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学教师掉价儿了—名副其实的一介寒儒。有笑话说，胸前戴着中学校徽可以免灾—小偷儿绝不靠近。我猜想，这话可能出自一位聪明的教师之口。不过，真有味道。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中学里教师们特别是中老年教师们的形象可大大不同。男的，夏天多穿米黄色绸衫，潇洒飘逸；春秋多穿笔挺西装，文质彬彬。女的，夏天多穿旗袍，虽然人到中年，依然风致可人；到冬天穿上灰呢大衣或皮裘，更见高雅尊贵了。那时的教师不仅风采照人，也真有学问。正如一位前辈所说，中学教师中，历来卧虎藏龙！
1956年秋，我考入北京十三中高中部，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是马钧先生。他只给我们任课一年，我却对他终生难忘。
马先生身材不高，清瘦儒雅，由于那时他已谢顶，致使我难以确切估计他的年纪，想来如今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吧？
我不是好学生，对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尚且一耳进一耳出，当然不会在课下向老师请教其他问题。在校三年间，除在课堂上，我与马先生几乎没有接触，以致在以后我略微懂些文学后，多次以此为憾。倘若在十三中的三年间，能多多地得到马先生的教诲，我在文学上的起步，也许会早得多。
比起一般中学教师的严谨持重，马先生身上似乎有一种洒脱疏狂的气质。小小的个子，瘦瘦的身材，光光的头顶，戴一副白边眼镜，一站在讲台上，却八面来风，神采奕奕，旁若无人。那时不讲究“启发式”教学，他滔滔不绝，讲课文，讲与课文有关的中外古今文学名著，有时突然转身，在木头黑板上不假思索地写下几句古诗或一个我们陌生的作家名字。他的字，娴熟，娟秀，很漂亮。
记得在讲老舍先生的《我爱新北京》时，在课堂上他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对老舍先生解放后写的《春华秋实》《无名高地有了名》《青年突击队》等作品，提出了犀利的批评。他认为老舍先生政治热情可嘉，但这几部作品在艺术上是平庸的。他告诫我们，读老舍，要读《骆驼祥子》《月芽儿》《断魂枪》。令我惊讶的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即兴之谈，30年后，才成为某些老舍研究者严肃的话题。
遗憾的是，那时我们是一批懵懵懂懂的中学生，对文坛上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因之对先生的高论不但无动于衷，反倒觉得他目中无人。
确实，马先生够傲气的。特别是在我们写作文时，他常常捧着一本精装的原文莎士比亚，或潜心研读，或仰头望着教室外面的大槐树沉思默想。那神气，早已将我们这帮猴子丢至九霄云外。他说，朱生豪先生将全部莎士比亚剧作介绍到中国，功不可泯，但错译误译之处不少。他很想搞一套新译本，可是没有时间—得判我们那些一挥而就的破作文！言下之意，像是我们妨碍了他。
出我意外的是，有一次他竟能“目中无己”。
在他给我们授课的一册语文课本上，收有他写的一篇散文，好像叫《狄西》。能够被辞章学家们选入语文课本的文章当然都是十分精粹十分规范的，这是作者的荣耀。但讲课时，他却将这篇课文删掉了，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篇东西没什么可讲的，也不应当收进课本中。”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对中学生说来，鲁迅先生的文章，尤其杂文，是最艰涩难读的。马先生是鲁迅先生的热烈崇敬者，在课堂上，他对鲁迅先生的“论敌”周扬等人曾向我们发表了很激烈的批评意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是属于“两个口号”之争中的事情。
讲起鲁迅先生的作品，他博论宏议，神采飞扬，自得其乐，可惜，我没能记住什么。只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在讲到鲁迅先生作品含义深奥时，他说：“读鲁迅先生的文章，你不读完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甚至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你就不可能全部读懂这篇文章！不可能！”
我，不止我，大家都傻呆呆地望着我们的老师，既觉得他的话有些危言耸听，又觉得颇有道理—对刚刚学完的《我们不再受骗了》，我们正是似懂非懂的。于是，教室里像刮起一阵清风，翻得书页“哗哗”响，我们都赶忙看那课文上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标点符号。当时是否有新的领悟，已不记得。
我不认为马先生的授课方式完全适用于中学语文教学，但他给我们展示的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无疑大大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哺育了我们的心灵。我受益尤深。正是马先生启发了我对文学的向往，致使文学成为我毕生的事业。
1957年夏末，马先生还有几位曾经给我授课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教师，同时在校园里销声匿迹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同在那曾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政治运动中受难。对各位先生的“反党言行”我们一无所知；只是每一想起他们是我们敬佩的老师时，心头便不由自主地铺上一层暗淡的阴影。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马钧先生。
20世纪60年代初，听一位老同学说，马先生已经“摘帽儿”，在学校食堂里扛粮食。他那瘦弱的身躯，怎能承受那样的负荷！我们相对唏嘘不已。
“文革”后期，偶然得知马先生和一位与我有一面之识的老先生同住一院，白天在学校里干活儿，晚上给几个当时倒台的中央首长的子女补习英语。我心中虽然惦念他，但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也无意贸然前往探望。知道他平安无事，已颇感安慰了。
前几年，又听一位老同学说，马先生出国定居了。我不禁愕然。哪年出去的？在什么心情促使下出去的？是只身远游还是阖家出走？逐一询问，那些老同学却语焉不详。
只有怅惘，我难以再说什么。
三十多年未见更不必说在膝前承教，怀念您，马先生。
祝您清健！
诸事顺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