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僇生（王钟麒）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第十一期（光绪丁未年十一月发行）。中说，中国古人作小说的动机有三种：“一曰愤政治之压制”，“二曰痛社会之混浊”，“三曰哀婚姻之不自由”。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在题材方面，虽然部分作品中涉及到政治因素，但总体来看，“愤政治之压制”的因素较弱，而“痛社会之混浊”及“哀婚姻之不自由”则表现得较为强烈。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并不局限于写爱情故事，朱鸳雏所讽刺的“眼泪鼻涕小说”参见平襟亚：《“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收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史料部分），页180。仅只是其时骈体小说所用题材中的一类，实际上，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的题材还是比较丰富的：有爱情题材，有社会题材和历史题材，有表现文人心态的作品；爱情题材本身也具有多样性，既包括写爱情悲剧的“惨情”，也有写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言情”，还有主旨在渲染温馨爱情的“写情”。
第一节 凄爱苦情
惨情故事在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中占有较大比例，范烟桥解释民国初年哀情小说兴盛的原因是：“民初的言情小说，其时代背景是：辛亥革命以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制度，渐起动摇，‘门当户对’又有了新的概念，新的才子佳人，就有新的要求，有的已有了争取婚姻自主的勇气，但是‘形隔势禁’，还不能如愿以偿，两性的恋爱问题，没有解决，青年男女，为此苦闷异常。从这些社会现实和思想要求出发，小说作者就侧重描写哀情，引起共鸣。”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收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史料部分），页272。范烟桥对当时哀情小说繁盛的社会原因的分析是可取的。这些作品的出现是对当时男女爱情不自由所造成的大量爱情悲剧的表现，是文学观照社会现实的结果，并非如某些批评者贬斥的那样都是无病呻吟之作。这些作品表现了爱情悲剧的多种成因，有社会的、个人的，甚至有命运的力量。不过，哀情小说的繁盛除了社会因素之外，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夏志清在《〈玉梨魂〉新论》中谈到“更重要的，这个爱情悲剧（引者注：指《玉梨魂》）充分运用了中国旧文学中一贯的‘感伤—言情’（sentimentalerotic）传统；此一长久持续的光辉传统，可见于李商隐、杜牧、李后主等的诗词，以及《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红楼梦》等的戏剧或小说。本文一大主题，便是要证明《玉梨魂》正代表了此传统之最终发展。少了这本小说，‘感伤—言情’之文学传统便给人一种未获完满收成的感觉”《〈玉梨魂〉新论》，《联合文学》1985年第12期，页10。。可以这么说，外有社会环境的挤压，内有中国文学传统的积淀，终于促成了民国初年哀情小说的繁盛，而抒情本为骈文强项，故此民国初年骈体小说中哀情题材占有较大比例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
长辈干涉与社会舆论的压力是爱情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
