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外国报纸常常报道中国会有理性的民族主义，我总说没有，但是我应该承认有一些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还让我很不舒服，他们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具有19世纪的味道，完全是过了时的。但是我在德国上课的时候，我会这么说：中国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民族主义意识，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人类。但是方维规说有，现在也有人来利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时间够的话，等一会儿我会再深入谈一下这个题目。我上面所引的美国汉学家的大概意思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了解基本上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其共同的信仰跟文化有关系，我不知道中文能不能说“文化主义”，德文、英文可以说。所以中国人的认同是从文化中来的，从文化遗产中来的，但是跟国家和民族好像没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外国汉学普遍的观点，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我们基本上都是这么看的。但是方维规却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曾任职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的张灏（Chang Hao， 1937—）教授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1卷《晚清史（1800—1911）》中写过“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一章Chang， Hao，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1898”， in：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Eds.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张灏所写的“第五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收入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332页。，我不太了解他这个人，但他写的有关清末思想史著作却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我认为他是个很有见地、很重要的学者。他今年已经七十六岁了，但是仍在上课。他说：“中国在1860至1919年之间，穿越到了民族主义。”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说，中国到清末、民初基本上没有民族主义的意识呢？这是我从梁启超那里得出的结论，我特别喜欢这个人物。我喜欢读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可能好多人不知道，梁启超的墓在香山卧佛寺东边的山坡上，墓园绿草茵茵、松柏成林，是由他的儿子梁思成（1901—1972）设计的。你们如果还没有去过的话，应该抽时间去看看，很有意思，我经常带学生们到那里去。梁启超的文章我看过不少，当然受到他很大的影响，我今天没办法给你们看原文，但是从上面的英文文章可以告诉你们他的观点是什么。1900年，梁启超发表一篇文章谈中国的弱点与历史上的原因，意思说为什么中国有弱点。张灏有专门研究梁启超的专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他说，中国人不分天下和国家，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是国家，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是在好多国家之间的某一个国家；另外他们不知道国家和朝廷的区别，所以奇怪的是中国到那时没有自己的民族，因为当时说“大清帝国”，而不说什么“中国”。虽然中国的历史已经包括几千年，人口众多，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国家。一个美国人好像也跟着梁启超说：“中国人如果谈历史的话，会用‘朝代’的概念，不会用‘国家’这个概念，没有‘历史’的概念，所以中国没有什么历史，不存在历史。”
还有一个外国汉学家，白鲁恂，他曾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上发表过《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重要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的口气跟我的有点相似：
Nationalism is therefore a modern sentiment. Henc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iddle Kingdom Complex， or the concept of Han chauvinism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the same thing as Chinese nationalism.
他说得很棒，为什么呢？因为他分得很清楚，民族主义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跟古代中国不一样。很多问题是因为太看重自己的民族，比如，我们认为德国人如何地好。如果将上面的一句话翻译成汉语的话，可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的感觉，传统中国的那个中国意识，或者汉朝的沙文主义的意识根本不等于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我自己觉得他这样说是很正确的。方维规的这篇文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他界定Nation一词时，分不清楚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区别是什么。我现在无法使用我在波恩的个人图书馆，没办法查一下法国革命以前和法国革命以后民族主义的意义。我们今天说的现代性的民族主义来源于法国，法国革命以前没有什么所谓的现代性的民族主义。方维规说，中国早已经有过民族主义的证明在哪里呢？他觉得我们可以把《二十四史》看作一部表示民族主义历史的文献，还加上一句话，我们如果从《二十四史》来看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二十四史》里表达出来的民族主义意识比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的还古老。哈布斯堡是维也纳的贵族，到了法国革命以前，他们也是德国的皇帝。他们的历史大概是从11、12世纪开始的，很可惜方维规的依据基础是历史学家王尔敏（1927—）的论述，我自己觉得王先生的某些观点是颇值得商榷的。王先生于1976年发表了《“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载王尔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47—466页。此书200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出版了简体字版。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国家的名称，有民族主义。