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神话是人类童年的产物。行者先生的《非斯》告诉我们：人类起源、自我觉醒并认识自我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类从童年走向成熟的历史。他在小说创作中的设计赋予了作品太多的悬念和给予我们更多的想象，勾连起人类对于文明起源的肇始性启示，于是，一个颠覆乾坤、经天纬地的所为，开辟了更富于想象力的审美意象。所有这些，使上帝的创造因此有了理性的思考并透射出先进人文思想的光芒。
在西方，人们信奉“神人同形同性论”，因而西方人的神是人格化的神，神有七情六欲，不像中国造神那么世俗化、功利化、绝对化。这种“神人同形同性论”，强调的是神性与人性互通，神人之间不是格格不入、不可逾越的，所以，西方的神的矛盾纠葛、利益冲突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设计的故事内涵多由虚荣、贪婪、嫉妒、诱惑等拟制人性的弱点引起，神也并不神圣和纯粹，神与神之间的战争折射出人的纷争，凸现的是人的精神，张扬着人性的善恶两极，这与他们的酒神精神一脉相承，也与他们多理智、善思辨的思维形式有关。在他们的神话中神尚且被人格化，何况英雄史诗中的人间英雄，只可能成为被崇敬的对象，绝不可能造出比神更权威而超越之上的神性，这种彰显“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意义在于它杜绝了人被绝对神化的可能，使英雄被赋予了与大众一体的民主性，更易于体现以人为本的民本意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民主与生俱来便能够深入人心、融入骨髓的由来。行者先生对这种文化的敏锐，使他在《非斯》的创作中，既体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品格，又表现出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后的鉴别、研判和再阐释的生发能力，并且在作品中进一步探究中国宗教的艺术特质和神的特征，把中国神的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情味、在人格上不平等，与中国人迷信神，要求神的世俗化、功利化的实用性的人格扭曲对立起来，使得中国人关于神的内在精神的文学塑造有了观念创新的意义。他的作品和创作过程所包蕴的想象力、创造性、悲悯情怀和对集体无意识的警醒，是对多元文化各种可能性的另类尝试和有力应答，更体现出他有不断变更写作文体和超越自我的自觉意识。
我们知道，承认差异和不确定性，消解意义、本质和中心是后现代主义者们的共同主张。在创作完《非斯》后，行者先生又把小说创作的实践场地搬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构思并操作了《圣西门》的写作。《圣西门》着眼于一个于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的人格缺陷描述。在此，行者先生以一个主要体现酒神气质的人为载体为场域，塑造了一个兼具中西方文化的有着另类性格的代表人物。圣西门属于具有创造性人格和酒神气质这种人，他是把人的生命仅仅当成艺术和生命本体对待，对自己生命欲望负责，比较自我、不受约束，拒绝对抽象价值和已然律条的遵守，轻慢、淡化甚至践踏社会公理，对现有制度发出挑战。表现出反叛、偏执、异端、挑衅、不可理喻、摇摆不定、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的怪异品行，他以艺术和女人为他生命欲望的人生体验的实验场地，肆无忌惮、贪得无厌、毫无节制、挥洒自如地书写着自己独异于他者的人生轨迹，他实现着对主流意识形态、行为规则颠覆和反叛的企图。
行者的《圣西门》文本以酒神精神的灼照来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理念，把文学诉求转化为生命欲望的创造空间，并在人格缺失、价值溃败和理性沉沦中张扬出一种被社会规则、道德律令所层层裹挟、压抑并被集体无意识模糊、淡化，甚至遗忘了的原欲创造动力，在多重阐释、扑朔迷离、形式繁多的传统文化遮蔽中，为蒙垢的历史拂去厚厚的尘土，裸露出鲜艳的生命底色，让我们惊诧于原生态生命的本来面目。同时，也让文明带上人类发展的体温，摒弃猜忌、冷漠和不和谐的虚假，焕发出力的生命指征，实现生存意义的现实转换，以一种真实的叛逆姿态来警醒我们习以为常、逐渐麻痹迟钝的心灵，使世相还原出本真。
这里，行者先生想把圣西门与保守型的人格区别开来，也更想对中国千百年社会格局的超稳定性发出质疑，实现了时代、制度背景下、在分辨中西方文化的异同中强化着对本土文化关照的更大可能，因而他的圣西门尽管异类感很强，但终究没有远离中国本土文化，圣西门无论如何的怪异、荒诞不经，他依然不失为一个有着酒神精神的东方人。
