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玻璃纸包水果糖，玻璃纸很硬，要先把它弄软，再开始包。每包完一箩筐就去称分量，并记下每个人的工作量，一个月后才结账，包一斤给二分钱。大约一百六十粒糖果一斤，一斤要包一个多小时，一天只能包十几斤。那时三分钱可买一个大饼。做得久了速度终于快一些了，但刚刚熟一点，又开始换工作了。这回包方糖，方糖有棱有角的，和水果糖的包法完全不一样。而且方糖的包装纸很薄，很容易破。记得有一次称重量时发现有个别糖的角上有点破洞，就被要求全部返工。返工时动作更要轻一些，一不小心，包好的糖也会碰坏的。当时我一边哭，一边把包装破损的糖拣出来，“妹妹妈”在旁边安慰我，劝我不要急。那天，我最后一个离开工厂。
为防工人拿厂里的糖，我们不能拎包，饭盒只能装在一个网袋里，放工时大门关上，五六十个女工要通过一个狭小的门，被老板娘逐个抄身，她先摇摇空空的饭盒，然后从衣服摸到裤脚管。
厂长名字不记得啦，但拿摩温却记得很牢。他姓顾，是国民党的退伍残疾军人，右腿没有了，撑着拐杖走路。我们当面叫他顾先生，背后骂他为“顾丧”，顾丧就是孤丧的谐音，又和上海话的“顾先生”发音相近，我们这样叫，他也抓不住把柄。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太困了，忍不住打起瞌睡来，做工时头往前一冲，正巧被“顾丧”看到，他举起拐杖往我头上狠狠敲了一下，头顶马上肿起一个大包，很痛很痛，我一边哭一边继续包糖，这时还得注意不能让眼泪水掉到糖上。“妹妹妈”在旁边帮我求情，说我还小，让工头原谅我。
最让我伤心的往事发生在放工的路上。有一天9点多就放工了，好不容易早放工我们还挺开心的，但走到西门路天和里弄堂的时候出事了。那个弄堂底住着一家高丽人，他做白粉生意，也就是卖毒品的，所以挺招警察注意。当时迎面走来四个巡捕，两个中国男巡捕，一个中国女巡捕，还有一个法国的“三道头”。我们二三十个工人走过，每个人都拎着饭盒子，他们很注意地盯着，突然把我从人群中捉出来，我吓得大哭，而其他人立刻一哄而散，熟悉的邻居、工友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帮我说一句话。因为从小营养不良，那时我长得又高又瘦，他们就硬说我是吃白粉的，那个女巡捕搜遍我的全身，又打开我的饭盒检查。天和里看门的老头出来说：“这个小姑娘是那家糖果厂的女工，天天在这里走来走去的，你们搜她身做啥啦？”他们搜了一会儿没有任何东西，这才放了我。当天晚上，我被吓出病来，高烧不退，第二天也不能上工了。穷人没钱看病，只能靠迷信，人家说我的魂被吓跑了，所以家里人要帮我叫回来，这就是所谓“叫魂灵”。我妈拿一件我的内衣和一把扫帚，沿着我回家的路走出去，一边走一边叫：“刘英啊，回来哦，妈叫你回来。”爸爸还要在家里应答，外面叫一声，家里应一声：“回来啦！回来啦！”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刺激，我总在想： 当时那些工友为何没有一个人留下来为我说一句话？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团结？
这个工作是临时性的，糖果厂半年做工半年休息，每年9月底开始到2月是旺季，春夏时糖的销路不旺，厂里只留下几个山东籍的老工人，我们就都回家了。就这样，我在糖果厂一直做到十五岁。
巡捕搜身的场景
后来爸爸终于找到较稳定的工作。爸爸帮一个外国人修东西，她觉得爸爸老实可靠，就雇他到家里做长工。她来自葡萄牙，在国际饭店里当大班，住在淮海路的公寓里，就是现在的妇女用品商店楼上，家里大约有四五个房间。大班未婚，和妈妈、姐姐住在一起，家里没有男人，另雇有一个常住阿姨，她们叫她“阿妈”。阿妈是广东人，总穿着一身中装（上海人称唐装为中装——笔者注），衣服裤子是同样花色的，或者黑裤子浅色上衣，她总显得很整洁，衣服熨得平平整整的，家里也弄得特别干净，连桌布、抹布都要熨平整后才能用。
