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在踵事增华与返璞归真，求新与趋雅的辩证运动中不断充实着自身，在宋以后，又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在清代又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
如果说在清以前，古典诗歌艺术主要在单体形式技巧方面发展着自身，并且吸取了散文的手法扩大了自己的表现力。那么，在清以来一方面在单体方面又进一步扩展着自己的篇幅容量，出现了大量的长篇巨制，百韵以上作品屡见不鲜，而且二百韵以上的作品也不乏其例，最长的竟达六百八十八韵（刘师培《癸丑记行六百八十八韵》）。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借鉴小说、传奇和说唱文学中的叙写手法，丰富自己的表现力。在广义的修辞方法方面，也努力开拓构思和想象的空间，间接曲折的表现手法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跳出单体的限止，以多篇集合的形式来扩大容量，大型组诗有了长足的发展，百篇以上的组诗已不再是罕有的珍稀之物。
而在题材方面也有了更广泛的开拓，随着疆域的开发，边陲绝域，大漠雪地，怪山奇洞等前所未发的山川景物已大量出现在诗歌之中，而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也同样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门户的开放，许多诗人更把他们的笔触伸向世界，新名词、新事物、新文明已越来越多地成为诗歌的表现对象。
而客观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再一次激发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的抗战热情，顽强抵抗与屈膝投降，正义与邪恶，变法与守旧，生存与毁灭之间又一次出现了尖锐冲突，成为诗歌的重要主题。同时又由于近代社会的历史特点，人们在抗战的同时又意识到要向侵略的一方学习先进的科技，乃至于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师夷之长以制夷 ”已成为当时许多清醒的中国人共同的战略思想，对外的抵抗侵略，是伴随着内政改革的呼声一起成为时代最严重的至关生死存亡的当务之急。顽强反抗与虚心求学，民族自尊与正视落后，又与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及苟且偷安、卖国求荣交织在一起，纠缠在一起，构成了有史以来最为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为诗歌提供了从未有过的新内容。激昂慷慨与盲目乐观，悲愤哀伤与悲观消沉，忧心如焚与彷徨颓唐，这种种情感也同样交织成一张斑烂的心灵网络，笼盖在诗的王国。清代诗歌容量的扩大，表现力的增强正是对清代社会生活更趋丰富的一种适应。
然而近代以来，仍然是海外新文化逐步输入渗透进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庞大辉煌的传统文化之国家的初级阶段，人们还不可能产生完全崭新的想象世界，这个世界仍然主要地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当然在本世纪以来，随着海外新文化的汹涌而入，传统文化正在得到充实和改造，人们的想象世界因此也在逐步得到新的开发。与此同时，或者说在这以前，语言这个文学最基本的细胞也正在逐步发生演变。当然在本世纪以前并未发生质变，而崭新的创作意识的诞生比语言和想象世界的进展还要晚一些，这需要海外文学艺术形式的新鲜刺激和启迪。而在新生命的孕育过程中，古典诗歌正在尽力发挥传统文化培养出的想象力和古汉语的表现力，并努力地在传统的创作意识中抗争着。
然而，古典诗歌已在语言、想象力和创作意识允许的范围内，几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表现力，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已经得到最大限度的充实，就像盐溶于水已达到了最充分的饱和度。因此它已不再是一种待定的艺术，而业已成为一种既定的艺术，完成的艺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艺术在新形式诞生以后将会即刻消失。文学的发展从来就是多头绪和多线索的，而并非是单一的时间排他过程。然而，这种既定的诗歌艺术形式，在其以后的历史中将是完全规范化的，脱离了这种规范化，也就失去了它的特有价值。
随着现代汉语的迅速发展，新的文化、新的文明将会极大地开拓想象世界，而世界文学广泛深入的交流也必将启迪出不断更新的创作意识。人们将会逐渐遗忘古汉语，和旧的想象世界，乃至于旧的创作意识，而不再具备创作古典诗歌的素养。从此，古典诗歌将成为一种纯粹的观赏对象，而不再是一种生动活跃的艺术存在。就像是青铜艺术一样，越来越转变成为纯粹的历史文化，而富有历史的感召力。
现代文学诞生以后，古典诗歌作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但作为一种体裁仍然是不少人爱好采用的形式，直到今天用旧体创作的诗歌还有一定的数量，也不乏优秀的佳构，然而它已不是绝大多数青年人爱好并且有能力创作的艺术形式。也许在这青年一代，最多在下一代，古典诗体将会最后告别这个世界。而新生的诗歌形式将在一个新的层次，新的可能性范围，开始新一轮的辩证运动。传统文化将在扬弃中发展自己的精华，并成为新诗形式的民族灵魂。
当然，由于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向世界全面开放的信息社会，中国诗歌的发展，必然会从海外诗歌中吸取营养，世界性的交流，将使诗歌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它的变化节奏将会加快，它的变化幅度将会加大，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情况，然而历史仍将是它的预言和镜子。
跋
二十年前，台湾龚鹏程先生来苏州，看到拙著《中国近代诗歌史》，热心介绍到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时海峡两岸交流伊始，邮路往来诸多不便，导致拙著付梓时未经本人校勘，见书时，方才发现鲁鱼亥豕，弥望皆是。然木已成舟，误人之愧憾，长久以来萦绕于心，挥之不去。偶与复旦大学栾梅健兄谈及，君古道热肠，以为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补亡羊之牢，虽晚犹可。并亟称复旦大学出版社学术质量，碑在众口，且为力荐。又蒙社长贺圣遂、副总编孙晶之眷顾，使我能有机会对拙著重加校订修改，俾之以较为准确的内容面世。一个出版社能够不计经济利益，始终为读者着想，把读者利益放在首位，不仅让人感激，而且在利往利来的世道里，其道义的光辉将永远闪耀！所以我要借此机会向上述这些有德之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也希望读者方家不吝指教，以不断推进中国近代诗歌史的研究。
马亚中于姑苏丑石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