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还有杨秀英的故事。这位在上海外国人家庭做家政服务的女性，把自己的经历叙述得绘声绘色。童工出身的她聪明好学，在外籍居民家中服务的同时，学会了许多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俗，还表现出语言天赋。她说：“我没文化，但学外语总是非常快，也讲得很好。小女儿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读俄语，最初她的发音蛮生硬的，我一个个给她纠正，后来她考全班第一。改革开放以后，小女儿要考大学，老师劝她考德语，因为德语与俄语的发音挺相像的，果然她一考就考中了。后来女儿到德国留学，又嫁给德国人，在那边开了饭店。我到德国去玩，又很快学会讲德语，家里如果来个讲俄语的客人，女婿马上就叫我去陪，大家都很惊奇，这个中国老太怎么俄语讲这么好？”一个从平凡生活中走过来的上海女人，竟然还在晚年充当了国际交往中的友好使者，她自己也觉得骄傲。杨秀英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在上海普通女性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她回忆“文革”中进工厂以后，有学习的机会，语气是那样地欢愉：“有书读我最开心了，何况还不用上班。一开始教室坐也坐不下，但许多人一读书就打瞌睡，宁肯去做生活，于是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只剩两三个人。我坚持到最后，前后读了两三个学期，主要是识字，也学学算术，学到一定程度，还要背《毛主席语录》。”
这次采访的女性，从数量上说，是工人、农民和普通的劳动者居多，也有地下党员、干部和女知识分子。在她们叙述个人生活经历的同时，许多细小的环节也折射出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变迁和社会风尚，折射出大众生活领域中不为人关注，或者不为主流文化关注并记载的性别特征。笔者以为，这恰恰是这项工作成果非常珍贵的一部分。例如：叶秀宝叙述在工厂做学徒培训：“学徒期间我们只有十三块钱津贴，当时钱也没有当月发给我们，都被老师拿去了，听说她利用这些钱还开了一家杂货店。做学徒满三个月，我才拿到三十九块钱，就用那点钱买了一斤小囡牌绒线。”为什么拿着好不容易的津贴，却去买了一斤“小囡牌绒线”？因为小囡牌绒线已经是当时有名的品牌绒线，自己打毛衣，也是当时一种时尚的生活，从农村的小姑娘变成城市工人，穿着自己挣钱自己打的毛衣，其实是一种城市身份的象征和认同。
叶秀宝又说，解放了，“工资改革以后，我和许多熟练的挡车工一样，定为八级，拿八十三块六角，我们厂长也只有一百多块，而漂染车间和内衣车间虽然男工多，都没我们工资高……解放初为了帮助工人找对象，还学苏联人开舞会，上海几个钢铁厂没有女工，所以常拉我们厂一起跳舞，但我们厂的女工看不起他们，不要他们，因为他们只拿六十多块。所以当时找对象，纺织女工蛮吃香的。我们厂的小姐妹要么嫁给内衣车间的男工，要么到外面去找，一个小姐妹嫁给一个在南京路工作的职员，家里还有房子呢。”这段回忆，仅从工资的差距，就可以折射出纺织女工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
另一位当过纺织工人的陈雪梅说起她恋爱结婚的事说：“我丈夫叫曾嘉禾，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弄堂，他比我大两岁，那时广东人规矩很大的，我们虽然从小认识但从不讲话。长大以后，双方家长带我们在一起吃一顿早饭，就算建立关系了。当时约会一般是看场电影，或到外滩公园散散步。刚认识时，丈夫在南华酒家当厨师，看场电影也很不容易，一般到美琪大戏院看下午2点钟的电影，约好1点半在大兴公司门口见面，而他要到2点钟才能下班，往往要我等他半个多小时，一个小姑娘站在那里，时不时还有二流子上来搭讪，每次都弄得我很生气，正准备走了，他却赶来了。就这样谈了一年多我们就结婚了，那年我二十一岁。”你看，约会的时候，女方等男方，颠覆了许久以来上海女性恋爱时的形象。
陈雪梅的回忆中，还有一段说到她兄长的婚姻：“经人介绍找到一个在电话公司的小姐，她负责接外国来的电话，工资比阿哥还多，结婚时所住的房子也是电话公司分的。”可见职业对女性发展的重要性。
访谈对象将城市的工人（特别是纺织工人）作为重要的群体，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近代纺织业的发展来看，上海在20世纪初就渐渐成为引领全国时尚产业的时装之都。大型百货公司、知名制衣店铺骤增。据记载，1946年上海的时装公司已达二百二十八家（外国人开的尚未计入），主要集中在同孚路、林森（今淮海路）、静安寺路、湖北路、福州路、北四川路、浙江路和南京路（其他路段也有零星的时装店，但一般均在五家以下）。时装业总资本额约达182亿2450万元（法币），折合黄金为10169.922两，纺织业和服装业，都成为扬名国际的时尚产业：“时样新装称柳腰，中西合璧市招摇。方今俭朴开风气，莫被欧人笑服妖。”新式衣裳孰剪裁，这般窄小不应该。尚逢腹内孩儿大，纽扣全然纽不来！”可见，女式的时装和消费已是重要的商业领域。时装业的兴起，同样也可以佐证女性“出客”与社交活动的增加，也包括职业服饰的需求大大增加。甚至不少有名的画家也参与设计。
