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元培看来，胡适不仅“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更何况他有着令人放心的道德操守。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认为新思想教坏青年，伤风败俗，堪比“洪水猛兽”。可胡适留学回国后，却顺从母命，娶了包办婚姻之下的乡下女子为妻，为此树立了一个“守规矩的西洋博士”的榜样，由此说明青年拥有新思想，学习新文化也没什么可怕的。
胡适进入北大之初，也遭到梁启超等保守派的反对。辜鸿铭等人更是瞧不起他，嫌他才粗学浅，不懂拉丁文还说着一口乡巴佬英语，教哲学简直是误人子弟。不过，胡适是聪明的。他在美国师从杜威教授，论文当时也没得到通过，在北大授课时，还发现有许多学生的旧学基础比自己还好，甚至还有一些像傅斯年这样学问比教授还大的学生，但他看到了学生们的短处，很快就以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获取人气，逐步提出自己的主张。最终通过努力，赢得了学生的认可和尊重，逐渐成为当时影响深远的学者、思想家。
第九节 北大校园中，饱受争议的教授们
源于蔡元培广博的包容心，才使得新文化风气浓郁的北大校园里，还有“大辫子教授”的身影。其中一条著名的大辫子就是当时复辟派的杰出代表——辜鸿铭。
辜鸿铭是大清朝的忠臣，曾获慈禧太后赐封进士。辛亥革命时期他极力反对革命，宣统退位后辞职以示抗议。民国成立已十年，他还一心效忠清王朝，自称遗民，誓死不剪辫子，并且还公开反对共和，提倡尊王尊孔，嘲笑白话文学。就是这样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蔡元培却排除万难，聘他到北大主讲英国文学，就因为看中了他的学术造诣，赏识这位中西融会贯通的奇才。
出生海外的辜鸿铭在国外享有盛誉，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九种语言，自幼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英文功底深厚。而且他在英国、德国、法国留学十数年，荣获13个硕士、博士学位，具有广博的西方文化基础。他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早年他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语版，西方国家也是通过他的介绍，认识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北大的新派学生非常不喜欢辜鸿铭，并将他与另一位旧派教授刘师培列入驱逐的黑名单，发誓要将这两人逐出北大。凭学术造诣，刘师培担任北大教授是当之无愧的，他从小饱读经书，出名甚早，才20岁就被学界誉为国学大师，33岁已出版专著70多种。在思想上，刘师培却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曾经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突然思想发生了转变，投靠了清政府大臣端方，就在革命党人起义时向端方告密，不少革命同志被捕获。后来刘师培又主张复辟，还发起筹安会，协助袁世凯称帝。然而，蔡元培不仅请刘师培担任中国文学教授，还让他兼任文学研究所指导教师，在国史编纂处从事编辑工作，这让新派学生十分不解。他们整天攻击辜鸿铭、刘师培等人，甚至煽动学生集体罢课，在校园里闹得沸沸扬扬。
学生的声讨也让北大的管理层感到困扰，一些以和为贵的人就暗中奉劝蔡元培，在评议会上，也曾就这个问题讨论过数次。可蔡元培却十分珍视这两位学者在学术方面耀眼夺目的成就，力排众议，坚决维护他们。面对新派学生一次又一次的讨伐，蔡元培这样开导道：“我希望的是你们学习辜先生的英文以及刘先生的国学，并不是要你们跟着去拥护复辟或者君主立宪。”
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和广博的胸怀，辜鸿铭是打心里敬佩的，对他非常敬重。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说：“现在的中国只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先生，一个就是我。为什么呢，我当年效忠清朝，到现在还保留着辫子，而蔡先生立志革命，至今他还不忘这个信念。”这个出了名的眼高于顶的辜鸿铭，就连当年的慈禧太后、袁世凯都敢当众嘲讽，可他在后来“挽留蔡元培”的运动中说：“蔡先生一定是要挽留的，因为他是北大的皇帝！”由此可见，辜鸿铭是从心里认定蔡元培的功劳与能力，并非常敬重他的为人。而刘师培也不负厚望，不仅成为一名杰出的北大教授，还以国学大师之身，为北大贡献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病去世时年仅36岁，蔡元培对此遗憾地评论道：“如果刘君当初能投身学术，而不为别的事情所干扰，用你毕生的精力专心创作，你的成就岂不是无可限量？真是可惜啊！”