《玉梨魂》是此类悲苦爱情题材的代表作，何梦霞和白梨影的悲剧爱情故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篇写“寡妇恋爱”的小说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它以作者徐枕亚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是一篇蕴涵着作者深重痛苦的作品。时萌《〈玉梨魂〉真相大白》《苏州杂志》1997年第1期。中说：“最近从一徐姓藏家处发见徐枕亚与青年寡妇陈佩芬的往来书札唱和诗词九十三叶，经对照《玉梨魂》，考核内容，鉴定对照徐氏流传于世的笔迹，并以笺纸上所印宣统年号、无锡北门塘经纶堂刷印字样为佐证，可以确证这些旧件乃《玉梨魂》故事蓝本，也可以认定这确是纪实性文学，是一篇人性受扼的血泪史。”正如夏志清所说，“徐枕亚的艺术本能，导使他把这故事写成中国的哥德式阴森小说，以烘托出过度讲究礼仪道德的社会所呈现的病态面”《〈玉梨魂〉新论》，《联合文学》1985年第12期，页21。。除了一位李姓教师破坏性不大的干扰外，这篇小说中并没有真正的“坏人”，造成何白悲剧的并不是具体的哪个人的干涉，而是整个社会伦理营造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也不表现在外部，而是表现在何白二人的内心，对自我约束的内心压力的描写和阴暗的氛围渲染，加上外国小说技法（包括叙事模式）的运用，以及颇具“现代性”的题材选择，使得《玉梨魂》成为一部不折不扣的“现代小说”。
对于何梦霞在战争中奋勇杀敌而牺牲，学界大多以为是他的一种变相的徇情方式，其实在梨娘、筠倩死后何梦霞的人生选择绝非仅是徇情所能解释，何梦霞原本即有报国之志，第六章中，他与石痴“时或纵谈天下事，则不觉忧从中来，痛哭流涕，热血沸腾，有把酒问天、拔剑斫地之概。盖两人固皆失意之人，亦皆忧时之士也”，他劝告好友石痴“乘风破浪，做一番轰轰烈烈事业，为江山生色，为闾里争光”，他在赠别石痴的诗中有“更无别泪送君行，掷下离觞一笑轻。我有倚天孤剑在，赠君跨海斩长鲸”，也是豪迈之语。第七章中，写白梨影眼中的石痴与何梦霞：“梨娘深处闺中，亦素闻石痴之名，知其人品学问，与梦霞实堪伯仲。至气概之激昂，性情之醇厚，梦霞似又过之。而命之丰啬，境之顺逆，不同若此。彼则翱翔为鸾凤侣，此则潦倒作猢狲王。相形之下，能不大为梦霞叫屈。”何梦霞之所以沉溺于情而不能自拔，一方面固是因为他的天然多情，所谓“才美者情必深，情多者愁亦苦”（第二章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受到家庭经济状况所限。第二十九章，石痴的信中介绍何梦霞在白梨影死后也终于到了东京，他对石痴解释自己不一死以殉梨娘而选择报国的理由：“若人因爱余而致死；在义余应以一死相报。然男儿七尺躯，当为国效死，乌可轻殉儿女子之痴情。且若人未死之前，固尝劝余东游，为将来奋飞计，今言犹在耳，梦已成烟。余之忍痛抱恨而来此者，即从其昔日之言，暂缓须臾之死，冀得一当以报国，即以报知己于地下耳”，可见，何梦霞报国身死，其一是由他的性格逻辑的自然发展，其二是他报答红颜知己的一种方式。
《玉梨魂》的结尾颇有苍凉之感，既悲何白惨情，又用“百草皆死”、“一片荒芜”、“枝叶皆化为乌有”等语描写白家庭院景象，写尽荒凉之气，实际上是突出“彼痴男怨女，情死情生，宜其一霎死便成为情史上之人物也”。结尾处引用何梦霞或白梨影（小说中没有明白交代）二词，更成为二人情史的遥远回响，足以使读者起凄凉之意。作者无意于交代此二词系何人所书，二人的实际情形已不属叙述重点，强调情调才是作品的主导动机。
《拟燕山外史·情死》叙述沪北某妓爱上了清河某男，“妓于是啮臂为盟，并肩设誓”，二人“矢志既坚，盟心无悔”，后来某男在妓院中耗尽金钱，难以再至，妓知道情况后赠某男以黄金，使他能常来相会，不幸此事泄漏，鸨母得知此事，妓服鸦片自尽，某男得知噩耗，也以身徇情。这篇小说没有直接写鸨母干涉二人交往，只是描述：“盖事为阿母所觉，而妓服生烟以终”，但是正是在这种省略的后面隐藏着妓无尽的悲苦，而且，鸨母察知妓赠金给某男，妓即绝望之下服毒自杀，可见妓院生存环境的严酷了。
《膏肓泪》中，开第与秀瑛的爱情悲剧，导源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恋伦理，秀瑛父根本不顾女儿的情感需要，在嫌贫爱富的心理作用下，将女儿许配于无一面之缘的金家骥，致使女儿因心情抑郁而重病缠身，虽然最后以妹妹代姐姐出嫁的移花接木之计解决问题，秀瑛终因病重遗恨而亡。在婚恋观念新旧交替的当时，这样的爱情悲剧具有普遍性。小说结尾，写开第本想到秀瑛灵前吊祭，但又担心舅父痛恨，内心犹豫痛苦，最后选择了自己偷偷地去秀瑛坟上拜祭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一对恋人生离死别，竟然连公开表达思恋哀悼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小说这样处理情节，既强化了人物的悲哀痛苦，也强化了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