在中国，酒神精神的缺乏，制约着国人的兴奋度和创新能力。中国人的精神和思维偏重于压抑状态，不舒展、不自由、不严谨，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大一统的整体性思维，有哲学但没有给予科学足够的崇尚，有定性但却忽略定量，是一种大而无当的所谓中庸，不重视归纳和分析造成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缺少西方严谨的自然科学的理性思维，即便一些原创理论也使人无所适从、自相矛盾，像既强调济世救人的担当又教人明哲保身，甚至宣扬“为尊者讳”的不讲真话的无是非标准，这塑造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保守、拘谨、维护正统、安于现状、缺乏创新和冒险精神。行者先生试图唤醒和激活人们骨子里狂傲不驯、渴望刺激的求奇、求新心理，至少他想要改变我们对事物的惯常思维。
他的作品《圣西门》使我们看到：当你毅然决然地挣脱陈规陋习的束缚时，当你无意于阐释这个世界的秩序时，当你不在乎理性而我行我素时，就会看到酒神精神因趋向本能的指引而少了势利、功利的社会性而成为你的最爱，此时的你才能成为你个人的真正主宰，也才能成为你精神的自我统治者，灵魂和肉体才能统一于你自己，成为你认知和力量的源头。无疑，行者先生实现了他的目的，他塑造的圣西门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无所顾忌与世俗较劲、同常人相左，他不受既有道德约束、个性十足而无视社会行为规则和伦理。圣西门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意图张扬自我的内心深处的一个很不安分的缩影，表现出意欲脱离常轨的人的从不满足状。他纵容、放任自己的欲望，包括自己对本我生命的主动掌控，他无例外地成为他的各种尝试的施动者，他以一种极端叛逆的姿态，向伦理道德和文明秩序开战，使为生命而艺术的辉煌伴随人性的照耀，轰轰烈烈、义无反顾地撞向既定的体制规则，一种不与世俗为伍、不与常规妥协的毁灭再生的决绝和勇气很好地诠释了酒神精神，也因此震撼了我们的心灵。
与长篇相比，行者先生的中短篇小说中的情感、心灵主要是创造了一道道奇崛的风景线，而在长篇中则更充沛地透射出一种包括在题材、语言、结构、言说方式等方面从不重复自我的更为他所看重的创新精神，这几乎成了行者先生文学创作的不变圭臬。一方面，他的长篇小说《非斯》进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领域，通过对中国人的内在气质到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扫描，行者把文化的思考带入到最适宜进行人类精神体验的文学实验中，通过风花雪月的荣枯变化，感受外界的时间变迁，意识到人与自然的相融相谐。在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演绎八卦的生活经验的积累中，以艺术诠释了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对中国远古神话的再叙述具有文化创新意义。另一方面，他在《圣西门》中，把自我对时间的生命指证纳入到对西方酒神精神的参悟中，从中发现人类强化自我创新精神的资源优势，并放逐这种情绪，加大人与自然冲突的间离效果，塑造了圣西门这个有着酒神气质和反叛精神的艺术家的另类形象。这种从天人合一的和谐到突出自我的轮回是行者对中西方文化思考的结果，也是他试图对国人受压抑文化品性呐喊、宣泄、改造的结果。因此，他的这两部长篇小说不仅是他文学创作不断成熟和自我文学意识更加独立的展示，更是对他文化反思的艺术塑造过程和文化生发能力的自我检验，这也促使他成为一个对既往自己进行全面颠覆的更大背叛者。
即便如此，行者先生也没有丝毫的懈怠，他还在自我加压、不断进取，在2011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对话别廷芳》。
别廷芳是中国20世纪初期的动荡社会历史条件下造就的一个有着复杂性格的特殊人物，他是政客但更是枭雄。他既有嗜血成性的一面，又有造福一方的情怀；既有狡诈凶残之徒的阴谋，又有憨厚拙朴的可爱；既有反对固有秩序的叛逆，又有土皇帝的独裁专制。在他实行有效统治的自治地盘内，他独霸一方的野心、壮大自我的谋略和剪除异己的残忍，使他除了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以保存实力之外，在用重典治乱世的高压下能够顺利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最终使内乡在那个年代呈现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景象。
