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一、生平简历
陶行知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原名文睿，后改知行、行知，1891年10月生于安徽歙县一个贫苦家庭。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15年获伊里诺大学政治硕士学位，同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是杜威、孟禄的学生。1917年获该校都市学务总监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
1927年，陶行知积极提倡乡村教育，为改造农村服务，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的小庄创办乡村试验师范学校，为改造我国农村培养人才，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晓庄师范。在这里，陶行知开始提出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
1930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封闭晓庄师范，通缉陶行知，陶行知不得已到日本避难。1931年，他回到上海，提倡普及教育，发起“科学下嫁”运动，编辑《儿童科学丛书》等书刊，为人民大众介绍科普知识。后来在上海大场地区创办山海工学团。
在日本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危难的情形下，陶行知拥护和赞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社会各界民主人士一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他应邀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第七届年会时，还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重托，为国民外交使节，周游亚欧美28国，揭露日本法西斯侵略行径，宣传抗日救国，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
1938年10月，陶行知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次年7月在重庆北碚创办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曾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为人民培养了很多革命战士和专业人才，蜚声中外。育才学校1947年迁校上海，一部分师生在重庆成立分校，新中国成立后改为行知中学。
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陶行知当选为中央常委和教育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倡导民主教育运动和社会大学运动，并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以一名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的姿态，投身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1946年7月，在国民党政府迫害下，猝然病逝，享年55岁。
陶行知一生著作甚多，已合编为《陶行知全集》（6卷）
二、主要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
陶行知怀着改造中国旧教育的强烈愿望，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生活教育”理论就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其基本内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先后创办并且任校长的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等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
对于“生活即教育”，陶行知先生先后有过这样一些解释：1927年在《生活即教育》一文中说：“我们主张生活即教育，要有儿童生活才是儿童的教育，要从成人的残酷里把儿童解放出来”，也就是把《再答操震球之问》中进一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叫教育从书本的到人生的，从狭隘的到广阔的，从字面的到手脑相长的，从耳目的到身心全顾的，”承认一切非正式的东西都在教育的范围以内。1934年，在《生活教育》一文中比较全面的解释是：“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在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到处是生活，即“小大人”从传统的教育中解放出来，是为了反对脱离生活实际的“老八股”、“洋八股”的书本教育，也是为了打倒吃人的传统教育。“到处是教育，整个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把教育与生活融为一体。“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强调终身受教育，把教育的内涵扩大到一切生活和人的一生。同时，陶行知并不是消极地接受生活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是主张积极地改造生活，“我们要用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
“社会即学校”与“生活即教育”是紧密联系的。他在《生活即教育》一文中说：“生活即教育，就是社会即学校。”“从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它，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女受特殊的教育。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
陶行知主张整个社会都是教育的范围，认为“不运用社会力量的教育，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主张冲破隔断学校、社会的高墙。他强调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肯定社会实践是最根本的教育，要求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显得十分可贵。
在晓庄师范，陶行知开始了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最初实践。他设置的学校课程有各种教学做，如“征服自然教学做”（包括科学农业、造林、园艺、环境卫生、基础土木工）、“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包括农村调查、民众教育、合作组织、农民文体活动、筹办中心小学）等。培养目标是：①健康的体魄②农人的身手③科学的头脑④艺术的兴味⑤改造社会的精神。他的招生广告很干脆：“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与学生一起垦荒种地，担水烧饭，同劳动，同生活。学校最早的校舍，都是师生劳动建造的。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中的方法论。他痛感旧教育残害学生，形象地批判在旧教育之下，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提出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并强调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同时“教的法子必须依据学的法子”。到1927发表《教学做合一》一文，正式提出教学做合一理论。此时，陶行知哲学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认识“行是知之始”，应该“以行求知”；教育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把“做”解释成在“劳力上劳心”，还借用墨子的话，把来自自己实践的知识称为“亲知”，认为“亲知”是一切知识的源泉，教和学都应该结合实践来进行。他说：“有三种不同的先生：第一种是教书。拿学生来配书本，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死记，把学生教成书呆子；第二种是教学生。是拿书本来教学生，先生知道多少……教完了就不能教了；第三种是教学生学。把教和学联系起来，先生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学生运用这方法和能力，去适应新环境，解决新问题，离开先生，也能单独做事。”
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理论，强调实践，强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教学中因材施教和启发式，强调教师“教”要和自己的“学”结合以及要研究学生的观点，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大进步，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努力实践他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法。
育才学校创办时，择优录取了有一定特殊才能的六七岁至十五六岁的儿童入学，学校课程设普修课（语文、数学、英语、生产劳动、政治等）、特修课（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绘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教师一律称“指导员”而不称老师。他们指导学员教学做，与学员共教、共学、共做，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如每天早操后，陶行知设计了由同学主讲的“精神早点”，社会组讲中国各党派历史、主张和代表人物；自然组讲某科学家生平和他的创造；文学组讲关于报告文学的研究等，学生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学校还经常聘请专家学者前来讲学，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学生的品位。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两次应邀到育才学校讲学，他惊喜地发现：“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在座谈会上面谈时局，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到军事，了如指掌；能够写出文学创作；能够自编剧本，自己导演；能够自己作曲、作歌；能够写生、速写，能够画出星宿的图谱。”翦对陶行知推崇备至，甚至主张把育才学校所在的“古圣寺”易名为“陶圣寺”。