《天上人间》运用了对比手法，先写一对婚姻美满的夫妻在月下赏月谈情，再写夫妻二人听到邻家女郎泣语伤情表示自尽之意，第二天一早，获知女郎已于昨夜投池自尽，在丈夫拣到的女郎写给恋人的信中讲明了事实真相：女郎父母双亡，随叔父婶母生活，婶母得知女郎与宋景玉相恋，横加谩骂，女郎无法忍受侮辱与歧视，终于投池自尽。结尾处写宋景玉在女郎墓前祭奠，“以墨和泪，成词一阕”，“埋断音容三尺土，照来幽恨千年月”，真是令人黯然神伤，小说以宋景玉的词结束。小说虽对女郎婶母的描写很简略，但在对惨情的渲染中蕴涵的批判意识却是明显的。
二
在有些小说中，惨情的发生是由于男女主人公遇人不淑、小人拨弄、命运的力量或者个人处事不当造成的。
《燕市断云》有诸多矛盾之处。表面看来，这篇小说鲜明地表达了徐枕亚等人对新兴的恋爱婚姻自由现象的批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徐枕亚等人并不是以男女之大防等旧的观念为批判的依据，而是以男女相恋的具体情态为判断基础，换言之，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抨击追求婚姻自由者。就《燕市断云》而言，其实恋爱自由的阻挠者方母并不是观念守旧者，她有新学背景，也体谅甚至支持女儿追求爱情幸福，她之所以反对女儿与章雨倩的婚事，只是因为她看到了章品性恶劣，而女儿缺乏社会经验，无识人之才又执迷不悟，所以她为了避免女儿被骗才将女儿软禁起来。尽管小说中有意凸现章的“新派”形象（比如旅馆幽会部分，章“鼻架金丝镜，身服西式衣，手报纸，口雪茄”），但章实际上只是一个玩弄女性的恶少而已，缺乏真正的“新派”精神。对爱情的坚守与否，本无“新派”“旧派”之分，只有真正重情与玩弄感情之别，故此将章塑造成一个“新派”人物也无法增加否定“新派”的理由。文章开头部分即批判那些“其有稍具知识，号称文明者，又或假自由二字之好名词，不惜牺牲肉体，以与社会相周旋”之辈，不过可以看出，作者并非批判所有追求自由恋爱者，批判的实际上是那些借自由恋爱之名行放荡无耻之实的人物。所以，对自由恋爱事件中的方慧兰和章雨倩二人，小说的情感态度显然不同，对于方慧兰，作品同情她“遇人不淑，青眼枉抛”，同情她被薄幸男人玩弄抛弃的悲惨遭遇，对于章雨倩则极力抨击：“吾恨不能借黄衫之剑，断尽薄幸男儿头，而为离恨天中、相思地下，无数飘零女子之鬼魂，稍泻其冤愤也”，完全将方慧兰一类人当做受害者而对待。虽然在作者的评论性段落（“枕亚曰”部分）中，徐枕亚明确地表达了抨击自由恋爱的观念：“莫徒崇文明自由之虚名，而受身死名隳之实祸。姻缘大好，回头须念身家；欢爱无多，失足难尝名誉”，提倡“风花队里，及早抽身；科学丛中，亟宜埋头”，似乎又回到了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但是这种评论并非要从根本上否定恋爱婚姻自由的观念，只是提醒追求者要谨慎从事，不要被歹人欺骗而已。小说实质上叙述的是一个由于缺乏社会经验而导致惨情发生的故事，方母与方慧兰的矛盾不在于婚恋观念的不同，而在于社会经验的区别，方母看出了章雨倩的内在品性，而方慧兰则单从外表来判定一个人的本性，属于年少无知又执迷不悟，如此一来，小说就成为一个讲述少女因缺乏识人之才而遇人不淑的文本，是传统中国小说“痴情女子负心郎”的翻版，与婚恋自由观念没有多大关系了。从婚恋的社会伦理层面来看，这样一类小说表达的恰恰是最为“现实”的人生态度，它与一味宣扬婚恋自由的文本相比显得更具人生智慧，它在认同婚恋自由的同时，也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以婚恋自由为名行玩弄异性之实的现象。将此类小说视为阻碍婚恋自由的文本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解。
学界普遍认定鸳蝴派中人拥有的是一种“半新不旧的伦理观”，但是何谓“新”？何谓“旧”？如果说追求婚恋自由是一种“新”（其实这也是“古已有之”的，想想《西厢记》一类的作品就明白了），那么能够简单地将批判以婚恋自由为名行玩弄异性之实行为的伦理观界定为“旧”吗？从社会实践层面看，这种批判恰恰是对于婚恋自由观念的一种合理的补充。如果说追求婚恋自由是一种“新”，那么徐枕亚等人的批判就是针对这种“新”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弊病的一种必要的修正，本质上属于“新”的系统结构中的一元，又何必将之界定为“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