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维持现实和面向未来，如果我们把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处理成一种内部充满自我否定的历史运动，那么这一运动可能导致的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和面向未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中国进入“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也就是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就必然强调治理、强调规范、强调生产、强调秩序的整顿和建设――这一秩序同时包括道德和伦理秩序。在这一意义上，它就必然肯定“现实”，并且强调这一“现实”正是历史运动的结果，因此，所谓继承、所谓接班人，都和这一“维持现实”相关。但是，在中国革命的理念中，却始终存在着“面向未来”的根本态度，这一态度可能由两方面组成：一，所谓“现实”必是某种意义上妥协的结果，因此，如何打破这一妥协的局面，便始终是重新解放“未来”的中心话题；二，“未来”或者说“共产主义的设想”始终是中国革命追求的乌托邦理想，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始终停留或安心于“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之中。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激进主义的政治或文化观念的产生，这一激进主义的倾向不仅可能存在于高层，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形成对现实批判的激进的反体制力量。而在这一“现实”和“未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青年”就始终是一个被反复争夺和重新叙述的符号。如果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青年”曾经是“面向未来”的象征（“少年中国”）以及一种激情的生产装置――由此导致的叙述模式就是“青年教育老年”，那么，在“革命之后”，“青年”却置于“被教育”的叙事模式之中――在1960年代前期，这一模式终于被固定化。当然，这一“青年”在更具体的意义上，更多地带有“文学青年”的意味。但是，一旦中国革命重新启动“未来”，这一“文学青年”就会立刻成为重新征用的叙事对象――这一重新征用在1960年代后期，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并成为主要的反体制力量，同时引申出“造反”和“保守”的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自我否定的历史运动过程，由此波及的是社会的持续的不稳定状态，一旦这一状态越出必要的边界，就会导致现实人心的激烈反抗。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为什么1980年代的“安定团结”的口号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召唤力量。
上述问题，构成了社会主义内部主要的矛盾范畴――这些范畴的核心就是现代性问题――同时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内部的危机性因素。当它无法被克服的时候，就会爆发社会危机，并通过种种方式来克服这一危机。
二，克服危机的努力
在1950年代，这些矛盾或许表现表现得还不是那么激烈。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转型刚刚开始，自身的矛盾或危机尚未充分展开，而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过程中，也显示出了强大的自信心。比如，在当时的小说里，出现了“算账”的细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写刘雨生为了动员盛佳秀入社，和她“算账”：单干成本多少、回报多少，入社以后成本多少、回报又有多少，等等，很自信。但是这并不能证明1950年代的文学就此缺乏自我批判的勇气和力量。比如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重放的鲜花》一书，收录了20篇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重点批判的短篇小说，其中涉及干部和群众关系的有12篇。可以说，“反官僚”的主题实际上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共同的写作倾向。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复杂的历史事件，但在众多的“右派”中，实际上有一部分恰恰可以称之为“青年左派”。正如我在本书的导论部分所言，在社会主义时期，所谓抗争性政治的边界极其难以界定，一方面，体制希图利用这一抗争性政治来克服体制自身的弊端，而另一方面，一旦这一抗争性政治越出了它所划定的边界，又必然对群众运动加以镇压――反右、文革等等，莫不如此。从“双百方针”到“反右”，正好显示了这一抗争性政治在中国的尴尬位置乃至悲剧性的命运。但是随着社会主义自身矛盾和危机的逐步展开，这一抗争性政治将被反复征用，然而它的表现形式却愈加地扑朔迷离。
在我看来，1960年代的前期，中国出现了从积累时代开始转向消费时代的某些症候。这些症候则进一步引发了社会主义内在的危机性因素。这一危机通过分配和消费两个方面被表征出来。
分配引发的不仅是社会重新分层之后的阶层性对抗，同时包含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消费则导致了个人欲望的进一步生产，并逐渐产生了脱离国家政治的冲动。显然，这些危机性因素的出现，导致了这一时期的“千万必要忘记阶级斗争”。
在“阶级斗争”的概念背后，显然是“敌／我”关系的重新辨别。并希图通过这一“敌／我”关系的重新辨别，来克服社会主义内在的危机性因素。因此，它就必然是高度政治化的。在这一高度政治化的克服危机的努力中，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这也是1960年代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但我仍然要指出的是，“阶级斗争”这一克服危机的“形式”本身所包含并产生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阶级斗争”解释成一种“敌／我”关系的处理模式，那么，以这样一种模式来企图囊括并进而解决社会主义内在的所有矛盾，则未免简单。比如，无论是《艳阳天》还是《夺印》，都隐含了乡村和城市的“分配”矛盾，当这些矛盾统统被纳入“阶级斗争”的模式，反而掩盖了真正的利益冲突，而仅仅依靠国家认同，显然也无法真正解决这些矛盾。这些冲突在1980年代，获得了一种“报复性”的叙述可能，比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正是建立在对这类作品的重新改写的基础之上。同样，表现在观念领域的矛盾和冲突，显然也无法用“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模式来予以解决。这一模式反而模糊或者混淆了政治和文化政治之间的区别。