蔡元培大力提升北大的教师队伍素质，200多位教师中就有90位教授，而教授们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十分年轻。胡适、刘半农等人被聘为教授时才27岁，25岁的徐宝璜也被聘请为北大教授。
25岁的年轻人，能当好教授吗？不少人对此表示质疑。徐宝璜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他考取官费留美，前往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新闻学。1916年回国后，最先担任北京《晨报》编辑，后来在蔡元培的影响之下，进入北大担任新闻教学工作，兼任校长室秘书。称徐宝璜为“新闻学界开山祖”不为过，他为中国的新闻事业贡献不少。1918年，他与蔡元培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副会长、新闻学导师，以及会刊《新闻周刊》的编辑主任，定期为会员讲授新闻学基本知识。并且他还将新闻学的定义，报纸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兼及报纸的编辑、采访、评论、发行诸方面，以及个人对理论与实践的探讨等成果，集结成《新闻学》一书，被著名的新闻学家邵飘萍盛赞为：“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新闻要学。”
还有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就是梁漱溟，不单是他24岁就当上北大教授的问题，而且他还是一个北大落榜生。
当时，蔡元培很想开设印度哲学课程，却一直没找到授课的合适人选，一天，他在《东方杂志》看到一篇名为《究元决疑论》的文章，为作者用西洋学说阐述印度佛教理论的精辟见解折服，于是四处打听这位作者。
考北大落榜的梁漱溟没离开北京，他打算明年再考，听说蔡元培有见他的意思，他就通过范源濂的介绍，亲自登门拜访。谁料到一见面，蔡元培就提出请他来北大讲印度哲学，把梁漱溟吓了一跳，他连忙推辞道：“多谢先生抬爱，但我对佛教也只是略知一二，对其他的印度哲学更是一无所知。”他一心想进北大读书，从未想过当北大教师。
蔡元培却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担当此任呢？”
梁漱溟想了半天，只好摇头。蔡元培接着说：“我们都一样，没有找到真正能够教授印度哲学的人，相互比较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既然你爱好哲学，我就把许多哲学爱好者都聚到北大来，也别总想着自己是在当老师教课，你就只当与爱好者合作研究，相互切磋罢了。你看如何？”
此番话打动了梁漱溟，他决定到校任教。可是在校务会议上，此事却遭到一些评议员的反对，理由是他不仅没有相应的文凭和资格，还曾是北大的落榜生。蔡元培并没有以此完全否定梁漱溟的才华，决定破格聘用他。蔡元培的这个决定，在北大教师中引起一片哗然。
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元培没看错人，梁漱溟在北大不仅能够胜任教学工作，而且还创作出了《印度哲学概论》，撰写了轰动当时学术界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成为“新儒家”的一个重要人物。
第十节 思想流派百花齐放
秉着“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蔡元培在思想流派上并不公开偏待。他不仅将北大打造成诞生学问的乐土，还将此当成中国思想论争的一片试验田，只要能站得住脚的，都让其如花绽放，绝不以人为的力量将任何一种流派扼杀。
就蔡元培个人而言，他早就赞成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暗中支持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但他从不排斥文言文，只是觉得白话文比文言文更直白，便于理解，易于流通，在将来的应用文写作中一定是白话文占优势。蔡元培还反对青年抛弃古诗，过于迷信新体诗，多次开导学生，要从艺术的角度去理解古诗歌的形式美，相信旧文学拥有不可否定的艺术价值。
