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世纪来临的时候，徐俊正站在海滨公寓的窗前，观看着悉尼大桥上的世纪烟火表演。
按照总部轮岗计划，他已经在新加坡工作了一段时间，此时已到了澳大利亚。
在新加坡，徐俊又体验到了一个与北京、上海和香港不一样的工作环境。新加坡的各种规章制度很严格，就连美国青年跑到这里触犯了某些法规也照样挨鞭刑。不过，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规章制度太严密了，也难免会刻板，会让人感到有点沉闷。尤其对于像徐俊这样性格的人来说，更是常常有一种压抑的感觉。但新加坡同事在许多项目上一丝不苟的职业精神，还是让徐俊获益匪浅。
他初到新加坡的时候，博雅公关正在其全球各机构内如火如荼地推行“认知管理”的工作方法论。博雅公关的“认知管理”强调公关的目的是帮助客户管理目标受众对其的认知，从而对客户的业务发展产生实质性的积极影响。认知管理方法特别强调基于受众调查的结果来设计公关活动，并以此来评价公关活动的效果。博雅公关新加坡公司非常严谨地执行这一流程：每一个给客户的项目提案，都先行做过认真的受众分析和基线认知调查；每一个项目提案的总体预算中，也都有一部分计划用于执行结束后的受众认知变化评估。参与这样的项目提案过程，对徐俊来说，确实是个很好的锻炼。
另外，在新加坡的工作经历，也让徐俊体会到了国家和政府公关的一些做法。当时，新加坡正致力于谋求在香港回归之后趁机崛起，使自己成为亚太地区的商务和金融中心。新加坡的政府体制和规模，也使其能够像运作一家公司一样地运作这个国家。在整体定位上，新加坡力求改变外界对其“管理严苛”的认知角度，以“生意和生活环境安全、稳定”作为主要诉求点，广为对外传播。而在招商引资方面，新加坡贸易发展局不仅推出了多种优惠政策，还通过整合的网络传播手段推介给全球商业界，亦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相比新加坡，有着美丽自然风景的澳大利亚，其氛围无疑更让徐俊觉得轻松快乐。况且，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国家，当地居民的祖先大多是很多年前被英国政府流放到这个海岛上来的，原本就无贵贱之分，所以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目中等级的观念特别淡薄，整个社会环境也比新加坡要宽松得多。徐俊发现，在澳大利亚做公关，和客户开会的时候，客户方来的都是CEO、CFO这一级别的高层管理人员，而不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客户方来的大多是负责公共关系事务的总监或经理。这就让徐俊有更多的机会与企业领导人直接对话和交流，同时也让他感受到，企业的CEO或CFO对公共关系项目的关注点和一般公关主管是不一样的。一些企业的公关主管由于本身对企业的宏观战略就了解不多，往往会把公共关系活动当作锦上添花的工具。而澳大利亚的这些企业领导人更关注的是公共关系的实际效能，包括一个方案付诸实施后对整个公司业务会有什么推动，对投资者会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及对改善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会有什么长远的意义，等等。这样的交流，让徐俊对公共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各种公关方案的策划和构建也有了更成熟的想法。他与团队成员一起策划和拟写方案的时候，能有意识地站在企业领导人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探寻对策。这样一来，他所拟的方案的成功率就大大提高了。
由于澳大利亚人口不多，自身的市场空间并不大，所以当地企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对于公共关系工作来说，就需要不断地有新的创意。这就迫使徐俊时刻保持思维的敏锐度。而更让他感慨的是，当博雅公关澳洲团队内部开会或和客户方人士一起“头脑风暴”时，善于“消费”美好环境的澳洲人不喜欢一本正经地关在会议室里苦思冥想，而往往是到户外找个地方，乃至直接就坐在海滩边，在海风的吹拂下，大家边喝咖啡边讨论。有些创意，就是在海浪的拍击声中萌发出来的。这令徐俊有一种全新的感受，觉得工作本身也是某种享受。一段时间下来，他差点动了移民澳大利亚的念头。
当然，他也清楚地知道，澳大利亚市场小，企业发展受到外部条件的局限，而作为主要服务于商业的公关行业，其发展前景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对他来说，真正的发展空间还是在国内，在上海——虽然徐俊初到上海时觉得上海人似乎有些排外，但时过境迁，随着更多的外来人士进入上海，上海人的开放度也在不断提高。而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徐俊已在上海谈了一位女友，对方恰恰是一位典型的上海姑娘。两人感情很好。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时候，徐俊每天都和女友通电话，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用来支付国际长途电话费了。这位女友，后来就成了徐俊的妻子。
所以，1年以后，徐俊又回到了上海，担任博雅公关上海公司总监。从1993年年初进入博雅公关，至此已经8年多时间了。在人员流动性很大的公共关系行业，一名雇员在同一家公关公司连续工作8年以上，这种情形确实是不多见的。所以有些朋友就问徐俊怎么就没想到换家公司干干。徐俊回答说，其实自己一直在换，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切换。正是这种切换，使他对工作一直有一种新的激情。他觉得自己在博雅做得很快乐。
回到上海后，徐俊继续和整个团队一起打拼，结合他在海外轮岗期间所积累的心得，把博雅公司倡导的那套“认知管理”的方法更有机地贯穿在业务运作中。他更注重深入分析客户的问题和受众的需求，并努力寻找两者的契合点，以求取得最大的传播效应。在此期间，他为马爹利洋酒所做的品牌推广项目，就一直为业内人士津津乐道。
马爹利干邑的价格不菲，原先一直定位于40岁以上有一定成就的男性。定位虽然明确，但也极大地限制了它的消费群体。所以，马爹利公司希望把自己的品牌年轻化，以吸引那些40岁以下尚处在事业上升期的职业人士。徐俊通过深入调研，提出了采用party（派对）来进行品牌推广的方案：通过party的形式，让年轻人在快乐的氛围中近距离地接触事业成功人士，了解后者的思想和成功经验，从而激发自己的成功追求。当然，通过party，参与者也能潜移默化地体验到马爹利的魅力，感受到自己下一个人生阶段的辉煌，从而巧妙地将私人饮酒习惯、品牌定位和对事业成功的追求联系在一起。为此，他带领团队成员，征集了不少party策划方案，并精心选择一些知名人士充当召集人，最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成功地组织了马爹利party的系列主题活动，着实吸引了不少眼球。内地音乐界大腕宋柯应邀当了一次party召集人后，特意找到徐俊，表示非常欣赏这种活动方式，觉得它能够很准确和直接地对接产品和消费群体。从实际运作来看，这大概是内地公共关系行业首次采用party的方式来推广洋酒品牌。自此以后，这一模式被迅速仿效，成了品牌推广的常用手段。
