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夏衍说：“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远离红军主力与老师毛泽东的日子，南方丛林里的粟裕和他的挺进师，的确感受到了无边的黑暗。
但“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他们的“启明星”，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一道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历史分水岭。
对“帅哥”张学良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剧：才三十五岁年纪，许多“牛”人事业还没起步，鲁迅就还没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离文坛领袖的“宝座”尚早；朱德也还没有前往德国留学，遭陈独秀婉拒，徘徊在中共组织之外，离红军总司令的桂冠还有九年；张学良则从此告别威风八面的少帅生涯，把军阀老爸张作霖给他的一切荣华富贵、千里江山弄丢了，还被蒋介石“饲养”特殊“宠物”一般圈禁起来，一口闷气直憋到九十岁。
但也有人认为他很幸运。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气个半死的是蒋介石。
堂堂一国“至尊”被这个拜把子的小兄弟活捉，逼迫自己答应抗日还在其次，眼看共产党已元气大伤，只要再发动一次“清剿”，就足以彻底解决“清党”大业，不想“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关键时刻把兄弟张学良来了这么一手。
对粟裕和他的队伍而言，“西安事变”自然是上帝垂下的橄榄枝。
1937年9月，熬过最黑暗的一段“清剿”日子，粟裕忽然发现刘建绪的国军，神秘地消失在深山老林里。惊走的野兔山鸡，又开始出来呼朋引伴，“闲庭信步”了。
不久，刘建绪奉蒋介石的明确指令，在报上公开发表文告，表示要和浙江的红军谈判。
粟裕就此率部下山，毫发无损地体体面面离开了浙江，编入了老领导叶挺的新四军，担任第二支队的副司令，因司令张鼎丞调延安，很快又做了代司令。
尽管蒋介石有一百个不情愿，但在入侵的东洋小鬼子面前，也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国共两党到底从有你无我的对手，变成“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兄弟，开始了第二次握手。
粟裕来到了江南。
唐诗宋词里的江南，小桥流水，风景依旧，只是多了一个小日本鬼子。
粟裕当然不是来旅游的。国军数十万大军纷纷溃败，风头正劲的日本人也不会欢迎他和他的部队来旅游，何况在他们眼里，粟裕就是那一类妨碍“大东亚共存共荣”宏伟战略目标和社会治安的“恐怖分子”。
不欢迎，那就打。
1939年1月，抵达江南敌后近一年的粟裕，将目光盯住了官陡门。
官陡门是座乡间小镇，在安徽芜湖东北郊，与湾里机场和京芜铁路相邻。小镇东西长百米左右，一条南北流向的小溪穿镇而过，将小镇切成两半。
“小桥流水人家”，风景这边独好，的确是个休闲“泡澡”的好去处，又地处险要的咽喉地带，日军占领芜湖后，便在官陡门驻扎了重兵，“休闲”守卫两不误。
不久，他们又在其左右两侧的四五公里处，另外设置了两个据点。他们大概想，三处互为犄角，易守难攻，以中国政府军闻风而逃的战斗作风，这里“长治久安”，永享“太平”绝无问题，至少可以高枕无忧五十年。
他们当然还不知道中国有个后来不得不叫“埃拉伊（日语，了不起）”的粟裕，只隐隐听说，有支南方“散兵游勇”组成的新四军，在别的“治安区”开始“闹事”而已。
不过，粟裕很快就让他们知道了。
他在分析官陡门及其周围的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日军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防范必定比较麻痹，正是出奇兵之处，那就来一次虎口拔牙！
从驻地到官陡门，原本应当直接向西，但为了迷惑日伪军的耳目，他决定采取迂回曲折的行军路线。
