他的学习，懵懂和率性的他也因此过着自己感觉还算惬意的日子。
从1958年到南阳所辖的邓县起，二月河先生继续着自己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生活。
其实整个少年时期，无论在洛阳的滦川、陕县，还是到了南阳的邓县，他都使自己的率真天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摸鱼、抓虾、逃学、玩耍这种顽劣只培养率性，但这种随意、旷达的不刻意、不做作，确实有朴实、憨厚、大智若愚的意味，正是这些才造就了二月河内在精神上的自由、大度，这对他文学上自由创作精神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
二月河先生是偏才，他偏重于文科，少小的学习不用功没有阻挡他智慧的增长。人实际上通才很少，术业有专攻，知识多少与创造力大小和智慧高低是两回事，偏才未必智商不高，认真读书、刻苦学习只不过是认知进步、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罢了。事实上，世上的事你若刻意为之则可能南辕北辙，若顺其自然则或许成就大业，二月河先生的成功恰好证明了这点。
到了1966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形势的发展变化，二月河先生的这种信马由缰、随心所欲的惬意生活就不得不结束了，因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于他的冲击和对他心灵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从他父亲向组织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述说自己的历史中窥见一斑。
大势所趋，为之奈何。按理说，二月河先生的父母作为老资格的共产党的抗战英雄，应该受到最起码的信任，但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不允许对他这种富农出身的人有更大的宽容。于是，英雄也有无奈时。实际上历来如此，当功利的政治与你牵连上之后，你便纵然“退一步想，夫然后行”地模范践行“务外非君子，守中是丈夫”也根本无济于事，他父亲对自己历史一次次的说清又说不清的结果，就只能是靠边、挨整、不被信任和重用。这自然也会“株连”到他的家庭及其子女身上，特别在那种被二月河先生称为“社情——阴极电流和阴极一样强大”的特殊年代里。实际上，即便在平时的人际交往中，人们往往也会沉浸于一种对同类戕害的麻木不仁中，或者叫不甚明了真相的故意。我们在中学以下的年龄中几乎都会有过这种不期然的经历，就是无来由地共同蔑视或伤害一个与我们根本并无什么“过节”的同学。这种情形完全与贪婪、嫉妒的人性无关，虽然行为的无意性是年少无知的结果，但非理性更说明人类潜意识中对同类抱有的与“恻隐之心”恰好相反的态度。成人后，我常反思，这究竟是人类的什么心态，是否弱肉强食的动物性中的一种阴暗心理的什么遗存在作怪。所以，在政治挂帅的极端情形下，二月河先生的遭遇和心灵的创伤及思想的压抑可想而知。
一直以来，二月河先生都对因家庭出身富农而遭遇不公待遇耿耿于怀。我完全理解那个时代有着那样成分的人的心情。那时，如果谁被看成是“异己”，谁就将被打入另册，就会有一种“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感觉，甚至会有一种丧失归属感而成为人类异端的绝望，个中滋味非当事人不可痛切感受。所以，面对自己的前途，他很是渺茫。他没有政治上的更多考虑和选择，社会也不可能允许他有更大的奢望。在那个时代，能够“不挨整”就是他们一家的最大愿望。那时的遭遇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磨难，纵然无肉体摧残但却思想十分压抑。这种无生活忧愁但却多精神磨难或许是天降大任、成就于他的最初预演，当然，也正是这种灵魂深处磨砺和受难感，成为他另辟蹊径、杀开一条血路的动力。他后来成为名家、大家，未必不与这种压力变动力有关。
当时那种情况下，二月河先生只有走，走什么路，虽然不能有更多选择，但当兵还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毕竟他父母的老干部人脉关系还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走，是原则。”虽然“人生就如走钢丝，从右边掉下去，和从左边摔下去结果是一样的”，但走却必定能走出新天地，后来的实践也再次证明了“人挪活”是至理名言。
坚持“走，是原则”的他，1968年走到了山西太原去当兵。军营的生活和新的环境使他有了更为明确的人生目标。虽然他参加的工程兵的“打坑道、挖煤层”异常艰苦，但他不怕苦、不怕累，凭着苦干和爽快、厚重的性格，他赢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从而在军营中站稳了脚跟，继而入党、提干。如果说，少年的二月河先生透出散漫、率性的天真性格，相对于后来事业的成功是偶然，那么，参军的转变则是好学上进、百炼成钢的必然开端，由此开始了他真正为写作打基础、磨意志、积累知识的十年军旅生涯。
在部队，究竟他准备有什么样的建树，我不敢断言。但我想，在那个时代，以二月河先生的出身、性格和当时的形势，他于仕途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他在部队有了反思，知道如何上进和学习的重要性了，这是他以后每写一部书感到“等于穿越一座大沙漠”情形下，仍然能够完成洋洋五百万字艰苦写作的基础。而且在解放军这个大学校中，他第一次把小时候学习上的“不怎么样”的不自信彻底抛却。特别是他在1982年能够说出的那句“我来写康熙”的豪迈绝非偶然，我坚信除了性格原因外，很可能就来自他军旅生涯的意志磨炼。
生存的悖论永远如此，它常在你不经意处改变着你的命运。一贯秉承“退一步想，夫然后行”这个颇具老庄思想观念的人家，到底没有护佑住自己本该更多的福祉，相反，富农出身的阴影却笼罩和盘桓在二月河先生一家的头顶几十年。一直到“文革”结束，虽然吹散了政治高压，但也耗去了他们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和失去更多的成长机遇，二月河先生及父辈的政治前途不能不说受此很大影响。本来，他觉得“父亲原本劲头很大……我猜他的本意，是让我能当个武将，立功名于世成事业于汗青”，与儒家的“大丈夫当建功立业”理念一脉相承，但谁能料到，军旅出身的他最终成了大作家。
生活的辩证法总是表现出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特征。假若二月河根正苗红，在政治上可堪造就，仕途上一帆风顺，那可能或许会多一个无足轻重的官吏，而少一个不可替代的二月河，但假设历史从来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1978年转业的二月河先生回到了南阳，从南阳出发再回归到南阳，这无论如何都似乎有一种宿命的必然。现在回过头来看，究竟出生地昔阳给予了他怎样的禀赋天性，在九朝古都洛阳他又感知了多少传统文化，在南阳他承继了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和凝聚了怎样的文脉地气，来为他的成功准备了什么基础，才最终锻造了他的文化人格而铸成不凡业绩。无论怎样，回到南阳的他，毕竟在红学研究中有了一席之地，有机会得以接触到研究清史的国内顶尖级的人物，这为他潜心于红学研究和启动文学写作做了思想上的必要准备和知识上的更多储备，而他的不服输的性格也为他形成更大助推，只要条件适合就会起飞，而这一飞就将是鹏程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