显然，在这一时期，“阶级斗争”被解释成一种“内／外勾结”的模式，而且传统的敌对阶级（比如地主或工商资产阶级）也依然被解释成新生的“特权阶层”甚至比如个人观念的阶级基础。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介入，都有可能使它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的“外部”，并将问题归之于“外部”的阶级敌人的腐蚀或诱惑。这样，社会主义内在的危机性因素――比如异化――反而被一掠而过。而“敌／我”关系的无限制的描述，也正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1960年代实际上夸大了传统敌对阶级的残余力量，并实际形成了一种（尤其是对“出身”不好的子女）歧视性暴力，这也是遇罗克《出身论》的社会原因之一。而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深挖”一词也浮出水面，并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流行的概念之一。“深挖”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人自危。因为这一“阶级斗争”的模式逐渐突出了它的政治性（个人的政治立场或者政治态度）辨别标准，而这一政治性往往可能被权力政治所操纵。因此，这一“阶级斗争”的模式不仅没有克服社会主义的危机，反而加速了社会主义内部的反对力量的生产，并且压抑了真正的反体制的力量，或者说真正的抗争性政治的形成。
我并非要根本否定“阶级斗争”的合法性，相反，我以为，1960年代的问题在于，它过于依靠传统的“阶级斗争”的模式，缺乏形式创新。而这一过于仓促的形式化，不仅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同时显得简单甚至粗暴。更严重的问题则在于，正是这一粗暴的形式，引发了1980年代的某种“报复性”叙述，但是这一叙述更多针对的是这一“阶级斗争”的形式，而隐藏在这一形式下面的问题，则被有意或无意的遮蔽。
迄今为止，研究“文革”的学术著作已有不少，尽管未必都如人意，但也多少掀开冰山一焦，并使我们得窥藩篱。当然，这一“藩篱”里面的风景更多地局限于政党高层，权力斗争乃至争夺的描述或叙述也往往会因此替代了这一重大的历史时间的全部复杂因素。
尽管对这一历史时间的描述并非是我在此的主要研究任务，但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1966年爆发的这一运动，也仍然可以视之为克服社会主义危机的一种时间上的延续。当然，我在此仅仅局限在“文革”的参加者，尤其是所谓的“新思潮”（或称“异端思潮”）。我选择这一讨论视角，也仅仅只是，在这一“新思潮”的辩论过程中，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了1960年代前期所暴露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内在的危机性因素，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反案，而且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更主要的是，这一“新思潮”的蔓延，已经预示了1980年代的出现。
有关“新思潮”的构成内涵，至今仍然处于模糊不清的争执状态，一种宽泛的解释包含了“文革”早期大多数的“异端”性言论，不仅涉及遇罗克的《出身论》，还包括谭力夫等人的“血统论”观点，等等●281◆。而我在此需要讨论的“新思潮”则主要指以1967年《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为代表，包括杨曦光（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北（“北斗星学会”）、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扬（《扬子江评论》）的《北斗星学会宣言》、《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决派宣言》，上海“中串会”（“中学运动串联会”）的《一切为了九大》，等等，而1974年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则可视为这一“新思潮”的终结。尽管这一所谓“新思潮”意见殊异，表述不清，但大致来说，我们仍然可以勉强描述出一条从巴黎公社式的激进民主到略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法制民主的变化轨迹。而这中间的思潮演变也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
所谓“新思潮”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即在于它对1967年的直接反应，在这一年中，“革命委员会”成立，社会开始出现重新体制化的迹象，但是，1966年所逐渐形成的激进主义思潮并未宣告终结，相反，它和这一重新体制化的运动转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些含糊的思想此刻却变得清晰起来，并通过各种媒介方式逐一发表。北京“四·三派”的宣言之所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可能一是明确使用了“新思潮”这一概念，二是在宣言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了“特权人物和人民”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并且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而权力则可能腐蚀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阶层（“‘挟重器’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焦点应该在于“权力再分配”，而且这一斗争应该是持续而永久的。由于“四·三派”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对于“联动”思潮（“血统论”）的挑战，因此，有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四·三派”的这一政治宣言实际上正是遇罗克《出身论》中“反特权”思想的延续，并且影响了后来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