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普遍善于创造机会，赢得社会声誉，并力求与官府结交，从而在官本位社会的夹缝中，拓宽自身的生存空间。但一介商人的努力，终究无法撼动根深蒂固的封建体制。明朝中叶著名海商汪直，就是一个近乎悲壮的典型。
汪直（？—1559年）在明朝中叶，是亚洲最有势力的民间海商。但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明朝官府的海上贸易许可，从而安分守己地从事海上贸易。而这个理想，最终导致汪直被朝廷诱杀，死后被冠以“海盗”，甚至“汉奸”、“倭寇”等种种污名。直到近代，很多史家才纷纷为他平反。
汪直生于徽州歙县，少时家境潦倒，但为人仗义、有侠气。徽州人自古有“穷帮穷”的传统，在乡间小有威信的汪直，带着一群穷哥们儿离开家乡，到东南沿海地区做生意。他们起先贩盐，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原始资本”，然后南下入粤，在“山高皇帝远”的荒僻之处打造了一批大型木船，并试航成功。一代海商巨子的壮丽生涯就此展开。
当时的大明朝，堪称富甲天下。周边的沿海各国，虽各有异产，但丝绵、棉布、铁器、茶叶、药材等各类生活物资普遍较为匮乏，与中国进行互通有无的贸易，可谓民心所向的双赢之举。但儒家的正统文化自古鄙视经商，明朝自太祖朱元璋以来，就严禁民间的海上贸易，甚至把舟山等海岛的居民强行迁至内陆，以绝“后患”，彻底实行海禁。因此，民间的海商，不得不武装起来，以对抗官府的搜捕。而举凡胆敢与官府对抗的沿海武装势力，都被官府笼统地称为“倭寇”。
1542年前后，汪直和他的许多同乡，加入了许栋的沿海商帮，许栋也是歙县人。他们以宁波双屿为基地，把棉布、茶业等航运到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出售，再从东南亚各国购买胡椒、香料等，回国卖给东南沿海的商人，转运到国内各地。数年之内，他们的规模越来越大，终于令当地的官府忍无可忍。
当时调任浙江巡抚的，是著名的清官朱纨。此人一生服膺儒家的正统思想，深恨“不法”海商。
1548年，朱纨调集府衙重兵，对商港双屿进行突袭。当时，停泊在双屿沿岸的各国商船，多达1290余艘。众官差以虎入羊群之势，一把大火将双屿的商船尽数焚烧，并当即斩杀了数以百计的海商。朱纨下令调集大量的泥土，将双屿海港完全填塞。不久，许栋亦被府衙官军所擒。第二年年初，许栋和另外95名被官府生擒的海商一起，被就地处斩。
朱纨的铁腕政策沉重打击了“不法”海商，但也造成了胡椒、香料等东南亚贵重物资的短缺，引起很多京官和各地富户的极大不满。一些海商财路被断，索性破罐破摔，以抢劫沿海富户为生。御史借故弹劾朱纨，朝中大员纷纷对朱纨落井下石。面临罢官候审的朱纨，仰天长叹道：“如今到了这个地步，就算天子不想让我死，福建、浙江的‘刁民’也不会放过我。”于是服毒自杀。朱纨临终前的悲叹，足见海禁政策严重违背民心。
侥幸逃脱的汪直，收拾了许栋的残部，并被推举为首领。为躲避官府的捕杀，汪直与东南亚的葡萄牙人做生意，以日用品换取西洋火枪，大大提升了自卫的能力。他还把经商赚取的利润，用来修建更大、更坚固的船只，并把物资中转的基地，迁至日本的萨摩（鹿儿岛）一隅。
当时的日本，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汪直经营的大量生活必需品，对当地人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对这位巨商，萨摩百姓颇为拥戴，一些贫民索性加入了汪直的商帮。萨摩自古民风彪悍、多智谋，距此三百多年后，明治维新的元勋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皆出自萨摩。汪直以一介海商之身，能在萨摩立足，并在当地被视为尊贵、贤达之人，毫无恶名，可见汪直的商帮，绝非滥用武力的海盗，而且对当地百姓必有厚泽。徽商客居海外，依然保持以德为先的儒者本色。
一个名叫卢七的海盗头子率众在杭州周边地区作乱，抢劫民财，掠夺民女。浙江的海盗副使丁湛以“拿贼投献始容互市”为条件，请求汪直出面相助。汪直率领手下的弟兄（包括日本人），大破卢七的海盗窝点，生擒其首恶，并解救出被掠的妇女。此后不久，汪直又协助官府，攻破了另一伙穷凶极恶的海盗，解救出被掳的妇女12名。于是，当地官府默许汪直沿海经商，并把汪直的商帮，作为抗击海盗、维系治安的重要力量加以利用。
此时的汪直，号称“五峰船主”，其商船的规模，超过了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舰队。特别是，汪直的商船上，装备了葡萄牙人的佛郎机大炮和很多火枪，战斗力远胜于官军。