《对话别廷芳》重塑了别廷芳这个民国权利场中的怪人政客，这部小说的哲理意味非常浓烈，而且构思巧妙。行者先生首先把自己置身其中，又虚构一个叫高明的人物，以探讨的方式来引导别廷芳回答问题。文本通过三人关于世相、历史疑点和自治问题展开的讨论，既活泛了凝固的历史，又增强了探讨的各种可能性，还便于创造性地展现、求证和反思别廷芳杂色鲜明的一生。作品以强烈的现实观照性和独具匠心的艺术风格，把别廷芳那些看似大相径庭、不相关联的东西统于一身。其间，行者先生从政治学、社会学的高度对别廷芳及那个时代作出文化标本意义上的解剖，对政体文化及人性的思考都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在写作中，他以中外关于政体文化的思想成果，结合中国自治和历史上治国安邦的各种政治主张，尤其他运用韩非子的法家理论、儒家思想及西方的管理科学等，从探讨个人修为到兼并天下的文化塑造入手，来反观时势造英雄的锻造过程中草寇别廷芳的崛起历程，内在地分析了中国地方自治的成败得失，并在展现人性的前提下揭示自治的文化渊源和本质属性，指出了中国历来家国天下、公私权不分的专制是暴虐产生的社会根源。
同时，《对话别廷芳》的对话形式也为如何书写和重现历史作了更为有益的尝试。它对历史人物的重塑更为形象真实地还原了历史，在对历史的呈现和在艺术地塑造别廷芳杂色性格的多变中，我们再次感受到，行者先生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文体意识和勇于不断否定自我的文学实践者。
其实，无数创作经验都告诉我们，人在尘世间的趋同心理恰恰与追求特立独行的为文品质背道而驰，趋同和媚俗只会远离高雅而充满世俗气，为文之道首要的是要脱俗才能到达自己精神追求的至高。所以，行者先生始终保持了对庸常叙事的警惕。他内心的激情、飞扬的文采和对创新的不断渴求给人行色匆匆、永不停歇的感觉，他是一个在精神领地不辍耕耘的探寻者。虽然他的《美人市场》鲜有晦涩难懂的地方，似乎表明走得太远的行者，也许有与消费主义妥协的时候。即便如此，他也绝不是简单地退回。所以无论他的《大化之书》也好，还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非斯》和体现西方酒神精神的《圣西门》以及阐释了自治与民主关系和有着文化本体意义的《对话别廷芳》也罢，经营艺术的谋略、构思小说的技巧及毫不吝啬地改变以往内容形式的经验表达，依然体现和构成他叙事风格的基本切入方式，语言的厚重、敦实仍旧是他小说话语的主导特色。显然，在文化创造的进击中，葆有一颗执着之心和占有强大的精神资源具有决定意义。无疑，行者先生做到了这点，因而，他可以“风物长宜放眼量”，他思维的方式、独异见解的超前性也验证了知识积累、思想碰撞的必要性。行者的叙事情感和价值立场，并不简单地表现在终极关怀上，他关注的是人的观念、意识、文化层面的冲突、融合，他热衷于塑造具有对整体性世界有发言权的类化群体人物，他早已摆脱了讲故事而进入到哲学思考、文化构架的境界，因而他的叙述与生活保持必要的距离，以免使创造和审美陷入表象。
“总体上说，文学艺术是创造的事业，因循守旧没有意义”，他的这一创作理念贯穿于他创作的全部过程。他的《灵石不言》《浪游者》《大化之书》《美人市场》或是《非斯》《圣西门》《对话别廷芳》，无不体现出他的这种创新意图，这与他对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有关，更与他求变、求新、求奇的追求有关。因而，他总能站在文化层面和哲学高度不断刷新自己，竭力避开重复他人和自我，他的创作体现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多种手法的不断变换和交替使用，也因此，他的《大化之书》《美人市场》《非斯》相继获得省政府大奖。有人称他为文体作家，此言不谬。这得益于他对中外前沿思想资源的充分占有和有着特别强烈的文体意识，《非斯》《圣西门》《对话别廷芳》三部长篇迥然不同的风格面貌，说明他每一部都试图给人陌生化的新鲜感觉。他骨子里永不满足的创新欲望，使他的每一次创造，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言说方式，从题材到人物塑造，都使他对自己提出新的挑战，而且其反叛的意味绝不止于小说的技巧，更在于文化生成的别样性和观念意识的独特性。借此，他似乎已经走出要么纯粹前卫或要么纯粹现实主义的非此即彼怪圈，踏上一条属于他自己的更为宽广的创作之路。
所以，在十多年前他能够被评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最有实力的五十位小说家之一”，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