1月18日，粟裕率部开始行动。他们先沿固城湖东岸北进，仅行军二十五公里即扎寨宿营；次日在原地停留大半天，他们突然乘船横穿固城湖，翻过湖埂后，又改乘小船沿内河西进。
到午夜时分，月明星稀的时候，部队穿插到距官陡门四十公里处的村庄，粟裕才下令就地隐蔽休息。
20日午后，粟裕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宣布攻击目标，并详尽分配了各部的任务。
直到此时，手下们才明白粟司令兜圈子的意图。
晚饭后，粟裕又集合全体参战部队，讲解作战任务。
战士们沸腾起来，他们先前自然也知道这趟出来，绝不会是“江南三日游”，有过种种战斗的猜测，但结果离揣测有十万八千里。
保守秘密最基本的办法只有一个：让知道秘密的人越少越好。在一支生死存亡只在指挥员一念之间的战斗部队，这是打胜仗的法宝之一。浙南游击三年“捡”回一条命的粟裕，用这一点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战术家了。
21日凌晨，星光清冷，寒风刺骨，地上一层厚厚的白霜，粟裕却给小日本来一个“霜上加雪”，下达了突袭命令。
新四军如脱兔跃出，迅猛地扑向官陡门。
战斗的枪声仿佛一道凌空而过的闪电，瞬间消失在天际，仅八分钟就结束了。
官陡门到底不是“休闲”的地方，守敌三百余人在香甜的睡梦里，被粟裕极不“地道”地全歼，其中活捉五十七名，缴获长短枪八十余支，干净利索完成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与粟裕后来统率华东野战军，打十万、数十万的大歼灭战比，这一仗自然是牛刀小试，却是这位“最优秀的将领”成长的足迹。
东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粟裕知道此地虽好，却不可久留，果断下令撤出官陡门，梦一般消失在江南迷离的水网，也消失在心急火燎赶来增援的大日本皇军惆怅的视野里。
最兴奋的当然是中国的老百姓。战后，官陡门一带随即传出《四老板是天神》的民谣，至今传唱不衰：
四老板，是天神，一飞飞到官陡门。
黑头鬼子呼呼睡，阎罗殿上已点名。
四老板，是天神。一飞飞到官陡门。
这边唱着凯歌去，那边急煞了小日本。
江南毕竟是江南，除了可恶的日本鬼子和战争，当然还有苦难里的甜蜜生活。
中华民族以致全人类，就是这么石缝里小草般的顽强，从茹毛饮血洪荒远古，走进了西装革履、裙裾飘飘的现代文明。
江南的暮春，自古就有迷人的魅力，不只是风雅文人的最爱，甚至还能化干戈为玉帛。
公元502年（梁朝天监元年），梁朝的江州省长（江州刺史）陈伯之大概想调换一下口味，突然倒戈相向，背叛了梁武帝萧衍，率部渡江北上，投降北魏王朝，得了一大串令人发晕的金光闪闪头衔：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光禄大夫、曲江县侯。
萧衍是一代“神文圣武”的英主，对陈伯之一直解衣推食，恩宠有加，闹不明白怎么就“得罪”陈大将军了，当然很生气。
公元505年（梁朝天监四年），萧衍下令军委主席（太尉）萧宏亲自挂帅，统率帝国的精锐部队浩浩荡荡北伐，第一个目标就是消灭“认贼作父”的陈伯之。
萧宏不愧是大梁皇军总司令，懂得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他来了个先礼后兵，叫文书丘迟给陈伯之写封劝降书。
丘迟又不愧是超一流的江南才子，立即摊开纸笔，惜墨如金地写了几百字，其中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
他是告诉陈伯之，我们江南啊，现在正是暮春三月，到处芳草萋萋，百花争奇斗艳，鸟儿自由飞翔，多美的景色，你是江南人，还不快回来看看老家美丽的春天？
这几句算是击中了陈伯之的软肋。估计他一边看信，一边登高南望遥远的故园，眼泪扑簌簌往下落。然后，他揩干眼泪，大手一挥，都跟我回老家去！
于是，陈伯之将那北魏皇帝老儿给他的一大串闪光头衔丢进垃圾桶，哗啦啦带着部队投降了萧宏，祖国，我的亲娘，我回来了！
一千余年后的1940年，粟裕来到了陈伯之的江南，和陈毅一起组建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暮春时节的一天，一个村庄响起了欢快的鼓乐声，一对新人结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