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20年前，我发表了《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289◆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亦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要反思这篇论文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当时，不论是社会主义的未来还是中国的未来都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中。现在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不过，这一次不仅涉及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未来，而且还涉及到中国的未来。如今，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但却继续信守社会主义的未来。1989年，中国是一个正在褪色的过去的遗迹。20多年来，中国融入了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这需要抹去早年革命社会主义的最后遗迹，因而使官方的社会主义声称不如以前那样令人信服。正如最近的报纸头条所说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官方的社会主义声称需要加以反思——特别是因为那些仍然贯穿在这些声称中的历史经验，尽管革命的历史已经被抛弃，而且还因为要应对当期危机所提出的挑战，可能不得不利用过去的一些重要遗产。“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为这样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起点。
后社会主义
《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的目的是反驳20世纪80年代对“改革开放”的简单化（和意识形态的）理解：一种理解预言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即将复辟，而另一种理解则毫不怀疑地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对者称邓小平是一个革命的领导人，准备使中国重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中国社会主义的朋友愿意接受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切路线，声称尽管中国抛弃了革命的过去，但是“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从社会主义的任何重大退却。
按照我当时的理解，“改革开放”表明了革命的终结，重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及其实现战略的问题。从1956年到1978年（从中共八大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多年里，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尝试已经失败了。在经济和政治政策方面，“改革开放”类似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而且还是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南。但是，由于抛弃了向社会主义进行革命过渡的希望，这些政策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总而言之，它们要求对社会主义进行反思。“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反思。这一次，恰恰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经验要求重新思考和提出社会主义的全部问题。只要我们想理解20世纪80年代的状况，就必须把这一反思当作起点。
“后社会主义”代表一种理解这种状况的概念努力。它来源于
这样一种历史形势：（1）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元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统一性，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信念在其历史发展中逐渐削弱，也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觉得有必要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要求结合起来，还因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因国情不同而带有各国的特色；（2）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受到各国“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结构的制约，这种结构是所有此类结合的一个历史前提；（3）这个的前提是要对结合的过程保持警惕，确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后社会主义也必然是后资本主义的，这并不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先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意义上说的，而是在社会主义代表一种对资本主义经验的反应和一种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缺陷的尝试的意义上说的。这种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缺陷的意识不仅决定了后社会主义自身的缺陷，也制约了它诉诸资本主义方法来消除这些缺陷的努力。因此，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资本主义来提高“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表现，后社会主义都试图避免回到资本主义。由于这个原因，也是为了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结构合法化，后社会主义竭力保持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共同目标的模糊信念，同时又否认它在当前的社会政策中具有任何内在的决定作用。●290◆
“后社会主义”中的“后”包含两种意义，指的是历史形势的两可性：“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后社会主义的，一方面因为中国虽然断言它具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但已不再从固有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动力；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结构，仍然可供中国选择，只要形势需要，中国就可能再回到社会主义（这就把中国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区分开来，在后者那里，这样的选择作为集体的选择和一种社会主义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被取消。）。”●291◆强调资本主义的因素并认为中国必定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做都是错误的，“因为社会主义体系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资本主义本身来说意味着什么，仍然要拭目以待。”●292◆“后社会主义”并不表示社会主义的结束，恰恰相反，它提高了“在社会主义危机期间以新的、更具有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由于摆脱了对……一个不可阻挡的未来……的迷信，就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构想社会主义：作为想象未来多种可能性的资源，这些可能性并不是从把有待解决的未来问题推迟到未来的僵化的乌托邦中，而是从当下就要解决压迫和不平等问题的解放冲动中汲取灵感”。●293◆
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