作为工人群体的女性，虽然不能算是时尚消费的重要群体，但数量较大的女性群体，却又是服装消费者中最基础的群体。而这些第一手的资料，也源自口述历史：“有些女工们的服装，比较考究点的，尤其比较有知识点的女工，很多的被人叫做‘学生派’，因为她们大都是长旗袍皮鞋，到冬天外面加上一件绒线外套，插上一枝自来水笔，完全像读书的学生一样，特别是江南各县，如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各女工喜欢这样打扮，江北籍的女工在服装上和江南人不大相同，她们喜欢穿红红绿绿的绸衣，浅口子的绣花鞋、粉红袜子等花花绿绿的衣服。”虽然女工群体仍然贫困，但她们向往新生活的愿望和文化需求和愿望也十分强烈，“学生派”的装束证明了这一点。上海近代化过程中的职业机会，多少给了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年轻女孩子以希望和空间：“或是缫丝或纺纱，斜阳工散各回家。手提饭盒梳妆俭，七八娇娃一小车。”因为女工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所以，她们与丈夫和公公、婆婆的相处也打破了原先的格局，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一部分工余时间，并用自己的钱来进行文化娱乐性的消费：“我们不仅去看戏，而且有时在车间我们也唱戏。”
这些潜移默化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形成，构成了上海的女性文化。女性文化，包括它所产生的影响力，对上海都市文化的构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女性群体对新生活的需求以及她们对上海都市形成的贡献，是上海都市文化构建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老上海妇女口述史”，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珍贵的史料提供了性别文化构成的细部，以及传统的两性关系悄然变化的过程。虽然只是个案，但却是人口众多的普通女性的缩影。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发表以后，人们就把他所描述的文化现象归结为上海都市文化，并认为这是上海都市文化的全部。但事实并非如此，上海近代化的过程告诉我们，上海市民文化素养的新变，新型都市文化的人气和日益国际化，并不是文学本身可以承担的，相反，文学只是一种镜像，并进一步巩固已有的习俗和理念。真正决定文化本质的，是建筑在经济基础上的价值观以及人们对新生活的愿望。曾经的“海派”文化不仅仅是“小资”的，也是大众的、市民的。与传统文化精英化的特点不同，海派文化的这种大众生活文化属性，是和上海都市形成的需要分不开的。上海与吴文化的传统最接近，但是，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上海逐渐形成了城市化、工业化、市民化的特性，城市结构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求新求变，就成了上海都市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主题。一百多年来，上海社会结构伴着产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市民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城市的大众不断接受新事物，不断容纳新文化，充满活力，充满创造，向往更新、更美，这是上海都市文化能够与时俱进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都市文化的表现层面是生活文化，要寻求上海都市文化的要素，解释上海城市的性格，就必须将视角移至大众的、生活的层面，而活跃在这一层面的，恰恰正是女性的群体。
龙应台： 《啊，上海男人》，《文汇报·笔会》，1997年1月7日。
樊树志： 《乌泥泾——绩布二物，衣被天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页。
徐柯： 《清稗类钞·四十二风俗类： 苏乡妇女之俭勤》，中华书局，1985年，第2202页…
（明）徐光启： 《农政全书·卷三十五蚕桑广类》，中华书局，1956年，第707页。
曙梅： 《上海妇女的生活》，《新妇女》第一卷第一号，1920年1月1日。
陈雁： 《近代上海女性就业与职业妇女群体形成》，《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
上海市档案馆藏： 《上海市时装商业同业公会会员清册》，全宗号： S2431，案卷号： 9—10，1946…
（《服妖》，余槐青《上海竹枝词》）丘良任等： 《中华竹枝词全编》二，上海卷，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朱文炳《海上竹枝词》）同上，第15页。
参见张竞琼等： 《上海近代服装设计师的设计方法》，《东华大学学报》2010第2期。
朱邦兴等：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二章，棉纺织业，远东出版社，1939年，第81页。
（朱文炳《海上竹枝词》）丘良任等： 《中华竹枝词全编》二，上海卷，第15页。
[美］艾米莉·洪尼格： 《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韩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同时，丈夫也开始承担家务：“只要谁有空或第一个回家，谁就烧饭。”同上，第142页。
张三郎： 《五四时期的女权运动1915—1923》，台湾师范大学1986年硕士论文，第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