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中国朋友来波恩或维也纳游览，我一定要带他们去参观墓地。维也纳的墓地很大，那里的中心墓地跟一个城镇一样大，在那里你可以转上好几天。对维也纳人来说死亡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安慰，而坟墓就像是一个博物馆，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艺术品。很多16—18世纪的墓碑完全是艺术品，你可以留心看一下一些文人的墓碑，到现在仍然有人去祭拜。波恩有一个很小的始建于17世纪的老墓地，那里有贝多芬的母亲和舒曼夫妇的墓以及很多其他有名的文人的墓。到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便这些文人已经死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他们的墓前依然摆放着鲜花，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会记住他们，感谢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丰富的遗产。
在《用哲学来思考死亡》这本书中，梅勒的一篇文章提出，从哲学来看死亡是一种全面性的焦虑（universal concern，普遍关怀）。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死亡这件事的呢？三万年以前人们第一次感到自己要死，因为现今发现的三万年以前的人们留下的墓地一般都会有一些东西，是活着的人给死了的人准备的，以便他们去另一个世界旅行的。为什么用“旅行”这个词呢？司马涛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旅行和死亡的文章。司马涛曾任同济大学中德文化学院的院长，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也是我10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一卷，即将出版。司马涛著：《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顾十渊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司马涛看过超过150本的中国古代小说，我相信，在汉学界，也包括日本在内，恐怕没有第二位汉学家阅读过这么多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和梅勒一样，他发表过很多文章，中文水平也很高，但在德国的大学并没有得到教授的位子，所以他有一天可能会来到中国，在这里上课、做研究。他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意大利说法，partire morire，告别、旅行都和死亡有关，都是通过一个过程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如果死亡是一种旅行，证明有一天还是会回来的。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德国文化都有把死当作一种旅行的看法，这种作为旅行的死亡使我们不至于陷入绝望。如果从法国20世纪50年代的哲学来看死亡的问题的话，萨特等一些哲学家会告诉我们死后不会留下任何东西，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而基督徒会执著于死后得到的一种永恒的生活。萨特是20世纪50年代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人终有一死，所以生活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生活不能够给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我们从当代哲学的角度来看萨特的观点的话，多数人会持反对意见，比如波恩大学一个重要的哲学家约瑟夫·西蒙就是一例。西蒙信仰天主教，我喜欢和他在一起谈论哲学问题，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得到最终的回答。他坦率地告诉我最终的回答不可能会有，如果你能够得到的话，那你就跟上帝一样了。但是你不是上帝，你是人。如果你不能够得到最终回答，你也应该感到满意。所以从西蒙的观点来看，萨特所说的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附录4.5
Thomas Zimmer (1959—)
中文名：司马涛。中文译名：托马斯·齐默尔。
德国汉学家。生于1959年。20
世纪80年代曾经在中国学习汉语，在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获得了现代汉语翻译硕士学位，后来获得了中国中世纪语言（敦煌文献中的白话和变文）和明清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和大学执教资格。
司马涛进行了大量的文学翻译工作，并对20世纪初和当代中国文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在早些年他担任上海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副院长期间，深化了对于这方面和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
曾任教于波恩大学汉学系，在顾彬教授主编的10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编写了《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2012），同时参与了《中国古典散文》的编撰工作。他也是长篇小说《孽海花》以及多篇鲁迅小说的德译者。
司马涛提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来，认为与欧洲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中没有特别的对于死亡的象征，在欧洲的坟墓你到处可见骷髅和天使这样的象征，骷髅代表的是死而天使代表的是安慰，人死的时候有人陪你到彼岸去。在欧洲有很多这类的死亡象征，欧洲文化衍生于古代希腊，古代希腊的哈得斯（Hades）是死亡之神，亦即所谓的冥神。他通常是坐在四匹黑马拉的战车里，手持双叉戟，这是他代表性的武器，无论前面有任何障碍他都将铲除。“死亡”在德国有一个很好的说法Schnitter，可以把它翻译成“割草者”，因为另外一个“割草者”的德文Sensenmann，
同时也是“死神”的名字。中国古代的人认为死亡是人的灵魂忘记回到自己的身体，所以他们会给死人吃饭，还会给死人招魂，在中国的南方还保留有这种习俗，希望用这种方式将死者的灵魂招回。在佛教还没有传到中国以前，古代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要专门把死了的人安排在一个有代表性的比较大的地方，当然也有泰山、黄泉这类的处所，代表什么中国式的彼岸。但是这些不能够跟佛教、基督教的彼岸相比，中国以前没有地狱和天堂的概念，佛教进入中国将这些概念一并带入。中国古代死亡观认为，人死了后是不能不朽的，但受佛教的影响，人们渐渐有了死后灵魂不朽的观念。