蔡元培坚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蔡元培希望学生听课时不是记点笔记，然后回去贩卖老师所教授的知识，而是结合自己的学识，独立思考，有自己判别是非的能力。在北大，每一个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只要言之有理，就让他们存在，让学生选择。在当时的北大，教授之间思想相悖、观点发生碰撞是家常便饭，并且蔡元培还鼓励这样的学术碰撞。比如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胡适与梁漱溟不同，蔡元培就让他们各开一课，公平竞争，让学生自由选听。
因派别相悖而暗中较劲的场面，在北大的讲堂上层出不穷。钱穆在北大任教时，就因对孔子的看法与胡适不同，两人争论不止，为此还举行了一场公开辩论。提倡新白话文的钱玄同与旧派教授黄侃曾是师兄弟，却因思想和学术观点的不同经常相驳。有一次，黄侃在课堂上讲课，突然就大声骂起钱玄同“有辱师门，要取消汉字，简直是谬论”……钱玄同正在隔壁上课，他不甘示弱，在课堂上大讲“人过了40岁就要枪毙”……两人的教室仅隔一道墙，对方的一字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台下的学生一个个捂嘴偷笑。而两位教授却若无其事，照讲不误，讲堂都成了“隔墙辩论会”。
然而，养成独立思考能力的北大学生们，从来都不是老师讲什么，就认为是什么，比如梁漱溟讲儒家思想时，听课人数非常多，情形最为热烈，学生彭基相、余文伟对梁漱溟的唯心主义一向没好感，每次去上他的课之前都说：“我要听听他究竟荒谬到什么地步。”反对者来听课之前，早有思想准备，听了梁漱溟的课后，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东西，或者是再一次思考，这恰恰是对听课者的一种促进。这对讲课者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台下的学生是清醒的，要说服这些学生，时刻都需要下一番功夫才行。
为了北大学术的多元化，蔡元培还不断地外聘教授，先后聘用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文学家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请徐悲鸿担任北京大学绘画研究会导师。美籍地质学家葛利普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地质系主任，也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的地质学教授。此外还先后聘请留学归国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李四光担任北大地质系教授。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王宠惠回国后，被蔡元培聘为法科兼职教师，蔡元培又聘请牛津大学法学硕士罗文干在法科任教。1919年5月，北大迎来了国际知名的哲学家杜威为期两年的讲学。此后，哲学家罗素和杜里舒、文学家泰戈尔等相继成为北大的客座教授。甚至还聘请遭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的盲人诗人爱罗先珂，到北大教授世界语。
有一次，蔡元培读了以“莎菲”为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为其文采惊叹。经打听后才知道作者是曾在美国留学的陈衡哲，于是聘请陈衡哲担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当时中国的大学拒绝招收女学生，而北大却出现女教授，可谓是惊世骇俗。
在蔡元培的努力下，北京大学仿佛一个竞相争艳的学术大花园。有推崇共产主义的李大钊，有信奉国家主义的李璜，也有乡村建设派梁漱溟；辜鸿铭赞成君主立宪，刘师培幻想恢复帝制，王宠惠提倡三民主义；胡适、钱玄同大力倡导新文学，黄侃等人固守旧思想……在众多思想流派的汇聚下，北京大学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景象。漫步在当时的北大校园，可以看到一些学生在埋首阅读《古文观止》，而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朗读莎翁的诗句。教室的一角，某些学生正在品味桐城派的散文，而另一群学生正在兴致勃勃地探讨“存在论”……不同的思想流派在同一个地方交叉出现，校园内师生之间围绕学术思想进行讨论、争辩，相互渗透，形成了具有传承意义的学术自由之风。蔡元培认为，这才是一所高等学府所具有的风气。
第十一节 解放“女禁”，开创高校男女同校先例
1920年2月，北大学生王昆仑向校长提出申请：他的姐姐王兰非常向往北京大学，希望能来北大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