业务拓展成功是很快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随着博雅公关高层的某些变动和一批业务骨干的先后离去，上海公司的运作环境似乎变得有点微妙了。在这种情况下，当2002年来临的时候，徐俊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发展。
这时的徐俊，在公关行业已小有名气，所以，一些国际公共关系机构的中国公司都有意邀请徐俊加盟。但徐俊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在乙方（公共关系公司）已经待得够久了，但却从没有在甲方（客户）做过公关工作。而澳大利亚的经历，亦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甲方乙方在问题思考上的不同立场和角度。他想，在公共关系公司干了将近10年，也应该转换一下角色了。那样，自己的公关生涯将会更全面，视野也将更开阔。
于是，就在这一年，徐俊离开博雅公关，去了杜邦（中国）公司，先是担任中国区公共事务经理，后又升任公共事务总监。
选择杜邦公司，或许是因为杜邦一直是博雅的客户。徐俊为其服务过8年，对这家企业比较熟悉。在很多朋友看来，徐俊从乙方转为甲方，去的又是以往服务过的企业，在工作上理应驾轻就熟，比以前在博雅时要轻松。但徐俊从一开始就不认同这一想法。同样是从事公共关系工作，甲方和乙方在运作机制和责任上各有不同。在甲方，没有了在乙方时所肩负的经营上的压力，但工作责任上的压力却遽然增大。在公共关系公司的时候，某个项目做得不尽如人意，你多少还可以找一些借口，比如说客户给的预算太少，也可以说原先给客户的提案其实更好，可是客户没有认识其价值等，乃至责怪供应商方面有问题。但是到了杜邦这样的跨国企业，作为杜邦（中国）公司公关事务的最高主管，你就得担负起全部责任来。在这样的企业里，职责非常明确，公司聘用你就是让你负责管好这一摊子的。如果工作没做好，你是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同事、老板的，甚至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公关公司，因为那是你找来的，是你的选择。
同时，真正置身于跨国企业里，徐俊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这类大公司的运作机制和多环节的决策过程，体会到了企业公共关系部门思考问题的侧重点，也明白了为什么公关公司一些自以为得意的建议经常不能被采用。事实上，对一家在公共关系方面比较成熟的企业来说，它的公共关系部门并不会把所有事务都丢给公关公司。对一些战略性问题的研究，这些企业的公共关系部门早已做了大量前期工作，有过比较深入的思考，在大方向上已有所把握。企业寄希望于公关公司的，是能够提出更好的具有创造性的建议，或至少能提出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如果公关公司踩不到“点子”上，就只能被动地执行企业方面的既定方针，只能停留在纯粹操作的层面上。
所以徐俊觉得，一个成熟的职业公关人员，最好是在甲方乙方都工作过。唯有如此，考虑问题才更加全面。他很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的机会。
杜邦公司是1802年成立的。2002年，乃是公司200周年诞辰。这无疑是杜邦在中国树立品牌形象的良机。为此，从年初到9月，杜邦公司在中国地区举办了一系列庆典活动，覆盖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多个城市。在对外活动方面，重头戏是5月2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杜邦200周年新闻发布会暨庆祝晚会（宴），以及9月25日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的《杜邦200年：发源于白兰地河的科学奇迹》中文版首发式。杜邦公司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贺利得和主管公共事务的副总裁范凯琳女士分别来华主持了这两个活动，赢得了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大媒体的高度重视，极大地提升了杜邦公司在中国公众中的影响力。至于对内活动，则更是丰富多彩，有员工运动会、晚会以及“家庭日”活动，其中穿插了许多颇具创意的节目和程序编排，令员工们津津乐道，有效地增强了员工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有意思的是，这一系列庆典活动开始的时候，徐俊还在博雅公关；而当活动快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到杜邦（中国）公司履新了。身份和角度的切换，让他有了更多的体会和感受。
也正是在公司200周年诞辰之际，杜邦公司将自己的企业口号从原先的“生产优质产品，开创美好生活”改为“创造科学奇迹”，以配合公司在企业定位上的调整——从一家化工、能源企业转变为一家面向21世纪的科学公司。为此，杜邦公司的企业传播活动也必须重新进行整合，围绕塑造和强化“科学公司”的形象而展开。
所以，徐俊进入杜邦（中国）公司后，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带领他的团队完成这一整合，并具体策划和落实公司在中国地区的品牌定位活动。
这需要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但徐俊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这些工作。
诸如2003年“中国国家科技周”期间杜邦公司推出的“太空站”展示项目等活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酝酿和准备的。这些活动，生动地展示了杜邦公司两个多世纪以来在多个领域的强劲科研实力以及科技不断创新的成就，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博雅公关，徐俊干了将近10年。在杜邦公司，他又准备干几年呢？徐俊不知道，也没想过。因为，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