大班她们叫爸爸为“阿三”，其实他大名叫杨德才，也并不是家里老三，而是排行老五，外国人记不清名字，为方便就这样叫了。爸爸负责做很多杂事，包括许多力气活，后来阿妈教他学会做西餐，又要买菜做饭。他常去西马路菜场买菜，那里的主要顾客多是外国人，有钱的中国人也去那里买菜，当然那里的菜很贵。爸爸的工作时间不太长，她家离我家也很近，一早去上工，做好中饭，两点左右就回家了，外国人晚饭总是吃得很简单，所以不用给她们做晚饭。她们从来不拖欠工资，平时对爸爸也挺和气的，我们总说碰到好人了。
口述者爸爸所说能割耳朵的钱
第一次拿到工资，爸爸很兴奋，记得他手里捏着一叠印有马车图案的钞票，一进门就叫我：“二闺女，过来！我用这叠钞票能把你耳朵割下来！”崭新的厚厚一叠钞票，捏在手里有一种能割物的感觉，他那时真是太得意了。从此爸爸才有固定的收入，每个月可拿到六十元，到圣诞节还能拿到双份工薪。从那以后，我家才能一次买五斗米，家里的日子一点点好起来，大家都很开心。
大班常叫爸爸带我们去她家玩。大班长得慈眉善目的，当时已是中年妇女，戴副眼镜，身材有些胖。她会讲点国语，还会讲广东话。她的姐姐、妈妈对我们也很好，一进去就拿饼干、糖果给我们吃。每年圣诞节前夕，她们还派阿妈来我家送圣诞礼物，每个孩子有一个洋娃娃，我和姐姐各得到一块花布，弟弟得到巧克力。爸爸就一直在那家工作，直到1948年她们离开上海回国。
后来我们也去外国人家里做事了。有一天，在外国人家做事的邻居跑来，说一家俄罗斯犹太人要找人烧菜做饭，她想介绍姐姐去。爸爸说：“这个工作不难的，我可以教你，而且外国人也吃得简单，以后她们指点一下你就会了。”姐姐在浦东的一家工厂做了几年，又远又累，当然愿意去。犹太人家离我家也不远，过两条马路就到了，姐姐不仅要给他们做饭，还要打扫卫生，等等，她也是一早去，两三点钟回来，也是不做晚饭，每月工资三十多块。她说那家人家还挺客气的，虽然工钱没有爸爸高，但比厂里做工好一百倍，所以很快就习惯了。
那家人住在圣母院路（今瑞金路）118弄14号。那是一幢四层楼的房子，有点像现在的连排别墅，他家住一楼的一套房间，并不太大，相当于现在的两室两厅，还有个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不如爸爸干活的大班家那般富丽堂皇，说起来还不如我现在住的房子好呢。他家有两对夫妻，老先生叫约西卡，晚上在赌场做管理员，白天不出去，在家里沉默寡言的，也不和我们说话。老太太叫巴布希卡，没有工作，为人很和善，又喜欢说话。她满头白发，但看上去还是挺漂亮的，每次洗完头，她都要调些鸡蛋黄涂在头发上，捂半个小时后再冲掉，她说这样可以保养头发。女儿叫塔妮娅，在长乐路514号的犹太人医院门诊部当会计。女婿也叫约西卡，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
几年以后，塔妮娅生了儿子，姐姐忙不过来，又叫我到他家帮忙带小孩，那年我十六岁。我早上8点钟去他家，中午12点回家吃饭，下午1点再去，一直做到傍晚孩子的妈妈回来，一般4：30、5点左右回家。工作时间比糖果厂短多了，但工资是工厂的三倍，一个月赚六个银元。我要管孩子的吃睡等，并不做其他的家务，当然我的工资也比姐姐少一些。他们家的小孩子叫米夏，长得很好玩，我开始带他时只有两个月，后来和我感情很好。
我年轻时也有旗袍，但干活穿旗袍不方便，一般穿中式套装，上面是大襟衣服，下面是裤子，我喜欢上下一样的颜色花样，到他家再套上一件反穿的围裙，用一块三角形的布扎住头发。实际上老太太也管孩子，我主要陪孩子玩。外国人养育小孩蛮怪的，小孩还不会走路，也必须每天到公园去，不管是阳光明媚，还是刮风下雨，都要让他呼吸新鲜空气。老太太陪我去三次之后，就由我负责每天带他去两次公园，下雨天或下大雪也要推着童车去，童车有遮雨棚，我则穿上雨衣。到孩子会走了，也仍然每天两次带他去公园玩，但这时下雨就不出去了。
刚去时我听不懂俄语，不懂时问问姐姐，塔妮娅对我还挺耐心的，老太太也不挑剔，孩子有些不适她们也不会怪我。有一次小孩要小便了，她们叫我拿痰盂罐，我却拿个脸盆来，惹得大家都笑了，但我也把这个单词记住了。后来米夏开始学说话，我也跟着一起学，没多久，俄罗斯语就讲得很好了。