早期的儒学关注的是“死亡”这个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以及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问题。孔子自己虽避谈死的话题，但《论语》里有不少地方还是提到过。如果从《圣经》出发来看死亡的问题的话，就会发现，死亡是上帝对人的一种惩罚。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死之前如何能去思考死亡的问题呢？举莱布尼茨的例子也可能会说明问题：作为启蒙时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但他讨论过很多有关中国文化的问题。另外我在第一讲提到的德国重要的汉学家翁有礼也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的古代汉语非常好，所以一些经历和经验未必显得是那么的重要。哲学家西蒙认为我们思考死亡的时候，我们不能认为我们真正意识到生命是什么，死亡是什么的问题，我们所有的论题都是一种假设和假定，但是这样我们能够和别人展开一种对话。从德国当代哲学的角度来看，人只有在进行对话的时候，才能真正作为人。如果我们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死亡的话，虽然古代的哲人们不一定会直接来谈人死后不朽的问题，但从他们对于祖先的崇拜能让我们了解到一种宗族代代延续的对于死亡的态度。
卜松山是德国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他的文章把一位法国思想家和孔子、庄子、陶渊明的思想联合起来。这位法国思想家叫蒙田，他是著名的散文家，思想也非常深刻。他的散文虽然是五百年以前写的，但一直到现在德国还不断出新的德译本，而且卖得还非常好。蒙田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苏格拉底的问题，研究哲学就是学会善终。蒙田和庄子一样不相信人死后会不朽，虽然他是天主教徒，但他从来不谈不朽、永恒的问题。他和陶渊明一样冷静，他说我们过的所有日子都是一种死亡的旅行。他提出我们对生活的爱应该与死亡联系起来，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们应当怎么看待对生活的爱呢？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人的身体终有一死，但灵魂会不朽。如果从早期的儒学和道家的观点来看的话，对祖先的崇拜说明如果一个皇帝死后灵魂可延续七代。道家承认天命，服从天命会使我们的灵魂安静下来。
附录4.6
KarlHeinz Pohl (1945—)
中文名：卜松山。中文译名：卡尔海因茨·珀尔。德国汉学家。
1945年出生于德国萨尔州。
他自1970年起先后在汉堡、波恩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汉学、日本语言文学和艺术史，并于1978年获硕士学位。1982年，他以研究郑板桥的诗、画及书法在多伦多大学获东亚研究博士学位（Cheng Panch‘iao， poet， painter and calligrapher. 1990）。曾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高级讲师，图宾根大学中国文学与思想史教授，汉学及朝鲜语言文学系主任，文化学院院长。1992—2010年，卜松山担任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卜松山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美学及思想史。主要著作有《郑板桥——诗人、画家、书法家》、《论叶燮〈原诗〉》、《象外之象——中国美学史概况》、《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2000年中文版）、《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2010年中文版），译著有《桃花源——陶渊明诗集》（Der Pfirsichblütenquell. Gesammelte Gedichte. 1992）、《李泽厚〈美的历程〉》（Der Weg des Schnen. Wesen und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und sthetik. 1992）。
Günther Debon (1921—2005)德国汉学家。
中文名：德博。中文译名：君特·德邦。1921年生于慕尼黑，2005年逝世。1938年在汉诺威中学毕业后曾被征入伍，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军所俘，在被俘期间学得中文知识。1948年释放后进慕尼黑大学学习汉学、满族学、日本学和梵文。1953年以研究和翻译《史记》获博士学位，1959年取得教授资格。1968年受聘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直至1986年退休。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诗歌，也研究道家思想。德博是一位独具个人风格的中国诗歌的翻译家，除了大量的翻译作品外，他还有有关中国诗歌、书法、绘画的著作。
当代的一位德国作家说，死亡只是一个Skandal（Der Tod ist ein Skandal.死亡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丑闻），最近有一个德国当代作家说我们人的死是一种Skandal。如果查词典的话，Skandal解释为“轰动的事”，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它的意思是说上帝要恨你，你让我死，但我不要死。如果从道家和儒家来看，这么一个当代德国作家是很有问题的。作为人，我们应当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儒家把死亡与道德联系起来，人死了以后我们应当知道用什么方式哀悼。庄子认为人的身体是天地的一部分，我们应与天地共同变化，我们顺应自然的变化便感觉不到快乐和悲伤的情绪变化。庄子在德国的影响非常大，不少哲学家是在跟随着庄子研究哲学的，像海德格尔。在欧洲没有一个人像庄子一样如此深刻地思考过死亡的问题。蒙田认为智慧帮助我们不惧怕死亡，我们所有的思想，死亡都是其陪伴，所以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我们应该把生命的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同样的说法也可以在《圣经》里找到。和孔子一样，蒙田希望自己的死是非常简单的，他希望自己死于田野，在忙碌的状态下死去。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死亡方式。现在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对死都抱以无所谓的态度，是一种无意识的死，很可怕。但是，从古代、中世纪一直到近代，人们都知道怎么死。比方说无论是中国还是德国，人死了以后把他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跟他道别。我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时，在德国的农村，我们家的一个老人死了以后，我们把他放进棺材，然后放在最漂亮的屋子里等了三天，每天早晨我上学去，晚上放学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家里的人在那里为他祈祷。现在已经找不到这种感觉了，现在的人不知道怎么死，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死亡，死了以后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到墓地去可以跟死人说话。为什么卜松山专门谈陶渊明和蒙田呢？因为他发现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如对于死亡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