这期间，以刚正著称的抗倭名将俞大猷无视地方官与海商之间的默契，率军攻打汪直的商帮，并视之为倭寇。汪直逃到日本，重整旗鼓之后，率领近千艘巨舰，沿着大明朝的东南沿海耀武扬威，并自号“徽王”。以徐海为首的海盗，也趁机作乱。大明朝绵延数千里的海防同时告急，轰动了北京。这被称作“壬子之乱”。三年后的1554年，一代名臣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督察御史，汪直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胡宗宪也是徽州人，和汪直是老乡。他主动寻求各种渠道与汪直接触，并设法将汪直的老母从监狱中提出，接到自己的总督府奉养。汪直由此对胡宗宪颇为信任，并对这位老乡道出了自己长久以来压在心底的夙愿：他一直渴望朝廷解除荒唐的海禁政策，实现沿海互市；他当初被俞大猷等官兵追杀，老母被拘，迫不得已才远遁海外，并走上“持剑经商”的道路，但他始终渴望被自己的国家接纳，做个安分守己的国民，和平经商。
汪直派亲信前往胡宗宪的总督府，胡宗宪盛宴款待，并在宴间提出：“当今海盗四处作乱，其中为首的，是徐海、陈东、麻叶等匪帮。既然汪直有实力，就应协助官府共安海防，将功折罪。事成之后，朝廷必可恩准你们的通商请求。”胡宗宪的这番话并非诳语，他与权倾天下的严嵩父子等交往甚密，当时的他断然不会料到短短几年后，徐阶将扳倒严嵩，并将严世蕃以“通倭寇”的莫须有罪名处斩。
汪直得知后，顿时喜不自胜。他当即调遣手下重兵，协助官府打击徐海等海盗，并为胡宗宪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徐海一直对汪直的实力颇存敬畏，私下盘算道：“连五峰船主都被朝廷招安了，我也归降吧！”于是，他把同伙陈东捉住献给了官府，但胡宗宪此时突然翻脸，率兵猛攻徐海的船帮。徐海不甘被擒，投水而死。他的“压寨夫人”，一代传奇女子王翠翘，被胡宗宪捉住后，送给了一个投降官府的海寇。王翠翘愤然投海自杀。此事被日后的文人编写成多种版本的小说，流传甚广。
为官府剿灭“倭寇”立下汗马功劳的汪直，自信朝廷不会加害于他，于是渡海归国，成为胡宗宪府邸的贵宾。胡宗宪通过汪直的人望，压制了众多的海寇，沿海地区安宁空前。这期间，汪直屡次请求胡宗宪上奏朝廷，允许其从事出海商贸。他自以为自己的势力，足以要挟朝廷，从而解除海禁。
然而，当时杭州的地方官王本固，是个顽固坚持儒家教条的忠臣，一直对胡宗宪勾结严嵩父子有颇多不满。他断然将游览杭州的汪直逮捕入狱，并上书弹劾胡宗宪包庇“倭寇”巨酋。一时间，举朝为之哗然，很多重臣都要求将汪直处死。此时的朝政很不稳定，作为胡宗宪后台的严嵩父子开始失势。于是，精明的胡宗宪思前想后，决定出卖汪直，以求自保。他向朝廷上书说：汪直勾结倭寇，应将其明正典刑。
很快，兵部会同三法司传达了批复：“汪直背华勾夷，罪孽深重，着就彼处决枭示。其同党……既称归顺报效，饶死，发边卫永远充军。”就这样，汪直在杭州官巷口被斩首示众。直到此刻，汪直才知道自己始终被官府玩弄于股掌之中，他多年来渴望朝廷解除海禁，从而可以和平经商，这个梦想不但没能实现，反而葬送了他的性命。
临刑前，汪直叹息道：“死我一人，恐怕苦了两浙百姓。”果不出其所料，汪直死后，海商自知和平经商无望，海盗也失去了天敌，不到十年内，东南沿海群盗蜂起，其中既有横行不法的日本浪人，也有汪直的旧部，由海商转为流寇。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穷尽数十年之力，以及数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将这些祸患荡平。
徐海、汪直等“巨寇”既灭，胡宗宪也落得“兔死狗烹”的结局。新任的首辅徐阶扳倒了胡宗宪的靠山严嵩父子，也将胡宗宪以严嵩同党的罪名下狱。这位曾把钓鱼岛明确标注于大明朝版图的能臣，在狱中被迫自杀，享年53岁。临死前，胡宗宪留下了“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绝命诗。这一年是1565年，距汪直被杀只有6年。
汪直曾将鹿儿岛一隅作为货商基地，他与葡萄牙人交易所得的火枪，在他死后流传到日本内地，被军阀大亨织田信长广泛采用，成为日后统一日本的重要条件。大明朝依然坚持“片板不得出海”的禁令，一直延续到清朝。汪直的海商之梦，不但使他付出了生命，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使一个民族丧失了实现海上强国的绝佳时机——直到近三百年后的道光年间，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