那家人对我们很好的，他们信奉基督教，人很善良。有一点外国人比中国人好，他们不会看不起底下人，我帮他们带孩子，他们就把我看作朋友了。姐姐名叫跟弟，他们叫走音了，叫成“凯替”，而给我起个中俄合璧的名字，叫姑娘莎，我们就叫他们名字，并不叫先生、太太。姐姐在那家吃中饭，他们家人坐在饭厅里吃，同时姐姐一个人坐在厨房吃，食物也和他家人一样，吃牛排也是一人一块，剩余的食物倒掉，从来不会叫她吃剩饭。他们家只有一个卫生间，我们都可以使用。到他们家也不用换鞋子，而且不光他们家，我去过的所有犹太人家庭都不需要换鞋子。听塔妮娅说，附近有一个犹太老太要客人进去换鞋子，结果谁都不到她家去了。
结婚纪念日或米夏过生日，他们都要办个派对。我们在几天前就得准备，老太太教我们做蛋糕点心之类，再把房间仔细打扫一遍，桌布、窗帘都要换上新的。派对一般在下午两三点钟开始，许多俄罗斯人带着孩子来作客，小孩、大人分开来坐，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喝茶，要给他们喝果汁。俄罗斯人相见要拥抱行贴面礼，我们对客人没有特别的礼节，他们家的客人和我们熟悉以后，一般走过来拍拍我的肩，用俄语问：“姑娘莎，你好吗？”我也用俄语回答：“很好，谢谢！”
别家开派对，塔妮娅也时常带我一起去参加，因为我管着米夏，她就可以定定心心说话了。我也去过米夏的姑妈玛妮娅家，她家看上去更有钱。那是一幢花园洋房，位于淮海中路武康路一带，家里用了两个人，一个大师傅，一个阿姨。作客时我要穿上旗袍，一般我抱孩子和塔妮娅坐一辆黄包车去，不管到谁家，和别的客人一样，我也有一杯咖啡和一块点心。塔妮娅还经常带我和孩子去看电影，基本上是俄语片子，如果是儿童片，她不想看，就让我一个人带米夏去。她还曾带我和米夏到兰心大戏院看俄罗斯人演的《天鹅湖》，那时我也穿上旗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因为我们都开始工作，收入也不错，弟弟才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学费都是我赞助的。他从华龙路小学毕业，然后考上比乐中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他很聪明，读书一直很好，还跳过级，跳级也为家里省下学费。
1947年，姐姐到乡下结婚，一个月后带男人回来了，那是父母给她定的摇篮亲，姐夫穿条极土的大棉袍，显得非常木讷。当时家里没地方住，就在塔妮娅家的杂物房里暂时放张床。塔妮娅知道我父母也给我定了娃娃亲，有一天，她指着姐夫的背影跟我说：“你姐姐那个男人简直就像一块木板，你不能嫁给这样的人。我给你介绍吧？”我什么也没说，她就把江浚深叫到家里了，然后叫我跟他出去玩。江浚深长得十分清秀，当时在犹太人医院给牙科医生做助手，以前因为有事来过塔妮娅家，我也去过犹太人医院，所以我们过去也相互认识，但从未想过这层关系，是塔妮娅把我们拉在一起的。塔妮娅常常叫他带我去看电影，后来我们也到公园里走走。他喜欢拍照，也给我拍了几张照片。
江浚深是江苏海门人，他家有四十多亩地，还有一幢砖瓦房，解放后他家被定为上中农。他父亲年轻时就到上海来了，而老婆孩子仍在乡下。他老家靠近共产党根据地，但国民党势力还很大，甚至白天晚上双方交替活动。江浚深小时候读过私塾，有点文化，年轻时曾一度帮共产党写写东西，后来不知什么人告密，十七岁时被国民党还乡团抓去了，说他通共产党。他母亲到处托人，大约送了值二十斤猪肉的钱把他保出来，然后马上让他到上海来了。当时他父亲在长乐路516弄看门，离犹太人医院很近，经熟人介绍，江浚深就到医院工作了。但在那里待了几年，他仍不会说俄语。
1948年年底，塔妮娅一家离开上海去香港，然后转去澳大利亚。我送他们到火车站，塔妮娅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对我说：“姑娘莎，虽然浚深是我介绍的，但听说他脾气不好，你再考虑考虑吧。” 火车快开时塔妮娅抱着我流下眼泪，四岁的米夏不明白为什么我不上火车，便拼命拖我进车厢，一边哭一边大叫“姑娘莎！姑娘莎！”塔妮娅只好硬把他拖进去。我泪流满面，他们走后几个月，我还常想那个可爱的孩子。
江浚深也去送塔妮娅一家，他们走后，他问我：“刚才塔妮娅和你说什么？”我那时年轻没城府，就把塔妮娅的原话告诉他了。他一听就急了，生怕我变心，以后更加紧攻势，一直催我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