20年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似乎更加清晰。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增长。尽管中国抵制了来自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它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却在很大程度上把那些政策合法化了。作为融入全球经济的结果，经济发展使中国变成了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和倡导者。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厂”的战略中心，生产出全球消费的商品，但是它首先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主要大国，因为许多人指望它把全球经济从不负责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许多人预言，中国将会恢复中华帝国在明朝曾经拥有的全球经济活动中心的地位。●294◆经济实力使资本咨询公司包含了政治的意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管理者再也不可能无视中国领导人的提议，不管他们情不情愿，只要认真思考世界的问题，就必须考虑中国领导人的建议。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还使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城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都市中心。通过国民和文化产品的流动，至少是通过新通信和信息技术所提供的交往机会，中国社会已经与其他国家的社会融为一体。全体人民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经济发展造就了一个活跃于中国和世界的新企业家阶层。像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正在壮大的城市中间阶层加入了物质和文化商品消费者的行列。相当多的农民冒险走出农业并从事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官方的贫困线以上。任何到访过中国的人都会对中国社会的生机和变化留下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以前的资本主义中心变成了奇怪的发展停滞遗迹。中国社会不再只是欧洲/美国文化和知识产品的接收者，而是全球新奇商品的消费者和文化产品的出口大国。当中国绷紧身体的时候，它的肌肉展现出新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它还试图在关于本国思想和文化（包括语言）的全球计划中展示自身的“软实力”。
对社会主义来说，文化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在经济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包括社会）的全球化过程中，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学在最近20年里出现了复兴，但在之前的100年里中国革命试图把儒学扫入通常所说的“历史的垃圾堆”。儒学的术语已经浸入了社会主义的语言，官方已经批准儒学是中国认同的标志。正是在儒学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幌子下，中国的“软实力”投射到全球各地（孔子学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全球化，大众转向了“中国的”事物，但却培育出了文化排外主义，热衷于“托福考试”的同时但却顽强地忠于革命——尽管并不容易——力图克服的过去。
然而，虽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融入或官方和大众的本土主义复兴都存在这一证明，但是共产党的自我形象仍然保持两可性，中国同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外的形象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不愿意放弃它的社会主义信念或者革命的意识形态遗产。现在，这些遗产包括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遗产，而这个遗产已经荣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列。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实的自我形象是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保持暧昧关系的因素之一。尽管中国在当代全球经济中拥有强大的地位，但是我们也可能论证它既在全球经济之内又在全球经济之外：在其内是作为一个大国在其内，在其外是中国坚持同资本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结果是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的持久怀疑）。南方国家也是如此。中国的革命自始至终具有双重的特征：既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一种摆脱半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使第三世界国家对它产生了亲近感。中国的身份中目前仍然保持这种两可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却逐步获得了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势地位。这种双重身份既是全球南方的亲近感（以前的第三世界），又是对南方资源进行帝国主义剥夺（参见下文的进一步讨论）嫌疑的原因。
就这些两可性而言，把中国视为一个后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单单是一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新儒教的社会，就会使我们获益良多。有人或许会把中国领导人的社会主义声称斥为政治权宜之计，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归根结底产生于夺取政权的革命。这些声称的合理性来自别处：他们准备利用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把他们对当代挑战的反应同领导人其他的反应区分开来。此外，我们不应当从一种不管时空变化而定义都不变的一般社会主义来理解那些遗产，反而应当把它们理解为一种为了适应具体历史环境而需要加以重组的思想。在这里，具体的历史环境就是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革命过程。这一革命过程不仅充满了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一再重新定义这一信念及其实现的手段。
即使在模棱两可的邓小平时代，以前理解的社会主义可能已经结束，但是由此认为它的遗产已经死亡却是错误的。我在这里并不单单是指一种集中化的、受到密切管制的经济的永久化。这就把这种社会主义同新自由主义关于无管制的市场经济的幻想区分开来，但是并不足以使这种社会主义具有一种超越资本主义视界的前景。此外，按照那种标准，在应对放纵的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危机时，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目前可以说处在社会主义的边缘，各国政府匆忙地管制资本的运作，即使没有接管资本的机构机器，也是在控制它们。这显然并不具有任何重要的意义，恰恰相反，顽固的新自由主义空想家们抗议说，对市场的任何干预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伐。
更重要的是为资本主义寻找一种替代的持久冲动。即使在中国的经济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之后，这种替代仍然具有生命力。这种信念的持久性可以解释一些令那些期待社会主义消亡的人感到困惑——即使不是恼怒——的矛盾。当中国的领导人试图调和这种信念的要求与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时，这也向他们提出了种种挑战。
革命的遗产
我们可以从两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革命的遗产。第一个意义更为明显，就是革命作为价值观念、志向和政策——它们为当前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灵感和例证——的宝库的意义。此外，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的历史也是包括帝国和前帝国历史乃至非中国历史在内的更漫长历史的一部分。尽管中国的领导人和思想家为中国的闭关思维辩护，但是他们显然并不排斥利用不同的过去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中国当前的领导人就是如此，就像毛泽东等以前的领导人那样。不同的领导人或思想界利用不同的过去，这仅仅表明对当代问题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未来理想。革命历史降级为像其他历史一样的一种历史，当然意味着退出了革命，但是这既不表明否定了革命，也不表明保守地逃向革命前的儒家历史——就像国内外的儒家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毋宁说，现在恰恰是透过革命历史的棱镜来观看之前的儒家历史。一方面，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否定欧洲中心论的背景下，革命历史代表着对革命前历史的肯定；另一方面，它利用过去来为那些恰恰是革命本身的产物的志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