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我是在锦西、锦州和葫芦岛三地度过的。在锦州的时间最短，而且似乎是在五岁左右完全懵懂无知的时候，因此，对锦州的记忆也极其模糊。
记得头两次去锦州，是在正月里，由姥爷、母亲带着我由锦西乘火车去给太姥爷拜年。
太姥爷个子不高，胖胖的，脸膛像紫铜盆似的流光溢彩，还有两撇灰白的八字胡，整日穿着古铜色缎面皮袍子，不苟言笑，显得冷峻威严。
不知怎么，姥爷很少跟他说话。当然，刚见面时，头是要磕的，但很少说话。好像姥爷乘火车大老远赶来，仅仅是为了给太姥爷磕三个头似的。白天，太姥爷在他的小屋里盘腿打坐，而姥爷则躲到别的屋里翻看闲书，或者在灰墙合围的庭院里踱来踱去。以后，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我才知道太姥爷对姥爷管教甚严，有时甚至不免粗暴，可能因此姥爷才离开锦州，跑到当时还很僻静的锦西去寻找自由的生活吧？
在太姥爷家，我过得也很寂寞。爆竹和灯笼是有的，但没有同龄的小伙伴。连平日很疼爱我的姥爷，也不大和我亲近。晚上，我怀里装着爆竹，打着纸灯笼，在院里的雪地上四处奔走，摔得满身都是雪。
过了正月十五，姥爷便带着妈妈和我，郑重地向太姥爷辞行，对太姥爷的种种吩咐诺诺连声，然后便拎着太姥爷送给妈妈和我的大包小包，钻进去火车站的马车里。车夫鞭子一响，车轮滚动了，姥爷的脸上也就欣然有喜色了，好像他刚从囚禁之中被释放了出来。
不久，父亲从锦西邮政局调到锦州邮政局，我和妈妈也随同去了锦州。
我们住在一幢红色砖房里。窗外有一个整整齐齐、四四方方的小院子，没有树木，没有人迹，只有墙根下钻出一丛丛绿色的小草，冬天铺的满满的白雪。
不知为什么，小院的门经常锁着。我几乎整天憋在屋子里，很少外出，对一个学龄前的男孩子来说，这大概是最大的不幸。
有一次，妈妈上街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正是春天，小院里洒满阳光，明亮、妩媚、和煦；小草绿茵茵的，挺着细嫩的身躯迎接阳光的照拂；透明的空气里好像漂浮着四月原野上的芬芳。我实在经不起这美妙春光的诱惑，勇敢地推开窗户，爬上窗台，“咕咚”一声跳了下去。我在院子里奔跑，像小草一样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迎接阳光的沐浴……
日常生活，是百无聊赖的。岂止百无聊赖，还有一种当亡国奴的惊恐之感压在大人们的心头，小小的我，似乎也能感受一些。
那一年中，我们的饮食十分粗粝。早晨常常喝一种颜色浑浊的稀粥，味道很不好；下饭的只有一碟切得筷子粗的萝卜咸菜。当我对这种单调粗劣的饭表示孩子式的抗议时，妈妈就悄声警告我：大米，中国人不能吃；偷吃犯法，会被日本宪兵抓起来！我不知道日本宪兵什么模样，但从大人们谈虎色变的神情里，我猜想得出，那一定是一群凶神恶煞。
夜间，家里点的是蓝色灯泡，像一个长茄子；窗户上挂着厚厚的黑布帘子；是防空用的。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而这时，街上卖夜宵的小贩的叫卖声，在木头梆子单调的伴奏下，就显得格外苍凉、悠远。那凄切无望的味道，好像现在我还能回味得出。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跟着父母离开东北，在北京定居了。每当乡愁缭乱之时，我想起锦西清浅的北河，葫芦岛巍巍的东山，也想起锦州的古塔和夜晚街头苍凉悠远的叫卖声，我愿意说，我童年的岁月，有一部分交给了锦州。
“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次我乘火车从北京去哈尔滨。上车时，我提醒自己，车过锦州，一定要到站台上踏踏锦州的土地，聊慰多年思念锦州之情。可一觉醒来，列车早已驰过锦州了。
近两年，我一直想去看看锦州，有一次，我甚至已经下定决心，但临行前又不得不改变主意。前些天，我在给辽宁一位作家的信中，又谈到这个愿望——我也只能说，但愿今年能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