根据我的了解，“中国”古代不是现代中国的意思，“中国”原来的意思是在中国古代包括一些诸侯国，可能包括四五个诸侯国，但是不包括所有当时的诸侯国和地区。另外，王尔敏说所有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的名称，就是中国没有，所以别的国家称呼我们的名称我们都不要，比方说日本说“支那”，英国说China，等等。这点说明他不太了解历史，比方说我住在什么国家呢？我住在Deutschland，德国人在德语里说Deutschland，英国人说Germany，法国人说Allemande，等等。为什么有这些不同呢？因为英国人碰到了德国人，认为他们都是日耳曼人；但是法国人碰到了另外一个民族，因为德国不只有一个民族，德国的民族也是非常多的，现在分成几个，但是我们的来源是不一样的，法国人他们碰到谁就认为那是德国。所以德国之外的国家名称，跟我们自己称呼“德国”的完全不一样，这很正常，没有必要为了这个烦恼。中国说的“德国”这个译名大概跟Deutschland有关系，“德国”一词的翻译很可能是从荷兰人那儿来的。那么中国到了清末的名称是什么呢？“华夏”，这个词跟文化有关系：中夏、中华。有意思的是，现在中国的正式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没直接用“中国”这个词，这点很耐人寻味。“民国”一词也是这样，“民国”好像也是“中华民国”的缩略语。方维规的文章在很多地方都令人思考，比如他说，中国古代把自己的人和外来的人分得很清楚，这一点我们可以跟古代希腊对比，因为古代希腊也是从文化来看外部世界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野蛮人”一词可以翻译成Barbar，无论是英文、德文，还是法语都可以这样翻译。那Barbar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古代希腊balbein来的。balbein是什么意思？一个人能够说希腊话，但他说话的时候别人并不清楚他在说什么。这个可以和《孟子》联系起来，因为许行是楚国人，孟子甚至讥其为“南蛮舌之人”《孟子》卷5《滕文公上》，阮元校刻本。，意思是说话像鸟叫的南方蛮子。从语言、文化把自己的人与外面的人分得很清楚，这个观念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希腊都是值得思考的。在这里面，方维规找到一些民族主义现象。他说，清末有这类的口号，“保种、保教、保国”，因为当时俄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来华之后为所欲为，所以中国人提出来要保护自己。这个说法没有什么可怕之处，我自己觉得是正常的，不一定应该跟我们今天可怕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因为德国人在四十五年以前的民族主义太可怕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人基本上没有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足球比赛的时候。所以在德国很少有人敢说他有什么民族主义的想法。
我还记得2008年的时候，奥运会在中国举办，很多中国人说自己多么骄傲、自豪，而在德国你只能批判，不能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这个“中华”的概念可能和章太炎（1869—1936）有关系，章太炎认为“中国”应该是“中华”。方维规说，鸦片战争的后果问题不在于失败，而在于失败让中国人非常伤心，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可以供我们思考。中国的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我不太喜欢的一位学者——说中华民族从清朝已经有，王尔敏说中国最古老的民族意识是族类，这些观点是颇值得商榷的。方维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者，他知道概念是重要的、复杂的。如果我们要研究什么，应该先弄清楚一个概念的历史，所以他现在跟别的中国学者一起编辑什么概念史、观念史的文章，尽管这些东西在德国早已经有了。哲学家们、历史学家们编辑这类书，每一个概念的历史非常长也非常复杂，有的时候没办法把一个概念弄清楚。方维规说现在有人还是利用“民族主义”这一现象，因为“民族主义”帮助中国人实现Integration（一体化）。如果查词典的话，好像通过民族主义可以让社会和谐。此外，通过民族主义，统治者会说明他们做的都是合法的，legitimation，意思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所以我们让你们自豪，你们会发现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对的。再有，民族主义也帮助人民和国家创造神话，创造文化上的象征物。比方说现在每年有人跑到一个地方去，说是祭祀黄帝的地方，但是黄帝真的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吗？如果真的有黄帝的话，那么他是神而不是人，所以在中国过日子的人都有一个祖先，中国的民族太多了。方维规提到一个法国学者雷楠，如果我记得对的话，此人也写过德国历史的书。有意思的是，最好的德国历史不是德国人写的，而是法国人、英国人写的，恐怕中国历史也是外国人写的好些。他说没有什么民族没有伪造过自己的历史，从德国来看完全是这样，到现在我们揭示我们的历史还有很多问题。比方说不少学者因为他们恨自己、恨德国、恨德国历史，他们想把所有在德国发生的历史跟希特勒联系起来，所以他们也伪造德国的历史，历史一般来说会有其自身的意义。方维规的文章可能是有道理的，也可能我们汉学家都是错的，因为波恩大学汉学系接替我的教授叫廉亚明，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他告诉我早在宋朝的时候，因为有了金代、西夏，还有辽代，那个时候中国人已经有过一种民族意识。他也写过几篇文章，我想方维规也可能参考过他的文章。
附录7.5
Ralph Kauz (1961—)
中文名：廉亚明。中文译名：拉尔夫·考茨。德国汉学家、伊朗学家。1989年他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党》（Die Partei der Islamischen Republik Iran）为题获得硕士学位。1994年他在德国班贝克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伊朗的政党和人口》（Politische Parteien und Bevlkerung im Iran）。2002年，他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教授资格，论文题目为《明朝和帖木儿帝国：其政治和经济互动的机会》（Die MingDynastie und die Timuriden： Chancen ihrer politis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Interaktion）。
1995—1998年，廉亚明博士获得德国洪堡奖学金到中国南京大学进行访学。2003—2010年，他在奥地利科学院。2010年6月，他被聘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
廉亚明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中国、中亚和伊朗之间的互动，环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史。近年对明朝与中亚的交流、明代中国的波斯文献等课题多有研究。他与中国、日本以及伊朗学界有着密切的学术往来。
不论如何，方维规提出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恐怕不花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的时间，这个问题是弄不清楚的。如果你们有机会跟他见面或者读他的文章的话，会丰富你们对中国的了解。我很喜欢跟他探讨问题，他很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